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關于《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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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裡，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着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
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
家壁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
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裡的經曆。
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小說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
在重慶起初是萬衆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
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
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
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壁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
小說沒有在重慶印出，家壁把紙型帶到上海。
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
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铎在上海創辦《文藝複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小說，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
小說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
他和振铎、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小說隻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複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
因此我決定把下一部小說交給這個刊物。
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裡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
在重慶我并沒有家。
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别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
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隻好将鋪位讓給别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
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
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裡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裡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着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
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習。
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
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
回到小屋裡我象若幹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
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小說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
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
所以我并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辍。
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
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
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
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
《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複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複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
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
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
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
我并沒有同時寫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
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象我因為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
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
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
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裡，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着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
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
家壁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
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裡的經曆。
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小說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
在重慶起初是萬衆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
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
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
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壁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
小說沒有在重慶印出，家壁把紙型帶到上海。
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
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铎在上海創辦《文藝複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小說，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
小說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
他和振铎、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小說隻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複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
因此我決定把下一部小說交給這個刊物。
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裡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
在重慶我并沒有家。
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别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
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隻好将鋪位讓給别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
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
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裡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裡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着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
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習。
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
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
回到小屋裡我象若幹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
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小說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
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
所以我并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辍。
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
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
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
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
《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複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複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
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
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
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
我并沒有同時寫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
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象我因為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
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
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