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伊頓歲月：奧威爾之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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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永遠有着瑕疵的小男孩。
——伊頓公學的同代人約翰·威爾克斯 他在學校裡從來沒有非常成功過——讀書不用功，一份獎狀也不曾獲得過——但是，他努力發展适合自己的東西，閱讀了大量的校長在講話中再三反對的書籍，形成了自己對英國聖公會、愛國主義和校友網等等東西的非正統見解…… ——《讓葉蘭繼續飄揚》(1936) 聖誕節後到伊頓公學開學前有一段空閑，埃裡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并于1917年在惠靈頓公學度過春季學期。
雖然惠靈頓公學确如利維先生在《堕落與毀滅》中所說的是一所“重要的學校”，但是，它總有一點兒“苦行僧”似的氛圍。
該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紀中葉創辦的，它與那些像哈羅公學、拉格比公學等地位顯赫的學校幾乎沒有什麼聯系，它的名聲在于它的辦學宗旨是招收“不那麼富有的軍人後代”。
另外一個不為太多人知曉的名聲是在校學習時間短——不超過9周。
埃裡克在這裡度過了春寒料峭的兩個月的光景。
一個後來認識他的朋友與他一起談起該校的情況，得到的印象是，埃裡克覺得該校“過于嚴格艱苦”，即使他經曆過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種種磨難。
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該校的特色是“有一種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見的埃裡克唯一喜歡做的事情是在長長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
然而，埃裡克畢竟還是遵循該校的傳統，并且在25年後建立起惠靈頓公學同學網，對于伊頓的朋友羅伯特(“羅比”)·朗頓——一位年輕的校長，在二戰空襲中不幸遇難——發起的學校改革深感興趣。
奧威爾認為，在朗頓的領導下，惠靈頓公學變得“輕松愉快多了”。
這表現了奧威爾對待傳統的典型态度：保持傳統和改造傳統兩者兼得；這有點像他對待同學網的态度：蔑視它的魅力，但一見到它又立刻意識它的重要性。
而且，惠靈頓的好時光還在日後呢。
埃裡克作為1916年獎學金的獲得者終于要走進伊頓公學了。
複活節［指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是紀念“文明用語複活”的節日——譯者注］過後不久，埃裡克就離開了惠靈頓公學，去了什羅普郡廷克勒頓的祖父家，與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幾天。
從時間順序以及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文明用語夫婦把他們的兒子埃裡克從惠靈頓公學轉入伊頓公學的決定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決策。
伊頓公學是中上層社會人士子女讀書的地方，憑借家長社會地位的關系網，學生更容易從事父輩們的工作，所以，這所學校适合像埃裡克·文明用語這樣的孩子，現在，機會來了，埃裡克和家長毫不猶疑地選擇了伊頓。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第3個年頭，已經過去一多半了，正處于交織停頓狀态。
後來，奧威爾回憶起這段時間，認為它是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的年輕人的戰争熱情銳減而變得冷淡的一段時期。
奧威爾說，年輕的老師上了前線，退休教師被拉出來代替他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差，許多學生對戰争、對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發生的俄國革命也觸動不了他們的神經。
大号的西方戰線地圖貼在圖書館的黑闆上，上面用絲線環繞的圖釘表示進攻和撤退，卻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它；從佛蘭德前線回來的年輕氣盛的軍官發表演說時，人們暮氣沉沉、無動于衷地聽着。
然而，戰争給文明用語一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語放棄了在高爾夫俱樂部裡承擔的職務，擺出一種高貴的、氣勢不凡的愛國主義姿态報名從軍，任一名臨時調任的陸軍中尉(他時年60歲，是英國軍隊裡最老的下級軍官之一)。
他被派往法國，負責駐紮在馬塞利斯的一個馱騾兵站。
文明用語先生在軍隊服役期間，文明用語夫人匆忙撤退至倫敦，在救濟部工作。
女兒瑪喬麗被婦女團體雇傭充當騎馬的信使。
母女倆起初住在鄂爾斯庭院街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裡，後來搬到諾丁山一間較大的房子裡。
當時，兩個年幼一點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學校裡。
他們的聖馬克大道36号的住處被出租給一批批短期房客。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團聚是非常困難的。
而一個實際的結果是，與巴迪康姆一家更親密了。
比方說，1917年聖誕節，埃裡克和阿弗麗爾作為每周每人付1英鎊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語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緻歉道，“我覺得要求你這樣做的确使你勉為其難，但是，這是非常時期，人們被迫不按常規辦事”)，一年以後，又做了同樣的安排。
1917年5月，埃裡克到達伊頓公學。
熱衷于分析伊頓經曆的回憶錄可以充塞整整一書架。
安東尼·鮑威爾在離開伊頓後10年就想準确地傳達這個地方給他最初的印象是什麼，他是一位觀察力敏銳的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伊頓麻痹了他的感受力。
在剛剛到達伊頓的某一天，鮑威爾從書房的窗戶朝外望去，看見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遠遠地從大街的另一端走來，他的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緊貼大腿提着一捆書，後腦勺戴着一頂禮帽，這種禮帽在40年代以前根據社會地位不同是有嚴格講究的，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長褲短以及淺色襪，還有，他的一個肩膀比另外一個肩膀高，膝蓋處微微彎曲，這個形象是典型的“伊頓懶人”的形象。
唯一可以美化這個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
鮑威爾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語，“這是我見到過的最世故練達的人。
”他對伊頓的總體評價是，伊頓提供了“一個上演絢麗短劇的場所，有點調皮淘氣的現實主義氛圍，就像勃魯蓋爾的一幅畫”。
伊頓給鮑威爾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現出來的标準，其次是它冷靜對待“布賴德謝爾德一代人”。
在伊頓，人們不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課桌上，其實遠非這一點，伊頓人把管理整個國家視為個人職責，這就像人們在說“如果你不會講地道的法語，就永遠無法享受巴黎”一樣的清楚，而學校當局一直在默默無言堅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學會文明的行為舉止，英國就會成為不适合
——伊頓公學的同代人約翰·威爾克斯 他在學校裡從來沒有非常成功過——讀書不用功，一份獎狀也不曾獲得過——但是，他努力發展适合自己的東西，閱讀了大量的校長在講話中再三反對的書籍，形成了自己對英國聖公會、愛國主義和校友網等等東西的非正統見解…… ——《讓葉蘭繼續飄揚》(1936) 聖誕節後到伊頓公學開學前有一段空閑，埃裡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并于1917年在惠靈頓公學度過春季學期。
雖然惠靈頓公學确如利維先生在《堕落與毀滅》中所說的是一所“重要的學校”，但是，它總有一點兒“苦行僧”似的氛圍。
該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紀中葉創辦的，它與那些像哈羅公學、拉格比公學等地位顯赫的學校幾乎沒有什麼聯系，它的名聲在于它的辦學宗旨是招收“不那麼富有的軍人後代”。
另外一個不為太多人知曉的名聲是在校學習時間短——不超過9周。
埃裡克在這裡度過了春寒料峭的兩個月的光景。
一個後來認識他的朋友與他一起談起該校的情況，得到的印象是，埃裡克覺得該校“過于嚴格艱苦”，即使他經曆過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種種磨難。
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該校的特色是“有一種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見的埃裡克唯一喜歡做的事情是在長長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
然而，埃裡克畢竟還是遵循該校的傳統，并且在25年後建立起惠靈頓公學同學網，對于伊頓的朋友羅伯特(“羅比”)·朗頓——一位年輕的校長，在二戰空襲中不幸遇難——發起的學校改革深感興趣。
奧威爾認為，在朗頓的領導下，惠靈頓公學變得“輕松愉快多了”。
這表現了奧威爾對待傳統的典型态度：保持傳統和改造傳統兩者兼得；這有點像他對待同學網的态度：蔑視它的魅力，但一見到它又立刻意識它的重要性。
而且，惠靈頓的好時光還在日後呢。
埃裡克作為1916年獎學金的獲得者終于要走進伊頓公學了。
複活節［指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是紀念“文明用語複活”的節日——譯者注］過後不久，埃裡克就離開了惠靈頓公學，去了什羅普郡廷克勒頓的祖父家，與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幾天。
從時間順序以及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文明用語夫婦把他們的兒子埃裡克從惠靈頓公學轉入伊頓公學的決定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決策。
伊頓公學是中上層社會人士子女讀書的地方，憑借家長社會地位的關系網，學生更容易從事父輩們的工作，所以，這所學校适合像埃裡克·文明用語這樣的孩子，現在，機會來了，埃裡克和家長毫不猶疑地選擇了伊頓。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第3個年頭，已經過去一多半了，正處于交織停頓狀态。
後來，奧威爾回憶起這段時間，認為它是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的年輕人的戰争熱情銳減而變得冷淡的一段時期。
奧威爾說，年輕的老師上了前線，退休教師被拉出來代替他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差，許多學生對戰争、對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發生的俄國革命也觸動不了他們的神經。
大号的西方戰線地圖貼在圖書館的黑闆上，上面用絲線環繞的圖釘表示進攻和撤退，卻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它；從佛蘭德前線回來的年輕氣盛的軍官發表演說時，人們暮氣沉沉、無動于衷地聽着。
然而，戰争給文明用語一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語放棄了在高爾夫俱樂部裡承擔的職務，擺出一種高貴的、氣勢不凡的愛國主義姿态報名從軍，任一名臨時調任的陸軍中尉(他時年60歲，是英國軍隊裡最老的下級軍官之一)。
他被派往法國，負責駐紮在馬塞利斯的一個馱騾兵站。
文明用語先生在軍隊服役期間，文明用語夫人匆忙撤退至倫敦，在救濟部工作。
女兒瑪喬麗被婦女團體雇傭充當騎馬的信使。
母女倆起初住在鄂爾斯庭院街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裡，後來搬到諾丁山一間較大的房子裡。
當時，兩個年幼一點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學校裡。
他們的聖馬克大道36号的住處被出租給一批批短期房客。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團聚是非常困難的。
而一個實際的結果是，與巴迪康姆一家更親密了。
比方說，1917年聖誕節，埃裡克和阿弗麗爾作為每周每人付1英鎊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語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緻歉道，“我覺得要求你這樣做的确使你勉為其難，但是，這是非常時期，人們被迫不按常規辦事”)，一年以後，又做了同樣的安排。
1917年5月，埃裡克到達伊頓公學。
熱衷于分析伊頓經曆的回憶錄可以充塞整整一書架。
安東尼·鮑威爾在離開伊頓後10年就想準确地傳達這個地方給他最初的印象是什麼，他是一位觀察力敏銳的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伊頓麻痹了他的感受力。
在剛剛到達伊頓的某一天，鮑威爾從書房的窗戶朝外望去，看見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遠遠地從大街的另一端走來，他的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緊貼大腿提着一捆書，後腦勺戴着一頂禮帽，這種禮帽在40年代以前根據社會地位不同是有嚴格講究的，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長褲短以及淺色襪，還有，他的一個肩膀比另外一個肩膀高，膝蓋處微微彎曲，這個形象是典型的“伊頓懶人”的形象。
唯一可以美化這個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
鮑威爾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語，“這是我見到過的最世故練達的人。
”他對伊頓的總體評價是，伊頓提供了“一個上演絢麗短劇的場所，有點調皮淘氣的現實主義氛圍，就像勃魯蓋爾的一幅畫”。
伊頓給鮑威爾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現出來的标準，其次是它冷靜對待“布賴德謝爾德一代人”。
在伊頓，人們不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課桌上，其實遠非這一點，伊頓人把管理整個國家視為個人職責，這就像人們在說“如果你不會講地道的法語，就永遠無法享受巴黎”一樣的清楚，而學校當局一直在默默無言堅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學會文明的行為舉止，英國就會成為不适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