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關于《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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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在上海續寫小說，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裡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裡，仿佛在挖自己的心。
我寫小說是在戰鬥。
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産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别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
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
但是他在日軍侵占“孤島”後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
沒有能幫忙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内疚。
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
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幹幹淨淨。
他去世時隻有四十歲，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給過婚，也沒有女朋友，隻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
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為蕭珊在那裡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
搖晃的電石燈，凄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多麼鮮明。
小說“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
小說的主要部分，小說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
我的确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小說裡面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
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并不是陌生的，這裡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
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
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小說，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複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場。
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過幾本集子，長期患着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裡，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裡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
他也是一個汪文宣。
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
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
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
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
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
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制度。
這些年我常說，《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
小說在《文藝複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後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
後來出版單行本，我便在後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
意義并未改變。
其實說悲觀絕望隻是一個方面。
我當時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
我雖然為我那種“憂郁感傷的調子”受夠批評，自己也主動作過檢讨，但是我發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制度的死刑。
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
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
奇怪的是隻有在小說日文譯本的書帶上才有人指出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
有一位西德女學生在研究我這本作品準備寫論文，寫信來問我：“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你會不會把幾個主角描寫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麼懦弱的，樹生不那麼嚴肅的，母親不那麼落後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
”過去我已經改了兩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和一九六○年編印《文集》最後兩卷的時候。
我本來想把《寒夜》和《憩園》、《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編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認為這樣做，篇幅過多，不便裝訂，我才決定多編一冊，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寫作中的《談自己的創作》編在一起。
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遲，到一九大二年八月才印出來，印數不過幾千冊。
那個時候文藝界的鬥争很尖銳，又很複雜，我常常感覺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後高高舉着，我不能說我不害怕，我有時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動了感情健忘病又會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
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就是這樣“出籠”①的。
我最這篇發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夠了苦頭，自己也作過多次的檢查。
現在回想那篇發言的内容，不過是講了一些尋常的話，不會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講的超過多少。
我在一九六○年寫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後記》中談到《憩園》和《第四病室》（也附帶談到《寒夜》）時，就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
我甚至說：“有人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為他們憤怒，可是并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
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争過’。
我沒法反駁他。
” 我太小心謹慎了。
為什麼不能反駁呢？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法庭審判一個罪人，有人證物證，有受害者、有死屍，說明被告罪大惡極，最後判處死刑，難道這樣審判并不合法，必須受害者出來把被告亂打一頓、痛罵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爺”三呼萬歲才算正确？我控訴舊社會，宣判舊制度的死刑，作為作家我有這個權利，也有責任。
寫《寒夜》時我就是這樣
後來我在上海續寫小說，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裡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裡，仿佛在挖自己的心。
我寫小說是在戰鬥。
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産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别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
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
但是他在日軍侵占“孤島”後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
沒有能幫忙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内疚。
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
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幹幹淨淨。
他去世時隻有四十歲，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給過婚，也沒有女朋友，隻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
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為蕭珊在那裡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
搖晃的電石燈，凄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多麼鮮明。
小說“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
小說的主要部分，小說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
我的确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小說裡面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
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并不是陌生的，這裡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
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
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小說，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複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場。
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過幾本集子，長期患着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裡，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裡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
他也是一個汪文宣。
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
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
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
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
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
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制度。
這些年我常說，《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
小說在《文藝複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後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
後來出版單行本，我便在後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
意義并未改變。
其實說悲觀絕望隻是一個方面。
我當時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
我雖然為我那種“憂郁感傷的調子”受夠批評，自己也主動作過檢讨，但是我發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制度的死刑。
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
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
奇怪的是隻有在小說日文譯本的書帶上才有人指出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
有一位西德女學生在研究我這本作品準備寫論文，寫信來問我：“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你會不會把幾個主角描寫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麼懦弱的，樹生不那麼嚴肅的，母親不那麼落後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
”過去我已經改了兩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和一九六○年編印《文集》最後兩卷的時候。
我本來想把《寒夜》和《憩園》、《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編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認為這樣做，篇幅過多，不便裝訂，我才決定多編一冊，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寫作中的《談自己的創作》編在一起。
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遲，到一九大二年八月才印出來，印數不過幾千冊。
那個時候文藝界的鬥争很尖銳，又很複雜，我常常感覺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後高高舉着，我不能說我不害怕，我有時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動了感情健忘病又會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
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就是這樣“出籠”①的。
我最這篇發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夠了苦頭，自己也作過多次的檢查。
現在回想那篇發言的内容，不過是講了一些尋常的話，不會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講的超過多少。
我在一九六○年寫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後記》中談到《憩園》和《第四病室》（也附帶談到《寒夜》）時，就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
我甚至說：“有人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為他們憤怒，可是并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
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争過’。
我沒法反駁他。
” 我太小心謹慎了。
為什麼不能反駁呢？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法庭審判一個罪人，有人證物證，有受害者、有死屍，說明被告罪大惡極，最後判處死刑，難道這樣審判并不合法，必須受害者出來把被告亂打一頓、痛罵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爺”三呼萬歲才算正确？我控訴舊社會，宣判舊制度的死刑，作為作家我有這個權利，也有責任。
寫《寒夜》時我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