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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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新聞檢查機關指責我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這本書與西方文學同流合污。

    我的小說觀念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傳統。

    我動搖了現實主義的基礎。

    後來,流亡超過了懷舊,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創造力的再生。

    我用莫裡哀的語言(法語)寫了幾個劇本,後來才取得法國國籍。

    我的作品第一次譯成外文是瑞典語。

     為什麼《靈山》被稱為“東方小說”? 《靈山》被稱為“東方小說”,也許是因為東方戲劇[對這部作品]的影響,凸顯了斯坦尼斯拉夫和布萊希特關于演員重在表演而不重在身份的理論。

    在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劇和歌舞伎裡,中性演員的角色,尤其當男人扮演女人的時候,就是建立在這種[身份]變化之上。

    我寫作時,總是盡可能突出這種戲中戲。

    同時,我覺得重要的首先是叙述。

    通過叙述,應能讓人觸及人的狀況的現實,否則毫無用處。

     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 (文學表現與圖像表現的區别在于]聲音的區别。

    我在傾聽。

    在文學方面,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

    而在繪畫上,筆勢來自身體。

    我作畫時,一邊畫一邊聽音樂。

    一氣呵成。

    其實我同時做的是一件事;戲劇,繪畫獲寫作。

     《一個人的聖經》是怎樣一本書? 曆史和文化是人創造的。

    首先是人,其次是記憶。

    人們所期待和需要的當代遺産,并不是極權所強加的被歪曲的單一記憶,而是更豐富、更生動、更多樣化的記憶。

    個人的記憶和多元的記憶。

    《一個人的聖經》這本書是許多見證中的一種,即“我的”見證。

    人們很難想像[中共]現政權還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

    新聞檢查至今非常嚴格,此外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

    民族主義和共産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

    隻要曆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流亡的寫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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