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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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動筆于一九九六年，初版于一九九八年。
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裡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
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
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決定買電腦了。
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裡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
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
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
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
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
我隻相信局部，因為我們隻能在局部裡面生存。
換句話說，隻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
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浃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内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
我們在摩拳擦掌。
為了什麼？其實還沒有想好。
我們隻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麼，趕快做點什麼！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啟示：快來不及了。
多麼的迫切，多麼的憂郁。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
然而我并沒有把自己手裡的筆放下來。
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缪幫助了我。
他對我說：“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
（《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
打聽并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
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
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裡面恰好
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裡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
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
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決定買電腦了。
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裡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
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
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
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
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
我隻相信局部，因為我們隻能在局部裡面生存。
換句話說，隻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
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浃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内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
我們在摩拳擦掌。
為了什麼？其實還沒有想好。
我們隻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麼，趕快做點什麼！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啟示：快來不及了。
多麼的迫切，多麼的憂郁。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
然而我并沒有把自己手裡的筆放下來。
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缪幫助了我。
他對我說：“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
（《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
打聽并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
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
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裡面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