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陷害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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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琳南下考察回濱海的當天下午就去了絲織廠。
這十多天，由市紀委、監察局、公安、檢察、工業局、審計局、審計律師事務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對絲織廠進行了全面的審計。
劉琳看了審計報告和專題調查報告後，差點兒把美尼爾綜合症給氣犯了。
從長達二十頁的審計報告上看，劉琳留一下的絲織廠家産是三千萬的固定資産，一千萬流動資金，銀行沒有一分貸款。
1993年開始敗落，客觀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國紡織行業全面滑坡，特别是絲綢制品在國際市場滞銷，出口配額限制，國内市場又疲軟，造成企業“無米下鍋”沒活幹；二是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壓貸，資金回籠又困難，三角債增多，使絲織廠出現市場和資金兩難，形成惡性循環，迫使企業處在停産半停産狀态；三是絲織廠五六十年代的設備陳舊不堪，産品檔次又低，花色品種少，又沒有叫得響品牌，生産成本高于同行，産品市場競争力脆弱；四是企業負擔偏重，全廠共三千多職工，在職職工不到二千人，離退休幹部職工接近一千人，他們工資和醫藥費總額占全廠50％，等于一個人幹活掙的錢要養兩個人。
所以“幹不如不幹，不幹不如搗蛋”，職工沒有積極性；五是改革力度沒有到位。
絲織廠改革先是實行股份制，動員全廠幹部職11參股。
由于職工太窮，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黃了。
接下把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模式搬進廠内，分車間搞承包。
但企業又有一個通病即包盈不包虧，賺了是承包人的，買别墅買轎車包二奶，虧了是國家的。
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廟窮和尚富，甚至把國有企業變成比私營還要私營，國有資産大量流失。
企業哪經得起拆騰。
但從主觀上看，絲織廠班子的腐敗和無能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審計報告上說，1993年銀行貸款一千三百萬，當年虧損四百萬；1994年銀行貸款一千萬，市财政為了扶持絲織廠也拿出無息貸款三百萬，結果當年虧損七百萬；1995年絲織廠臨近倒閉，市裡花錢買穩定，協調各家銀行再貸給八百萬，結果當年再虧八百萬；1996年，絲織廠停産，職工每月發180元生活費，離退休幹部職工工資每月按半個月标準發放。
考慮絲織廠是個無底洞，銀行停止貸款。
下半年開始，廠裡凡是能賣的設備包括廢銅爛鐵都掘地三尺拿去賣了發生活費。
欠了電費被供電公司停了電，欠了水費被水廠停了水，欠環保站垃圾處置費，垃圾成堆，臭氣熏天，無人過問。
夜裡一片漆黑，車間裡長滿荒草，哪像個工廠。
1996年底，市外貿公司為絲織廠攬到了一筆加工十萬條被面的業務，為了支持絲織廠作最後一次掙紮。
市财政拿出三百萬無息貸款，全廠幹部職工集資一百萬作流動資金幫助絲織廠恢複生産。
機器僅轉三個月就停了，其結果是應收款增加了三百萬，市政府等于把錢扔進了别人的腰包。
1997年春節臨近的時候，為了過一個安穩年，市裡又從吃飯财政中摳出一百萬發給停産企業職工，并上門慰問了上百戶特困職工。
黨政機關幹部不發一分獎金，其中給了絲織廠三十萬元。
目前，市絲織廠廠房、土地及無形資産評估二千七百萬元，債權九百萬元，欠銀行貸款三千萬元，欠市财政無息貸款六百萬元，債務六百萬元，尚欠職工生活費三個月計一百二十七萬元。
帳面虧空不計利息七百二十七萬元，實際潛虧已愈千萬元，是嚴重的資不抵債企業。
1993—1997年五年間等于敗了五千萬元，每年虧損一千萬元。
即使對于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來說，也已是天文數字了。
劉琳怎麼也不相信這些阿拉伯數字是真的，但它們一行行排列有序，讓她看去像天方夜譚一樣荒誕。
然而更讓劉琳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審計報告上說，1994年，廠裡借口為穩定中層幹部和技術骨幹，養住企業人才，瞞着職工向市裡提出了廠内辦廠的要求。
得到工業局同意後，在深圳成立了絲織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注冊後，由廠長情婦擔任公司總經理、一級法人代表。
名為廠級領導、中層幹部和工程師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實際上作為該公司股東的股份占有者們沒有出一分股資，而是從絲織廠一次性劃過去公司開辦費三百萬。
1995年在絲織廠頻臨倒閉的艱難時刻，置企業和職工生死而不顧，又劃走三百萬。
近四年來，這家名為股份實為國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實際上成為把國有資産轉入個人腰包的中轉站。
既沒有上交廠裡一分錢利潤，也沒有付給廠裡一分錢利息。
來去飛機、賓館吃注舞廳泡妞、新馬泰旅遊，都拿到廠财務處報銷。
這家辦在深圳的絲織品制造有限公司成為這幫腐敗分子逍遙法外的世外桃園。
1995年，絲織廠為了組建省級企業集團，提高企業知名度，提出一業為主、多業并舉的發展思路，從企業流動資金中抽出兩百萬元把絲織廠門市部兼成品倉庫的場所裝修成夜巴黎娛樂城，集餐廳、卡拉OK、舞廳、室
這十多天，由市紀委、監察局、公安、檢察、工業局、審計局、審計律師事務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對絲織廠進行了全面的審計。
劉琳看了審計報告和專題調查報告後，差點兒把美尼爾綜合症給氣犯了。
從長達二十頁的審計報告上看，劉琳留一下的絲織廠家産是三千萬的固定資産，一千萬流動資金，銀行沒有一分貸款。
1993年開始敗落，客觀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國紡織行業全面滑坡，特别是絲綢制品在國際市場滞銷，出口配額限制，國内市場又疲軟，造成企業“無米下鍋”沒活幹；二是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壓貸，資金回籠又困難，三角債增多，使絲織廠出現市場和資金兩難，形成惡性循環，迫使企業處在停産半停産狀态；三是絲織廠五六十年代的設備陳舊不堪，産品檔次又低，花色品種少，又沒有叫得響品牌，生産成本高于同行，産品市場競争力脆弱；四是企業負擔偏重，全廠共三千多職工，在職職工不到二千人，離退休幹部職工接近一千人，他們工資和醫藥費總額占全廠50％，等于一個人幹活掙的錢要養兩個人。
所以“幹不如不幹，不幹不如搗蛋”，職工沒有積極性；五是改革力度沒有到位。
絲織廠改革先是實行股份制，動員全廠幹部職11參股。
由于職工太窮，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黃了。
接下把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模式搬進廠内，分車間搞承包。
但企業又有一個通病即包盈不包虧，賺了是承包人的，買别墅買轎車包二奶，虧了是國家的。
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廟窮和尚富，甚至把國有企業變成比私營還要私營，國有資産大量流失。
企業哪經得起拆騰。
但從主觀上看，絲織廠班子的腐敗和無能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審計報告上說，1993年銀行貸款一千三百萬，當年虧損四百萬；1994年銀行貸款一千萬，市财政為了扶持絲織廠也拿出無息貸款三百萬，結果當年虧損七百萬；1995年絲織廠臨近倒閉，市裡花錢買穩定，協調各家銀行再貸給八百萬，結果當年再虧八百萬；1996年，絲織廠停産，職工每月發180元生活費，離退休幹部職工工資每月按半個月标準發放。
考慮絲織廠是個無底洞，銀行停止貸款。
下半年開始，廠裡凡是能賣的設備包括廢銅爛鐵都掘地三尺拿去賣了發生活費。
欠了電費被供電公司停了電，欠了水費被水廠停了水，欠環保站垃圾處置費，垃圾成堆，臭氣熏天，無人過問。
夜裡一片漆黑，車間裡長滿荒草，哪像個工廠。
1996年底，市外貿公司為絲織廠攬到了一筆加工十萬條被面的業務，為了支持絲織廠作最後一次掙紮。
市财政拿出三百萬無息貸款，全廠幹部職工集資一百萬作流動資金幫助絲織廠恢複生産。
機器僅轉三個月就停了，其結果是應收款增加了三百萬，市政府等于把錢扔進了别人的腰包。
1997年春節臨近的時候，為了過一個安穩年，市裡又從吃飯财政中摳出一百萬發給停産企業職工，并上門慰問了上百戶特困職工。
黨政機關幹部不發一分獎金，其中給了絲織廠三十萬元。
目前，市絲織廠廠房、土地及無形資産評估二千七百萬元，債權九百萬元，欠銀行貸款三千萬元，欠市财政無息貸款六百萬元，債務六百萬元，尚欠職工生活費三個月計一百二十七萬元。
帳面虧空不計利息七百二十七萬元，實際潛虧已愈千萬元，是嚴重的資不抵債企業。
1993—1997年五年間等于敗了五千萬元，每年虧損一千萬元。
即使對于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來說，也已是天文數字了。
劉琳怎麼也不相信這些阿拉伯數字是真的，但它們一行行排列有序，讓她看去像天方夜譚一樣荒誕。
然而更讓劉琳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審計報告上說，1994年，廠裡借口為穩定中層幹部和技術骨幹，養住企業人才，瞞着職工向市裡提出了廠内辦廠的要求。
得到工業局同意後，在深圳成立了絲織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注冊後，由廠長情婦擔任公司總經理、一級法人代表。
名為廠級領導、中層幹部和工程師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實際上作為該公司股東的股份占有者們沒有出一分股資，而是從絲織廠一次性劃過去公司開辦費三百萬。
1995年在絲織廠頻臨倒閉的艱難時刻，置企業和職工生死而不顧，又劃走三百萬。
近四年來，這家名為股份實為國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實際上成為把國有資産轉入個人腰包的中轉站。
既沒有上交廠裡一分錢利潤，也沒有付給廠裡一分錢利息。
來去飛機、賓館吃注舞廳泡妞、新馬泰旅遊，都拿到廠财務處報銷。
這家辦在深圳的絲織品制造有限公司成為這幫腐敗分子逍遙法外的世外桃園。
1995年，絲織廠為了組建省級企業集團，提高企業知名度，提出一業為主、多業并舉的發展思路，從企業流動資金中抽出兩百萬元把絲織廠門市部兼成品倉庫的場所裝修成夜巴黎娛樂城，集餐廳、卡拉OK、舞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