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艾氏911”的王府井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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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艾緒強頭扭了一下，抿了抿嘴。
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艾緒強竟然冷笑了一下。
對于這個死刑結果，艾緒強在宣判後沒有表示是否上訴。
而旁聽的家屬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這個被告人被判死刑。
“他死了，拿什麼賠我們？” 幾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屬對艾緒強被判處極刑的這個結果并不滿意。
“雖然他死了，但是我們并不滿意。
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彌補我們死去的親人。
”劉榮霞說:“從出事以來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裡的老人、孩子以後的生活怎麼辦？現在判他賠100萬，賠1000萬有什麼用？”劉榮霞哽咽着，手裡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經發黃的結婚證。
在法庭上，情緒激動的劉榮霞甚至提出賣掉艾緒強的器官賠償他們的要求，但是，劉榮霞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氣話而已。
宣判結束後，主審法官表示，從現在的情況看，沒有發現艾緒強有什麼可供執行的财産，判賠的100多萬元很可能執行不了，隻能由被害人承擔自己的損失。
按照法律規定，犯罪行為人罪責自負。
對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國家賠償的要求，并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
的确，即便是艾緒強沒有被判處死刑，他也無法賠償，因為艾緒強一無所有，他拿什麼來賠償？難怪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時，艾緒強臉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結束後，艾緒強臉上冷漠的笑容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遺書，正是這份遺書揭示了艾緒強為什麼會犯罪。
他的遺書中這樣寫道：“不可天下人負我……”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看，他的上一句話應該是“甯可我負天下人”。
這種“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我認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終極根源。
誰都不能對不住他艾緒強，但他艾緒強可以随意濫殺無辜，甚至可以對無辜受戮者毫不忏悔、報以冷笑，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
艾緒強在留下遺書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自殺，但“臨死要拉幾個墊背的”。
至于為什麼他想自殺，因其性無能妻子離異時他就想自殺，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資，已經使得這個信奉“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家夥認為所有人都在虧欠他，他所考慮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僅僅是自身的感受。
但就是死，他也要實踐“甯可我負天下人”的人生信條。
艾緒強濫殺無辜，盡管也有社會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個人變态因素，我們不能把社會因素無限放大，來掩蓋艾緒強的心理變态。
至于艾緒強在法庭上的關于犯罪的起因是“為河南人出氣”，或者說“報複社會”，以及被媒體廣泛認可的“仇富心理”，不過是艾緒強的說辭而已。
但是，媒體和社會大衆輕信了艾緒強的這種犯罪動因，所以在對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種“泛社會化”的責任，把一切的罪責統統歸咎于社會，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
我們可以對弱者施以同情，但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惡倒置。
對一個濫殺無辜的惡棍，無論他擺出何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也絲毫不能彌補他的罪惡。
要讓變态殺手不僅為他的惡行遭受法律的懲處，而且還應該讓他們遭到道義上的唾棄。
我們在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對象。
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濫施同情，才使得這些惡棍在地獄邊緣尋找到了那麼一點“道義優勢”。
我們并不否認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們對“弱者的反抗”，從來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
但是這種同情隻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卻被逼迫對那些壓迫者、剝削者進行反抗的人們，而對濫殺無辜、道德淪喪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為個體來說，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黑暗與暴虐，個體都應恪守人性的底線：那就是不助纣為虐，不殘害無辜。
這不是對個體過高的道德訴求，而是個體對自身起碼的要求。
造成艾緒強屠殺無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會，而在于艾緒強自身。
艾緒強是弱勢群體，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人格猥瑣、道德缺失，信奉“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狂徒，正是這種極端的個人恐怖主義，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殺戮。
按理說“黃泉路上人為大”，對一個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該冷嘲熱諷，但是這個人的行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卻引起我的陣陣厭惡，絲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貧窮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與善良無關一樣。
可以說，這個叫艾緒強的人，是一個徹底的流氓無産者，一個變态的反社會分子，一個道德卑猥的惡棍。
他的殘暴，他的濫殺，他對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絲毫沒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證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類和社會。
他的冷笑隻是那種心理極度自卑的流氓無産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種覺得自己殺人夠了本，甚至賺了的冷笑，這種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樣一錢不值。
如果說，艾緒強的行為能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反思的話，那就是無論何時，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線。
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艾緒強竟然冷笑了一下。
對于這個死刑結果，艾緒強在宣判後沒有表示是否上訴。
而旁聽的家屬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這個被告人被判死刑。
“他死了，拿什麼賠我們？” 幾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屬對艾緒強被判處極刑的這個結果并不滿意。
“雖然他死了，但是我們并不滿意。
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彌補我們死去的親人。
”劉榮霞說:“從出事以來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裡的老人、孩子以後的生活怎麼辦？現在判他賠100萬，賠1000萬有什麼用？”劉榮霞哽咽着，手裡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經發黃的結婚證。
在法庭上，情緒激動的劉榮霞甚至提出賣掉艾緒強的器官賠償他們的要求，但是，劉榮霞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氣話而已。
宣判結束後，主審法官表示，從現在的情況看，沒有發現艾緒強有什麼可供執行的财産，判賠的100多萬元很可能執行不了，隻能由被害人承擔自己的損失。
按照法律規定，犯罪行為人罪責自負。
對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國家賠償的要求，并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
的确，即便是艾緒強沒有被判處死刑，他也無法賠償，因為艾緒強一無所有，他拿什麼來賠償？難怪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時，艾緒強臉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結束後，艾緒強臉上冷漠的笑容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遺書，正是這份遺書揭示了艾緒強為什麼會犯罪。
他的遺書中這樣寫道：“不可天下人負我……”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看，他的上一句話應該是“甯可我負天下人”。
這種“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我認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終極根源。
誰都不能對不住他艾緒強，但他艾緒強可以随意濫殺無辜，甚至可以對無辜受戮者毫不忏悔、報以冷笑，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
艾緒強在留下遺書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自殺，但“臨死要拉幾個墊背的”。
至于為什麼他想自殺，因其性無能妻子離異時他就想自殺，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資，已經使得這個信奉“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家夥認為所有人都在虧欠他，他所考慮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僅僅是自身的感受。
但就是死，他也要實踐“甯可我負天下人”的人生信條。
艾緒強濫殺無辜，盡管也有社會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個人變态因素，我們不能把社會因素無限放大，來掩蓋艾緒強的心理變态。
至于艾緒強在法庭上的關于犯罪的起因是“為河南人出氣”，或者說“報複社會”，以及被媒體廣泛認可的“仇富心理”，不過是艾緒強的說辭而已。
但是，媒體和社會大衆輕信了艾緒強的這種犯罪動因，所以在對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種“泛社會化”的責任，把一切的罪責統統歸咎于社會，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
我們可以對弱者施以同情，但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惡倒置。
對一個濫殺無辜的惡棍，無論他擺出何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也絲毫不能彌補他的罪惡。
要讓變态殺手不僅為他的惡行遭受法律的懲處，而且還應該讓他們遭到道義上的唾棄。
我們在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對象。
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濫施同情，才使得這些惡棍在地獄邊緣尋找到了那麼一點“道義優勢”。
我們并不否認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們對“弱者的反抗”，從來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
但是這種同情隻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卻被逼迫對那些壓迫者、剝削者進行反抗的人們，而對濫殺無辜、道德淪喪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為個體來說，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黑暗與暴虐，個體都應恪守人性的底線：那就是不助纣為虐，不殘害無辜。
這不是對個體過高的道德訴求，而是個體對自身起碼的要求。
造成艾緒強屠殺無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會，而在于艾緒強自身。
艾緒強是弱勢群體，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人格猥瑣、道德缺失，信奉“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狂徒，正是這種極端的個人恐怖主義，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殺戮。
按理說“黃泉路上人為大”，對一個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該冷嘲熱諷，但是這個人的行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卻引起我的陣陣厭惡，絲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貧窮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與善良無關一樣。
可以說，這個叫艾緒強的人，是一個徹底的流氓無産者，一個變态的反社會分子，一個道德卑猥的惡棍。
他的殘暴，他的濫殺，他對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絲毫沒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證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類和社會。
他的冷笑隻是那種心理極度自卑的流氓無産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種覺得自己殺人夠了本，甚至賺了的冷笑，這種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樣一錢不值。
如果說，艾緒強的行為能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反思的話，那就是無論何時，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