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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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惠娴的車攤設在瑞金路與延安路的交接處，背後是一塊正在打樁的建築工地，四周圍着雪白的圍牆。
面對着瑞金路的石灰牆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紅黑體字：“安全第一質量第一效益第一節約第一”。
童惠娴的三輪車就停放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面。
各種型号的自行車内外胎挂在三輪車的把手上，而車闆上則是自行車的配件，兩支打氣筒立在樹根的旁邊。
童惠娴的工作寫在一塊木闆上，“修車、補胎、打氣”。
童惠娴的左側是另一個工廠的下崗女工，她在賣報。
她們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說，也不打聽。
她們互稱“大姐”，說一些 閑話，或者為對方換一些零錢。
盡管這樣的生活日複一日，可是她們總認為這樣的日子是短暫的、臨時的。
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從自行車總廠下崗。
她的二兒子正是在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學的。
兒子考取的當天童惠娴就預感到下崗的命運了。
有一得必然會有一失。
生活大體上總是這樣的格局。
童惠娴在總廠做的是裝配工。
多多少少算有些技術，擺個修車鋪子應該能把一張嘴打發過去。
修理自行車無非就是拆下來再裝上去，不算什麼太難的事。
可是童惠娴在決定擺攤之前還是生了一場病，躺了一個星期。
她是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在馬路的邊上做這種事的，拉不下這個臉面。
可是兒子報完到，家裡就全虧空了，看病的錢都擠不出來了。
童惠娴感覺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裡去了，她還是在插隊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裡頭産生過這種感覺的，手和腳全落空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落得到實處。
董惠娴後來“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頭，挂起了“修車、補胎、打氣”的小木牌。
她的第一筆生意碰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了一輛很髒的捷安特山地車，後胎爆了。
童惠娴修好車，認認真真地替小夥子把車子擦回到七成新。
後來小夥子問：“多少錢？”童惠娴低了頭就是說不出口。
小夥子掏出一張十元，很大方地說：“别找了。
”童惠娴沒有接。
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
她望着這張皺巴巴的現鈔，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窩裡頭，一點一點化開來了，往上湧。
一雙眼裡很突然地汪開了兩朵淚。
小夥子把十元現鈔丢在小木凳子上，騎上車，很滿意地吹起了口哨。
吹過來一陣風，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掉在了地上，翻了幾翻。
正過來是十元錢，翻過去還是十元錢。
小夥子走遠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張紙币，眼淚說下來就下來了。
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賊似的。
她童惠娴是誰？混了幾十年了，十塊錢就讓她這樣了。
這一想童惠娴便越發傷心了，拿了一隻很髒的手往臉上捂。
捂不住，兩隻手都沒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
這時候丈夫耿長喜剛從肉聯廠下班回來。
他站在床邊，拉下了臉，說：“告訴我，誰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頭裹住。
耿長喜從鋪闆底下抽出了一把殺豬的點紅刀，到巷口裡頭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來。
耿長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頭櫃上，大聲說：“你說，是誰？”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說：“沒有誰，我自己難受。
”耿長喜放低嗓音問：“真的？”耿長喜收起刀，往外面去，臨出門時回過頭來關照說：“也不要哭得太長了。
” 童惠娴把那張十元錢壓在玻璃台闆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
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麼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裡頭也沒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
童惠娴騎車走在清晨的馬路上，馬路潮濕而又空蕩。
童惠娴長歎了一聲，像是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總結：“唉，人哪。
” 一個星期之後耿長喜才知道老婆在外頭擺攤了。
聽完妻子的訴說，耿長喜沒有說一句話。
第二天一早卻比童惠娴早起了半個小時。
當天晚上耿長喜就笑嘻嘻地問了：“今天生意好吧？”這個混球男人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長喜端了酒盅，開心地說：“上午環衛工人剛一掃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
”童惠娴愣了半天，說：“你怎麼能這樣？”耿長喜不高興了，放酒盅的聲音便不好聽。
他用濃郁的蘇北鄉音說：“為你好！”他梗了脖子說話的樣子活像他當年做支部書記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隊的地方。
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娴來到了這座蘇北鄉村。
是一條水泥船把他們從小縣城分散到各個村莊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頭，心曠而又神怡，迎接他們的除了鄉村鑼鼓隊之外，還有遍地的鵝黃色的菜花。
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鑼鼓聲仿佛不是從鑼鼓裡頭發出來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風中搖曳，兀自發出的驚天動地的鑼鼓聲。
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麼柔嫩的空氣呵，摻雜了植物的氣息、太陽的氣息、水的氣息，以及泥土的氣息。
童惠娴的心情綻放開來了，三四天之内都沒有平複。
童惠娴甚至産生了這樣一種錯覺，她認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
面對着瑞金路的石灰牆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紅黑體字：“安全第一質量第一效益第一節約第一”。
童惠娴的三輪車就停放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面。
各種型号的自行車内外胎挂在三輪車的把手上，而車闆上則是自行車的配件，兩支打氣筒立在樹根的旁邊。
童惠娴的工作寫在一塊木闆上，“修車、補胎、打氣”。
童惠娴的左側是另一個工廠的下崗女工，她在賣報。
她們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說，也不打聽。
她們互稱“大姐”，說一些 閑話，或者為對方換一些零錢。
盡管這樣的生活日複一日，可是她們總認為這樣的日子是短暫的、臨時的。
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從自行車總廠下崗。
她的二兒子正是在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學的。
兒子考取的當天童惠娴就預感到下崗的命運了。
有一得必然會有一失。
生活大體上總是這樣的格局。
童惠娴在總廠做的是裝配工。
多多少少算有些技術，擺個修車鋪子應該能把一張嘴打發過去。
修理自行車無非就是拆下來再裝上去，不算什麼太難的事。
可是童惠娴在決定擺攤之前還是生了一場病，躺了一個星期。
她是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在馬路的邊上做這種事的，拉不下這個臉面。
可是兒子報完到，家裡就全虧空了，看病的錢都擠不出來了。
童惠娴感覺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裡去了，她還是在插隊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裡頭産生過這種感覺的，手和腳全落空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落得到實處。
董惠娴後來“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頭，挂起了“修車、補胎、打氣”的小木牌。
她的第一筆生意碰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了一輛很髒的捷安特山地車，後胎爆了。
童惠娴修好車，認認真真地替小夥子把車子擦回到七成新。
後來小夥子問：“多少錢？”童惠娴低了頭就是說不出口。
小夥子掏出一張十元，很大方地說：“别找了。
”童惠娴沒有接。
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
她望着這張皺巴巴的現鈔，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窩裡頭，一點一點化開來了，往上湧。
一雙眼裡很突然地汪開了兩朵淚。
小夥子把十元現鈔丢在小木凳子上，騎上車，很滿意地吹起了口哨。
吹過來一陣風，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掉在了地上，翻了幾翻。
正過來是十元錢，翻過去還是十元錢。
小夥子走遠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張紙币，眼淚說下來就下來了。
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賊似的。
她童惠娴是誰？混了幾十年了，十塊錢就讓她這樣了。
這一想童惠娴便越發傷心了，拿了一隻很髒的手往臉上捂。
捂不住，兩隻手都沒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
這時候丈夫耿長喜剛從肉聯廠下班回來。
他站在床邊，拉下了臉，說：“告訴我，誰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頭裹住。
耿長喜從鋪闆底下抽出了一把殺豬的點紅刀，到巷口裡頭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來。
耿長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頭櫃上，大聲說：“你說，是誰？”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說：“沒有誰，我自己難受。
”耿長喜放低嗓音問：“真的？”耿長喜收起刀，往外面去，臨出門時回過頭來關照說：“也不要哭得太長了。
” 童惠娴把那張十元錢壓在玻璃台闆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
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麼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裡頭也沒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
童惠娴騎車走在清晨的馬路上，馬路潮濕而又空蕩。
童惠娴長歎了一聲，像是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總結：“唉，人哪。
” 一個星期之後耿長喜才知道老婆在外頭擺攤了。
聽完妻子的訴說，耿長喜沒有說一句話。
第二天一早卻比童惠娴早起了半個小時。
當天晚上耿長喜就笑嘻嘻地問了：“今天生意好吧？”這個混球男人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長喜端了酒盅，開心地說：“上午環衛工人剛一掃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
”童惠娴愣了半天，說：“你怎麼能這樣？”耿長喜不高興了，放酒盅的聲音便不好聽。
他用濃郁的蘇北鄉音說：“為你好！”他梗了脖子說話的樣子活像他當年做支部書記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隊的地方。
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娴來到了這座蘇北鄉村。
是一條水泥船把他們從小縣城分散到各個村莊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頭，心曠而又神怡，迎接他們的除了鄉村鑼鼓隊之外，還有遍地的鵝黃色的菜花。
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鑼鼓聲仿佛不是從鑼鼓裡頭發出來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風中搖曳，兀自發出的驚天動地的鑼鼓聲。
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麼柔嫩的空氣呵，摻雜了植物的氣息、太陽的氣息、水的氣息，以及泥土的氣息。
童惠娴的心情綻放開來了，三四天之内都沒有平複。
童惠娴甚至産生了這樣一種錯覺，她認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