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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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考慮寫作技巧的運用，而是生吞活剝、盲目模仿，乃至于從寫作的内容和政治思想傾向上，去往西方資産階級的偏見上靠，那樣的“新、奇、怪”，就确實有問題了。
6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基本上以技巧的超階級、超民族為論述的前提，而且緻力于對我國一般作者和讀者還不甚熟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作肯定性的介紹，但論述中還是注意把握形式為内容服務、不能單純耍弄技巧這一原則的，例如在《怪誕與非邏輯》這一節最後，作者嚴肅地指出：“怪誕和非邏輯是理性的産物，是用來創造一種抽象化了的現代藝術形象的有力工具，它們本身并不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但如果盲目追求怪誕，一味崇尚非邏輯的方法，把兩者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宗教來膜拜，聽任下意識的擺布，不知其所雲，則是不可取的。
”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出現的超現實主義文學流派，作者一方面指出：“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語言藝術上給予語言規範的沖擊，對于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産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超現實主義在語言藝術上的試驗促使現代文學發現了語言本身無比豐富的可塑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超現實主義文學)也給語言造成了一種無政府狀态的混亂，一些讀者不明白、作者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胡話也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其實是盲目地追求革新者的一種蒙昧。
一味革新而忘卻了革新的目的，就會落到适得其反的可悲境地。
”進而又總結說：“對語言手段的探索服從于文學創作的目的。
文學服務于人生，服務于社會，不管文學家自己是否認可……倘單純迷戀手段而失去了目标，自然免不了有空虛之感。
”這種分析我以為是比較中肯的。
可惜作者沒有把這種冷靜的分析精神貫串全書。
即便小說技巧本身确實是超階級、超民族可以通用的一種寫作手段吧，讀者也不禁要問：難道所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都是好的寫作手段嗎？都值得掌握和借鑒嗎？統觀全書，這方面的分析是很欠缺的。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要他提供一個準确、全面的答案，但朝這個方面深入探索一下，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或許對讀者将更有益吧。
作者認為小說技巧是超民族的，卻沒有回避文學創作的民族形式這一問題，在《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這一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觀點：“對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民族特色首先在于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的藝術特色……用民族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必然會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帶進作品中去。
作家哪怕再怎樣借鑒外國文學的手法，隻要是用道道地地的中文寫作，就肯
6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基本上以技巧的超階級、超民族為論述的前提，而且緻力于對我國一般作者和讀者還不甚熟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作肯定性的介紹，但論述中還是注意把握形式為内容服務、不能單純耍弄技巧這一原則的，例如在《怪誕與非邏輯》這一節最後，作者嚴肅地指出：“怪誕和非邏輯是理性的産物，是用來創造一種抽象化了的現代藝術形象的有力工具，它們本身并不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但如果盲目追求怪誕，一味崇尚非邏輯的方法，把兩者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宗教來膜拜，聽任下意識的擺布，不知其所雲，則是不可取的。
”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出現的超現實主義文學流派，作者一方面指出：“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語言藝術上給予語言規範的沖擊，對于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産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超現實主義在語言藝術上的試驗促使現代文學發現了語言本身無比豐富的可塑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超現實主義文學)也給語言造成了一種無政府狀态的混亂，一些讀者不明白、作者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胡話也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其實是盲目地追求革新者的一種蒙昧。
一味革新而忘卻了革新的目的，就會落到适得其反的可悲境地。
”進而又總結說：“對語言手段的探索服從于文學創作的目的。
文學服務于人生，服務于社會，不管文學家自己是否認可……倘單純迷戀手段而失去了目标，自然免不了有空虛之感。
”這種分析我以為是比較中肯的。
可惜作者沒有把這種冷靜的分析精神貫串全書。
即便小說技巧本身确實是超階級、超民族可以通用的一種寫作手段吧，讀者也不禁要問：難道所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都是好的寫作手段嗎？都值得掌握和借鑒嗎？統觀全書，這方面的分析是很欠缺的。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要他提供一個準确、全面的答案，但朝這個方面深入探索一下，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或許對讀者将更有益吧。
作者認為小說技巧是超民族的，卻沒有回避文學創作的民族形式這一問題，在《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這一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觀點：“對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民族特色首先在于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的藝術特色……用民族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必然會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帶進作品中去。
作家哪怕再怎樣借鑒外國文學的手法，隻要是用道道地地的中文寫作，就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