霧都孤兒 霧都孤兒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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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許多争論已經随着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但正如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愛德華·勒孔特所指出的，“迄今為止，仍然使我們感到震驚的是作者的一種偏好，即對作品中的人物費金動辄使用渾名‘老猶太’。
”勒孔特在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文學叢書版後記中說：“小說中使用‘老猶太’差不多有三百處。
”這種用法在今天看來的确十分刺眼。
實際上，狄更斯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似乎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在出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版的時候，作者将大量的“老猶太”一語改為“費金”。
勒孔特指出，作者頻頻使用這一渾名與“反猶太主義”扯不上：“‘老猶太’這一稱呼連對其人極度蔑視的賽克斯都沒有用過，隻有作者自己才用（奧立弗）。
”狄更斯在他的自傳中告訴我們，小說中那個讀者皆曰可殺的賊首費金得名于作者少年時代當童工的鞋油作坊裡一位對他十分關照的同伴鮑勃·費金，“他比我年長好幾歲，個兒也高得多。
” 我與《霧都孤兒》的緣分起始于烽火連天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個同齡的朋友借來一本早年出版的《霧都孤兒》，說這是一本講怎樣教小偷的書，不幸的是，小夥子将書名和作者名整個念反了，還錯了兩個字。
其實，曾經留學英國的父親早就和我講過“霧都孤兒”的故事。
這一次，我與《霧都孤兒》擦肩而過。
一九七六年，一位現已移居美國的年輕朋友拿來一本《霧都孤兒》原文版，約定我們倆各譯一半，哪知老兄他還沒開始就打了退堂鼓。
那年夏天，我感到自己真是走到了絕境：父親頭年去世，母親頂着那個年頭最暢銷的産品：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和三頂“反革命”帽子。
暑假我隻領到十二元工資，連每月接濟家裡的五元錢也拿不出。
沒有辦法，隻好躲進《霧都孤兒》了。
接下來的十五個月，我與《霧都孤兒》獨守高樓。
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一個相信，與重慶大學一位同行談起，他也認為決不可能，直到我把全部譯稿送到重大才相信。
我至今想起來還感到惋惜，為了《霧都孤兒》，我甚至錯過了參加普天同慶粉碎“四人幫”的盛大節日。
一九七八年，初稿完成，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系，編輯同志給當時還是一名自學青年的我以極大的鼓勵。
此後，我與《霧都孤兒》的約會一拖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中，和我們這個國家一樣，我的境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十多年教齡，英語專業翻譯教學也搞了十多年，譯了二十多本書。
一九九六年冬，譯林出版社施梓雲先生來電話，社裡同意由我擔任重譯《霧都孤兒》的工作。
能夠國青年時代的一個舊夢，此時的興奮自不待言。
另一個遠非當年可比的條件是，世界進入了信息高速公路時代，我在昔日連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多媒體計算機上浏覽微軟公司的《書架》、《百科全書》，查閱最新版本的《韋伯斯特英語大詞典》，從光盤版《聖經》中查找出處。
我常有一種我自無所不能的豪情。
這次重譯所持原著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文學叢書版，和我二十年前用的略有出入。
在三讀原稿的同時也細細拜讀了《霧都孤兒》七十年代的譯本《奧立弗·退斯特》，這個譯本出自本人心儀多年但素未謀面的榮如德先生筆下。
讀榮先生的譯文，深感原譯為這部世界文學名著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與對照原文讀其他一些名著譯本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翻譯工作，無論中外，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如果說，任何譯作都可能出現瑕疵，那麼已有譯本的瑕疵則隻能歸因于曆史條件的限制。
盡管現在已經到了世紀交替的時期，譯者工作起來依舊極其小心，生怕留下一些不應該留下的遺憾，也就是像傅雷先生說的那樣，“盡量将虱子多捉去一些”，以無愧于這一部傑作，不辜負讀者和出版社的信任。
何文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讀完畢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時至今日，許多争論已經随着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但正如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愛德華·勒孔特所指出的，“迄今為止，仍然使我們感到震驚的是作者的一種偏好，即對作品中的人物費金動辄使用渾名‘老猶太’。
”勒孔特在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文學叢書版後記中說：“小說中使用‘老猶太’差不多有三百處。
”這種用法在今天看來的确十分刺眼。
實際上，狄更斯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似乎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在出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版的時候，作者将大量的“老猶太”一語改為“費金”。
勒孔特指出，作者頻頻使用這一渾名與“反猶太主義”扯不上：“‘老猶太’這一稱呼連對其人極度蔑視的賽克斯都沒有用過，隻有作者自己才用（奧立弗）。
”狄更斯在他的自傳中告訴我們，小說中那個讀者皆曰可殺的賊首費金得名于作者少年時代當童工的鞋油作坊裡一位對他十分關照的同伴鮑勃·費金，“他比我年長好幾歲，個兒也高得多。
” 我與《霧都孤兒》的緣分起始于烽火連天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個同齡的朋友借來一本早年出版的《霧都孤兒》，說這是一本講怎樣教小偷的書，不幸的是，小夥子将書名和作者名整個念反了，還錯了兩個字。
其實，曾經留學英國的父親早就和我講過“霧都孤兒”的故事。
這一次，我與《霧都孤兒》擦肩而過。
一九七六年，一位現已移居美國的年輕朋友拿來一本《霧都孤兒》原文版，約定我們倆各譯一半，哪知老兄他還沒開始就打了退堂鼓。
那年夏天，我感到自己真是走到了絕境：父親頭年去世，母親頂着那個年頭最暢銷的産品：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和三頂“反革命”帽子。
暑假我隻領到十二元工資，連每月接濟家裡的五元錢也拿不出。
沒有辦法，隻好躲進《霧都孤兒》了。
接下來的十五個月，我與《霧都孤兒》獨守高樓。
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一個相信，與重慶大學一位同行談起，他也認為決不可能，直到我把全部譯稿送到重大才相信。
我至今想起來還感到惋惜，為了《霧都孤兒》，我甚至錯過了參加普天同慶粉碎“四人幫”的盛大節日。
一九七八年，初稿完成，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系，編輯同志給當時還是一名自學青年的我以極大的鼓勵。
此後，我與《霧都孤兒》的約會一拖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中，和我們這個國家一樣，我的境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十多年教齡，英語專業翻譯教學也搞了十多年，譯了二十多本書。
一九九六年冬，譯林出版社施梓雲先生來電話，社裡同意由我擔任重譯《霧都孤兒》的工作。
能夠國青年時代的一個舊夢，此時的興奮自不待言。
另一個遠非當年可比的條件是，世界進入了信息高速公路時代，我在昔日連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多媒體計算機上浏覽微軟公司的《書架》、《百科全書》，查閱最新版本的《韋伯斯特英語大詞典》，從光盤版《聖經》中查找出處。
我常有一種我自無所不能的豪情。
這次重譯所持原著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文學叢書版，和我二十年前用的略有出入。
在三讀原稿的同時也細細拜讀了《霧都孤兒》七十年代的譯本《奧立弗·退斯特》，這個譯本出自本人心儀多年但素未謀面的榮如德先生筆下。
讀榮先生的譯文，深感原譯為這部世界文學名著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與對照原文讀其他一些名著譯本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翻譯工作，無論中外，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如果說，任何譯作都可能出現瑕疵，那麼已有譯本的瑕疵則隻能歸因于曆史條件的限制。
盡管現在已經到了世紀交替的時期，譯者工作起來依舊極其小心，生怕留下一些不應該留下的遺憾，也就是像傅雷先生說的那樣，“盡量将虱子多捉去一些”，以無愧于這一部傑作，不辜負讀者和出版社的信任。
何文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讀完畢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