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在主要方向上 第一章 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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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們以後還能不能再見面……
第43團一邊掩護旅的主力，一邊從普烏土斯克向維什庫夫市撤退。
該市是公路的重要樞紐。
不出所料，該市已被從南面來的敵人占領。
我們已經看到，波蘭白軍正嚴陣以待，準備迎擊我團。
當我們确信，敵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對付我團之後，我們決定不去攻打維什庫夫。
我們隻以戰鬥警戒部隊對敵人進行象征性的射擊，全團則緩慢地擺開似乎準備沖擊的架勢，足足用去幾個小時。
當我估計我們旅的主力已完全脫離敵人後，就率領部隊陡然向北挺進。
此時天色漸暗，全團向東運動一路通行無阻。
這天晚上，我們隻好在林中過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線就顯得更短了。
當朝霞出現在天際時，我們繼續向東進發，期望盡快擺脫被合圍的危險。
但是到了第三天，我們發覺，敵人正追蹤而來。
快到烏多辛村時，據偵察隊報告，敵人已截斷我軍退路，并在該居民點北面的林邊占領防禦。
在我後方還有波蘭白軍追擊。
我們被合圍了。
由于後方有敵人迫近，我團已無法展開，并投入攻擊。
在這種時刻，我這個剛剛年滿20歲的團長，在前天才将負傷的政委送往後方，就必須一個人作出關系到許多人生命的決定。
敵我兵力相差異常懸殊。
拖延時間則有利于敵人，猶豫不決将把托付給我的這批人馬帶上絕路。
我信賴我們的紅軍戰士和指揮員，他們将會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但這不是出路。
我們最終将被消滅。
我決定铤而走險。
雖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揮員集合到一塊兒，向他們宣布了我的計劃。
我将帶領2名通信員去敵人那邊，就說我們要投降。
我團的各連由連長帶領，槍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們後面。
在我與敵人進行投降談判時，各分隊應盡量靠近敵人。
當我揮動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時，各分隊應立刻高喊“烏拉！” 投入沖擊。
這個計劃是十分冒險的。
等到把這個計劃通知到每個戰士之後，我帶着2名通信員已走出小樹林。
兩個通信員打着白旗，高高地舉地頭上，我揮動着帽子。
走了約一百米，我回過頭去，看到戰士們不成任何隊形，三、五成群地走着。
指揮員走在前面。
但是，我們畢竟還是擔心敵人會因距離遠而開火。
因此，我們向前急趕了300來米，以便讓敵人更清楚地看到我們。
當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孤注一擲時，我的心境是難以形容的。
如果計劃破産，敵人是不會寬恕我們任何一個人的。
我們已來到敵人面前大約20步遠的地方。
從灌木林和莊稼的後面，有數十支步槍的槍口指向我們。
有兩名波蘭軍官迎面從掩蔽處走出來。
我停下後，對他們喊道：“先生們，我投降！”并将手槍扔到地上。
通信員也開始從肩取下步槍。
（當然，我們還有武器：在我的馬鞍右邊的皮囊裡有一支手槍，左邊的皮囊裡有兩枚英國式手榴彈，通信員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彈）。
敵人的軍官看到我把手槍扔到地上，決定向我們走近些。
看來，暫時一切都還順利。
其中一個用純正的俄國話問我是什麼人。
我的回答正确無誤：第43團團長。
我決定講真話，因為我懷疑敵人可能已知道，他們要碰到的是哪個部隊。
那個軍官又問，為什麼向前走來的士兵還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說：“為什麼要把槍扔到田地裡呢？讓他們走過來把槍疊放好不是更好嗎。
”我回頭看了一眼自己人。
我看到各連已不是成幫結夥，而接近于排成戰鬥隊形在行進了。
他們離還有300—400步的距離了。
敵人的這兩個軍官看到這種隊形，都緊張起來。
一再要我向士兵們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對他們一笑，說道：“怎麼？先生們，害怕了嗎？你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的步槍處于戰鬥狀态，讓他們走近些，我就下令。
”我看到，敵人的軍官們神經已高度緊張，因為紅軍戰士離我隻剩150—200步的距離。
我就對軍官們說：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軍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這一瞬間，我聽到了震耳欲聾的“烏拉！”聲。
紅軍戰士盡管很疲勞，但他們勇猛地向前沖刺，就是運動員看到這個情景也會羨慕。
而當時的戰鬥隊形，也并非每次校閱時都能做到這樣合乎要求。
軍官們掉頭就跑，士兵們跟在他們的後面逃竄。
當時的場面實在激動人心。
使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沖出了合圍。
在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基到布羅克鎮的公路上，我們與第44團會合了。
我從團長尼古拉·尼洛維奇處得知：他與旅和師的聯系都中斷了，而半小時前，他從第45團團長車爾尼雪夫處得到消息說，第45團正從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向東撤退。
據他掌握的情報，敵人已經在我後方占領了紮姆布魯夫公路樞紐和奇若夫火車站。
這樣我們兩個團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如何行動。
因為根據目前的情況判斷，我們已經處于戰役合圍之中。
當然，目前敵人還未向我們逼近。
我們在布羅克鎮和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基之間的樹林中，召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
首先決定選出一個總指揮員。
當時決定把指揮這兩個團的任務交給了我。
我們拟定了一個突圍計劃。
我們的突圍路線是由西向東，其南側是比亞威斯托克——華沙鐵路，北側是比亞威斯托克——紮姆布魯夫——維什庫夫公路幹線，在一個15—20公裡寬的地帶内。
我們認為，在這地帶内，敵人不可能組成綿亘的防禦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鐘，隻能使合圍圈縮得更緊。
必須果斷地作出決定，并盡快地傳達給部隊。
我們不想與敵人糾纏，隻想盡量迂回過去。
在沒有道路的田野裡（這裡大片的莊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進，無論是人還是馬匹都十分困難。
特别是有一半的紅軍戰士還赤着腳。
盡管如此，在8月20日淩晨，我們還是接近了紮姆布魯夫至奇若夫的公路。
在距離公路約2公裡的地方，兩個團停下來休息。
我們向公路線派出了騎兵偵察隊。
我站在一間草房的屋頂上注視着偵察隊的行動。
我生氣地發現，偵察隊非常緩慢地向前走着，他們在灌木叢和樹林後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麼。
在我看來這樣的行動無異于貪生怕死。
我對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備馬！”就從房頂上爬下來，跳上馬朝偵察員奔去。
由于偵察員的躊躇不前，我甚為惱怒，以緻完成忘記了危險，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敵人的機槍開始哒哒地掃射，又響起了步槍的齊射聲。
子彈像一窩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響。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擊。
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陣發黑……我不願相信我會被打死或被俘，因為馬正馱着我飛奔。
但是，我的馬突然顫抖起來，步伐也亂了。
如果馬也受了傷，那一切都完。
果然，過了2、3秒鐘之後，它在急馳中倒在路上。
我象馬戲演員一樣，從馬的頭部飛過，雙腳落到了地上。
左手像藤蔓一樣晃來晃去。
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遠鏡皮帶的下面。
我已跑不動了，我搖搖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隊的方向走去。
我口渴難忍，看到小溝裡有一窪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來。
這時，通信員騎着馬趕到我面前。
我好容易才爬到馬上，急速地朝團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幾次昏了過去。
終于來到我們的部隊。
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馬，安置到馬車上。
這裡不但沒有醫生，就連一個衛生指導員也沒有。
從袖子裡滲出的血沾滿了軍服上衣和褲子。
沒過多久，我過去的副官伊萬·納紮爾金來到我身邊，他決定給我包紮。
但是，當他們試圖脫掉我的上衣時，我疼得大叫起來。
這時，納紮爾金拿來剪刀，把上衣和襯衣的袖子完全剪開。
我看見了傷口，長約8厘米，寬約5厘米。
被擊碎的肱骨從傷口中露了出來。
為了盡量忍住包紮時（用了好幾個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頭發，這樣我覺得好一些。
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還在後頭。
當馬車一走動，我甚至似乎聽到了傷口裡的折斷了的骨頭在吱吱作響。
我們蓄意在樹林裡和田野上行進，繞開居民點，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軍。
我曾昏迷過去，也可能睡着了。
黎明時，我們的隊伍在緬熱甯居民點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驚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時，在比亞威斯托克至華沙這一條用沙礫鋪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卻幾乎完全沒有來往車輛及行人。
這就是說，東面公路的某個地段已被敵人截斷。
我命令護送我的騎兵偵察員們到當地居民那裡了解一下關于比亞威斯托克的情況。
幾分鐘以後，他們回來報告說：居民反映，該市已被敵人占領。
我身上帶着一張地形圖，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條經過奧索韋茨要塞向東去的道路。
但是，我站不起來，無法測定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這時，偵察員把一個波蘭公民帶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軍動員來搞運輸的。
他把自己的大車不知扔到什麼地方了，現在正往家走。
他是從比亞威斯托克來的，我立即問他： “現在什麼人占領着比亞威斯托克？” “波蘭人。
那兒正在打大仗。
”農民回答後就趕路走了。
當我們來到一個交叉路口時，天已經亮了。
路上站着幾個婦女。
看見我時，她們都哭了起來。
我知道，這是由于我這副模樣十分可憐：青灰色的面孔、蓬亂的頭發、渾身沾滿血污。
她們告訴我，在比亞威斯托克方向，離這兒不遠的地方，不久前還聽到槍聲。
我要她們給我指出那條是通向奧索維茨的路。
她們都沉默不語，顯然是相互間有顧慮。
但是，其中一名婦女，還是不易為人察覺地點了點頭，給我們指了路。
我們除了相信這個婦女之外，别無它法。
于是，我命令馭手繼續向前走。
過了約一個半小時，我聽到前面有射擊聲。
看來，經奧索維茨向東撤退到自己部隊的最後一條路已被切斷了。
斟酌了一下情況，我命令馭手不惜馬匹疲勞，盡快趕到特科欽村和納雷夫河上的大橋。
我用受傷的手攥着手槍時，痛得難受，右手又緊抓頭發。
馭手甩響了鞭子抽打馬匹。
馬車的劇烈颠簸給我帶來的痛苦簡直難以形容……突然，我聽到護送我的偵察員們高興地大喊起來：“我們的人！我們的人！”過了一陣，騎兵偵察隊長菲利普·古裡亞諾夫騎馬來到我跟前，他後面跟着桑尼科夫·亞庫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戰友，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遇時的喜悅是難以描述的。
傍晚，我們平安地到達戈尼奧茲市。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旅醫院。
醫院的醫生十分熟練地為我進行了包紮，胳膊下放了夾闆，傷口也清洗幹淨。
第二天，利用旅的運輸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羅德諾。
現在，撤退過了涅曼河之後，可以認為，我們已經突破了敵人的合圍圈。
那是1920年在波蘭土地上發生的事了。
而現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領近衛第8集團軍的部隊，率領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參加者們，來到波蘭的土地上，為的是使兄弟的波蘭人民擺脫希特勒的壓迫。
白俄羅斯方面軍左翼突擊群，已經在其突破地帶全線越過了蘇聯與波蘭的國境線。
這個行動導緻了一系列最重大的曆史決定的産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蘭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在波蘭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衆論壇》報上（該報于7月23日在海烏姆出版）頒布了一項命令。
命令宣布成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
批準為該委員會委員的有：愛德瓦爾德·鮑列斯瓦夫·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傑伊·維托斯（副主席兼農業和土地改革部部長）、萬達·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準任命米哈伊爾·羅利亞—日梅爾斯基上将為國防部長；批準任命濟格蒙德·别林格将軍為國防部副部長。
波蘭工人黨在組建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員會發表了一項宣言。
宣言對政治時局和波蘭人民所經曆的事件作了評述，闡明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制定各項決議的意義。
宣言着重指出，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是由波蘭人民的最廣大階層、農民黨、以及其它各民主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機構，它承認波蘭人在國外的一些組織——波蘭愛國者同盟和在蘇聯組建的波蘭軍隊。
宣言揭露了在倫敦的流氓政府，對其旨在分裂波蘭人民的政治活動作了一針見血的抨擊。
根據特别法令組建了波蘭軍隊。
編入波蘭軍隊的有波蘭第一集團軍和柳多夫的隊伍。
前者曾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左翼的編成内與蘇聯紅軍并肩作戰。
後者聯合了波蘭領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遊擊部隊。
在那難忘的日子裡，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要求我們迅猛地發展進攻。
政治形勢和波蘭人民的利益迫使我們這樣做。
7月21日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員蘇聯元帥H· H·羅科索夫斯基來到我們的指揮所。
他費了一些周折才到達這裡，因為集團軍指揮所在這段時間内已向前推進了很遠。
聽取了有關進攻的發展過程的彙報後，元帥肯定了近衛軍人的出色行動，并當即決定馬上将坦克第2集團軍投入突破口。
該集團軍受領的任務是向盧布林、登布林、普拉加（華沙近郊）方向挺進，以便迂回敵軍集團，并切斷敵向西撤退之路。
為了将坦克渡過河去，架設了3座60噸的大橋（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架設了兩座30噸和兩座16噸的橋梁）。
盡管道路擁擠，但是架設舟橋的縱列還是尾随戰鬥部隊向前推進，從而使舟橋得以迅速地架設起來。
當我步兵部隊繼續戰鬥、向西挺進時，坦克部隊渡過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趕過我步兵部隊，急速地駛向盧布林。
我緊緊握住容光煥發的C·A·波格丹諾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證，第8集團軍的步兵決不落在坦克兵後面。
次日，坦克第2集團軍與近衛步兵第28軍一起，包圍了盧布林市，并與該城守備部隊展開戰鬥。
7月23日，我到達被圍城市的郊區，從近衛步兵第28軍軍長A·A·雷若夫将軍處得知，波格丹諾夫負了傷。
他乘裝甲輸送車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進時，被德國狙擊手的子彈擊中。
他的肱骨被擊碎。
波格丹諾夫總是出現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這對我來說并不感到意外。
他的個性是：“必須親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戰場上指揮部隊，而不是在深遠後方。
我不責備波格丹諾夫。
一個指揮員，隻有摸到戰鬥的脈搏，才能正确地判斷情況，特别是在高度機動性的現代戰争中，尤其是這樣。
誠然，有時也要冒險，但這樣做卻保全了更多戰士的生命，從而使犧牲得到補償，使成功所付出的鮮血要少些。
應該考慮到指揮員在戰鬥中行動的巨大精神意義。
在最緊張的時刻，如果戰士們看到指揮員就在身旁，就會充滿必勝的信念。
戰士們愛戴這樣的指揮員，準備以自己的胸膛掩護他，并會跟他赴湯蹈火。
因為，戰士們看到：指揮員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
我在盧布林北部的集團軍醫院裡找到了謝苗·伊裡奇。
當時正準備把他送往後方。
我問： “謝苗，感覺怎麼樣？” 他忍着巨痛，開心地回答道： “不要緊，瓦夏①。
不久我就會回來的。
我們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愛稱。
——譯注。
兩個月後，他果真回來了，我們又共同向奧得河、爾後向柏林前進。
……我現在來談談那些講起來令人心情沉重的事。
我原以為，關于法西斯罪惡行徑再沒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見過的更能夠使我驚訝的了！因為我見過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戰鬥；烏克蘭的被燒毀和被破壞的城市和村莊；德國士兵被投入這場毫無理性的大屠殺，他們的屍體堆積如山。
還有什麼比對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軍隊所犯下的罪行更為可怕的呢？而事實證明，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我們的部隊在盧布林東南郊解放了馬伊達内克集中營的囚犯。
現在，每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感興趣的人，都知道“馬伊達内克”這個詞。
而當時這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地名。
這個名字早在紐倫堡公開審判法西斯罪犯之前還沒有轟動全世界。
死亡集中營……不是集中營，而是殺人的工廠！它是用現代化的工程技術裝備組建起來的。
法西斯分子利用這個工廠在殺人方面達到極精巧的程度。
現在在很多文獻中均已詳細地記述了所有的細節，我就不再重複這些。
但是，坦率地說，當别人把集中營的情況告訴我，當我看到我們的軍官拍攝的照片後，我沒有到那個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顫。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焚屍爐中被燒成灰燼。
幾百萬啊！男女老少一個也不放過！他們把人挂在鈎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氣熏死…… 當蘇聯軍人将要進入德國領土時，聽到看到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縛他們的手腳呢？ 的确，集團軍的指揮人員、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員的任務變得異常複雜。
他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進行勸導、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很多戰士的家庭成員被殺光，有些人可能就在這些焚屍爐裡被焚燒，這又如何對他們作解釋，又如何進行工作呢？我們擔心：從現在開始，誰也不會抓活的俘虜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憤怒，精神上的強者不是單純地為了複仇，而是為了正義！ 解放馬伊達内克後的第二天，一個被俘的德國軍官被帶到我這裡。
他是被近衛步兵第88師一個機槍班長尤希姆·列梅紐克上士俘虜的。
這個軍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年，戰争剛爆發，尤希姆就上了前線。
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故鄉。
他在伏爾加河地區作過戰。
參加過多次戰鬥。
從列兵成長為上士。
因作戰英勇曾4次榮獲政府的最高獎賞：紅星勳章、榮譽勳章、“勇敢”獎章和“保衛斯大林格勒”獎章。
在戰鬥間隙休息時，他常常對戰友們說： “快到我家鄉啦，到時候一定請你們去作客。
我家裡有妻子娅琳卡、女兒奧克桑娜，父母也在。
我們那裡景色可美啦，有養蜂場、樹林，周圍是一片開闊的原野。
” 結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隊果真來到他的家鄉。
連隊開始了奪取村莊的戰鬥。
尤希姆第一個沖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
可是庭院已不複存在，農舍也沒有了，隻剩下一片廢墟。
果園已被燒光，隻有一棵老蘋果樹還留在那兒，父親被吊死在樹上，母親也被打死在樹旁。
一個躲在地窖裡僥幸生存下來的女鄰居告訴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兒奧克桑娜被法西分子帶走了。
戰士們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後，發誓要為他全家報仇。
從那天起，尤希姆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變得嚴酷無情，甚至不能聽到“法西斯”這個詞。
而現在這位戰士卻帶來一個俘虜，還是活着，不過連用個指頭碰他一下也沒有。
…… 強渡布格河和解放盧布林标志着戰役第一階斷段的結束。
這次戰役開始于7月18日。
在6天之内，近衛第8集團軍邊戰鬥邊推進了約180公裡，強渡了西布格河、維普希河，并于7月24日清晨前，前出至帕爾切夫、菲爾列伊、克緬卡、彼得羅夫察、斯塔辛、格盧斯克、皮亞斯基一線。
近衛步兵第4軍的先遣部隊，緊随坦克第2集團軍之後進攻，已前出至維斯瓦河，并奪取了普瓦維和登布林。
近衛步兵第28軍在盧布林周圍占領了防禦。
我軍的友鄰部隊也順利地向前推進：第47集團軍已前出至洛馬濟、科馬魯夫卡、沃亨一線；第69集團軍解放了赫爾姆市。
近衛第8集團軍根據方面軍的命令在已占領的地區内停留了一晝夜，任務是讓炮兵和後勤部隊跟上來，并補充油料和彈藥儲備。
由于坦克第2集團軍和近衛第8集團軍已前出至維斯瓦河，德軍“中央”集團軍和“北烏克蘭”集團軍之間的聯系和協同動作都被破壞了。
在北部的我友鄰部隊的行動，坦克第11軍和近衛騎兵第2軍占領了帕爾切夫和拉德曾兩地，使敵軍布列斯特集團的作戰态勢急劇地惡化。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是：強渡維斯瓦河。
該市是公路的重要樞紐。
不出所料，該市已被從南面來的敵人占領。
我們已經看到，波蘭白軍正嚴陣以待，準備迎擊我團。
當我們确信，敵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對付我團之後，我們決定不去攻打維什庫夫。
我們隻以戰鬥警戒部隊對敵人進行象征性的射擊，全團則緩慢地擺開似乎準備沖擊的架勢，足足用去幾個小時。
當我估計我們旅的主力已完全脫離敵人後，就率領部隊陡然向北挺進。
此時天色漸暗，全團向東運動一路通行無阻。
這天晚上，我們隻好在林中過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線就顯得更短了。
當朝霞出現在天際時，我們繼續向東進發，期望盡快擺脫被合圍的危險。
但是到了第三天，我們發覺，敵人正追蹤而來。
快到烏多辛村時，據偵察隊報告，敵人已截斷我軍退路，并在該居民點北面的林邊占領防禦。
在我後方還有波蘭白軍追擊。
我們被合圍了。
由于後方有敵人迫近，我團已無法展開，并投入攻擊。
在這種時刻，我這個剛剛年滿20歲的團長，在前天才将負傷的政委送往後方，就必須一個人作出關系到許多人生命的決定。
敵我兵力相差異常懸殊。
拖延時間則有利于敵人，猶豫不決将把托付給我的這批人馬帶上絕路。
我信賴我們的紅軍戰士和指揮員，他們将會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但這不是出路。
我們最終将被消滅。
我決定铤而走險。
雖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揮員集合到一塊兒，向他們宣布了我的計劃。
我将帶領2名通信員去敵人那邊，就說我們要投降。
我團的各連由連長帶領，槍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們後面。
在我與敵人進行投降談判時，各分隊應盡量靠近敵人。
當我揮動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時，各分隊應立刻高喊“烏拉！” 投入沖擊。
這個計劃是十分冒險的。
等到把這個計劃通知到每個戰士之後，我帶着2名通信員已走出小樹林。
兩個通信員打着白旗，高高地舉地頭上，我揮動着帽子。
走了約一百米，我回過頭去，看到戰士們不成任何隊形，三、五成群地走着。
指揮員走在前面。
但是，我們畢竟還是擔心敵人會因距離遠而開火。
因此，我們向前急趕了300來米，以便讓敵人更清楚地看到我們。
當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孤注一擲時，我的心境是難以形容的。
如果計劃破産，敵人是不會寬恕我們任何一個人的。
我們已來到敵人面前大約20步遠的地方。
從灌木林和莊稼的後面，有數十支步槍的槍口指向我們。
有兩名波蘭軍官迎面從掩蔽處走出來。
我停下後，對他們喊道：“先生們，我投降！”并将手槍扔到地上。
通信員也開始從肩取下步槍。
（當然，我們還有武器：在我的馬鞍右邊的皮囊裡有一支手槍，左邊的皮囊裡有兩枚英國式手榴彈，通信員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彈）。
敵人的軍官看到我把手槍扔到地上，決定向我們走近些。
看來，暫時一切都還順利。
其中一個用純正的俄國話問我是什麼人。
我的回答正确無誤：第43團團長。
我決定講真話，因為我懷疑敵人可能已知道，他們要碰到的是哪個部隊。
那個軍官又問，為什麼向前走來的士兵還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說：“為什麼要把槍扔到田地裡呢？讓他們走過來把槍疊放好不是更好嗎。
”我回頭看了一眼自己人。
我看到各連已不是成幫結夥，而接近于排成戰鬥隊形在行進了。
他們離還有300—400步的距離了。
敵人的這兩個軍官看到這種隊形，都緊張起來。
一再要我向士兵們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對他們一笑，說道：“怎麼？先生們，害怕了嗎？你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的步槍處于戰鬥狀态，讓他們走近些，我就下令。
”我看到，敵人的軍官們神經已高度緊張，因為紅軍戰士離我隻剩150—200步的距離。
我就對軍官們說：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軍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這一瞬間，我聽到了震耳欲聾的“烏拉！”聲。
紅軍戰士盡管很疲勞，但他們勇猛地向前沖刺，就是運動員看到這個情景也會羨慕。
而當時的戰鬥隊形，也并非每次校閱時都能做到這樣合乎要求。
軍官們掉頭就跑，士兵們跟在他們的後面逃竄。
當時的場面實在激動人心。
使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沖出了合圍。
在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基到布羅克鎮的公路上，我們與第44團會合了。
我從團長尼古拉·尼洛維奇處得知：他與旅和師的聯系都中斷了，而半小時前，他從第45團團長車爾尼雪夫處得到消息說，第45團正從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向東撤退。
據他掌握的情報，敵人已經在我後方占領了紮姆布魯夫公路樞紐和奇若夫火車站。
這樣我們兩個團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如何行動。
因為根據目前的情況判斷，我們已經處于戰役合圍之中。
當然，目前敵人還未向我們逼近。
我們在布羅克鎮和奧斯特魯夫——馬佐韋茨基之間的樹林中，召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
首先決定選出一個總指揮員。
當時決定把指揮這兩個團的任務交給了我。
我們拟定了一個突圍計劃。
我們的突圍路線是由西向東，其南側是比亞威斯托克——華沙鐵路，北側是比亞威斯托克——紮姆布魯夫——維什庫夫公路幹線，在一個15—20公裡寬的地帶内。
我們認為，在這地帶内，敵人不可能組成綿亘的防禦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鐘，隻能使合圍圈縮得更緊。
必須果斷地作出決定，并盡快地傳達給部隊。
我們不想與敵人糾纏，隻想盡量迂回過去。
在沒有道路的田野裡（這裡大片的莊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進，無論是人還是馬匹都十分困難。
特别是有一半的紅軍戰士還赤着腳。
盡管如此，在8月20日淩晨，我們還是接近了紮姆布魯夫至奇若夫的公路。
在距離公路約2公裡的地方，兩個團停下來休息。
我們向公路線派出了騎兵偵察隊。
我站在一間草房的屋頂上注視着偵察隊的行動。
我生氣地發現，偵察隊非常緩慢地向前走着，他們在灌木叢和樹林後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麼。
在我看來這樣的行動無異于貪生怕死。
我對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備馬！”就從房頂上爬下來，跳上馬朝偵察員奔去。
由于偵察員的躊躇不前，我甚為惱怒，以緻完成忘記了危險，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敵人的機槍開始哒哒地掃射，又響起了步槍的齊射聲。
子彈像一窩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響。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擊。
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陣發黑……我不願相信我會被打死或被俘，因為馬正馱着我飛奔。
但是，我的馬突然顫抖起來，步伐也亂了。
如果馬也受了傷，那一切都完。
果然，過了2、3秒鐘之後，它在急馳中倒在路上。
我象馬戲演員一樣，從馬的頭部飛過，雙腳落到了地上。
左手像藤蔓一樣晃來晃去。
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遠鏡皮帶的下面。
我已跑不動了，我搖搖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隊的方向走去。
我口渴難忍，看到小溝裡有一窪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來。
這時，通信員騎着馬趕到我面前。
我好容易才爬到馬上，急速地朝團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幾次昏了過去。
終于來到我們的部隊。
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馬，安置到馬車上。
這裡不但沒有醫生，就連一個衛生指導員也沒有。
從袖子裡滲出的血沾滿了軍服上衣和褲子。
沒過多久，我過去的副官伊萬·納紮爾金來到我身邊，他決定給我包紮。
但是，當他們試圖脫掉我的上衣時，我疼得大叫起來。
這時，納紮爾金拿來剪刀，把上衣和襯衣的袖子完全剪開。
我看見了傷口，長約8厘米，寬約5厘米。
被擊碎的肱骨從傷口中露了出來。
為了盡量忍住包紮時（用了好幾個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頭發，這樣我覺得好一些。
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還在後頭。
當馬車一走動，我甚至似乎聽到了傷口裡的折斷了的骨頭在吱吱作響。
我們蓄意在樹林裡和田野上行進，繞開居民點，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軍。
我曾昏迷過去，也可能睡着了。
黎明時，我們的隊伍在緬熱甯居民點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驚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時，在比亞威斯托克至華沙這一條用沙礫鋪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卻幾乎完全沒有來往車輛及行人。
這就是說，東面公路的某個地段已被敵人截斷。
我命令護送我的騎兵偵察員們到當地居民那裡了解一下關于比亞威斯托克的情況。
幾分鐘以後，他們回來報告說：居民反映，該市已被敵人占領。
我身上帶着一張地形圖，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條經過奧索韋茨要塞向東去的道路。
但是，我站不起來，無法測定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這時，偵察員把一個波蘭公民帶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軍動員來搞運輸的。
他把自己的大車不知扔到什麼地方了，現在正往家走。
他是從比亞威斯托克來的，我立即問他： “現在什麼人占領着比亞威斯托克？” “波蘭人。
那兒正在打大仗。
”農民回答後就趕路走了。
當我們來到一個交叉路口時，天已經亮了。
路上站着幾個婦女。
看見我時，她們都哭了起來。
我知道，這是由于我這副模樣十分可憐：青灰色的面孔、蓬亂的頭發、渾身沾滿血污。
她們告訴我，在比亞威斯托克方向，離這兒不遠的地方，不久前還聽到槍聲。
我要她們給我指出那條是通向奧索維茨的路。
她們都沉默不語，顯然是相互間有顧慮。
但是，其中一名婦女，還是不易為人察覺地點了點頭，給我們指了路。
我們除了相信這個婦女之外，别無它法。
于是，我命令馭手繼續向前走。
過了約一個半小時，我聽到前面有射擊聲。
看來，經奧索維茨向東撤退到自己部隊的最後一條路已被切斷了。
斟酌了一下情況，我命令馭手不惜馬匹疲勞，盡快趕到特科欽村和納雷夫河上的大橋。
我用受傷的手攥着手槍時，痛得難受，右手又緊抓頭發。
馭手甩響了鞭子抽打馬匹。
馬車的劇烈颠簸給我帶來的痛苦簡直難以形容……突然，我聽到護送我的偵察員們高興地大喊起來：“我們的人！我們的人！”過了一陣，騎兵偵察隊長菲利普·古裡亞諾夫騎馬來到我跟前，他後面跟着桑尼科夫·亞庫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戰友，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遇時的喜悅是難以描述的。
傍晚，我們平安地到達戈尼奧茲市。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旅醫院。
醫院的醫生十分熟練地為我進行了包紮，胳膊下放了夾闆，傷口也清洗幹淨。
第二天，利用旅的運輸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羅德諾。
現在，撤退過了涅曼河之後，可以認為，我們已經突破了敵人的合圍圈。
那是1920年在波蘭土地上發生的事了。
而現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領近衛第8集團軍的部隊，率領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參加者們，來到波蘭的土地上，為的是使兄弟的波蘭人民擺脫希特勒的壓迫。
白俄羅斯方面軍左翼突擊群，已經在其突破地帶全線越過了蘇聯與波蘭的國境線。
這個行動導緻了一系列最重大的曆史決定的産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蘭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在波蘭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衆論壇》報上（該報于7月23日在海烏姆出版）頒布了一項命令。
命令宣布成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
批準為該委員會委員的有：愛德瓦爾德·鮑列斯瓦夫·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傑伊·維托斯（副主席兼農業和土地改革部部長）、萬達·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準任命米哈伊爾·羅利亞—日梅爾斯基上将為國防部長；批準任命濟格蒙德·别林格将軍為國防部副部長。
波蘭工人黨在組建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員會發表了一項宣言。
宣言對政治時局和波蘭人民所經曆的事件作了評述，闡明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制定各項決議的意義。
宣言着重指出，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是由波蘭人民的最廣大階層、農民黨、以及其它各民主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機構，它承認波蘭人在國外的一些組織——波蘭愛國者同盟和在蘇聯組建的波蘭軍隊。
宣言揭露了在倫敦的流氓政府，對其旨在分裂波蘭人民的政治活動作了一針見血的抨擊。
根據特别法令組建了波蘭軍隊。
編入波蘭軍隊的有波蘭第一集團軍和柳多夫的隊伍。
前者曾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左翼的編成内與蘇聯紅軍并肩作戰。
後者聯合了波蘭領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遊擊部隊。
在那難忘的日子裡，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要求我們迅猛地發展進攻。
政治形勢和波蘭人民的利益迫使我們這樣做。
7月21日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員蘇聯元帥H· H·羅科索夫斯基來到我們的指揮所。
他費了一些周折才到達這裡，因為集團軍指揮所在這段時間内已向前推進了很遠。
聽取了有關進攻的發展過程的彙報後，元帥肯定了近衛軍人的出色行動，并當即決定馬上将坦克第2集團軍投入突破口。
該集團軍受領的任務是向盧布林、登布林、普拉加（華沙近郊）方向挺進，以便迂回敵軍集團，并切斷敵向西撤退之路。
為了将坦克渡過河去，架設了3座60噸的大橋（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架設了兩座30噸和兩座16噸的橋梁）。
盡管道路擁擠，但是架設舟橋的縱列還是尾随戰鬥部隊向前推進，從而使舟橋得以迅速地架設起來。
當我步兵部隊繼續戰鬥、向西挺進時，坦克部隊渡過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趕過我步兵部隊，急速地駛向盧布林。
我緊緊握住容光煥發的C·A·波格丹諾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證，第8集團軍的步兵決不落在坦克兵後面。
次日，坦克第2集團軍與近衛步兵第28軍一起，包圍了盧布林市，并與該城守備部隊展開戰鬥。
7月23日，我到達被圍城市的郊區，從近衛步兵第28軍軍長A·A·雷若夫将軍處得知，波格丹諾夫負了傷。
他乘裝甲輸送車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進時，被德國狙擊手的子彈擊中。
他的肱骨被擊碎。
波格丹諾夫總是出現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這對我來說并不感到意外。
他的個性是：“必須親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戰場上指揮部隊，而不是在深遠後方。
我不責備波格丹諾夫。
一個指揮員，隻有摸到戰鬥的脈搏，才能正确地判斷情況，特别是在高度機動性的現代戰争中，尤其是這樣。
誠然，有時也要冒險，但這樣做卻保全了更多戰士的生命，從而使犧牲得到補償，使成功所付出的鮮血要少些。
應該考慮到指揮員在戰鬥中行動的巨大精神意義。
在最緊張的時刻，如果戰士們看到指揮員就在身旁，就會充滿必勝的信念。
戰士們愛戴這樣的指揮員，準備以自己的胸膛掩護他，并會跟他赴湯蹈火。
因為，戰士們看到：指揮員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
我在盧布林北部的集團軍醫院裡找到了謝苗·伊裡奇。
當時正準備把他送往後方。
我問： “謝苗，感覺怎麼樣？” 他忍着巨痛，開心地回答道： “不要緊，瓦夏①。
不久我就會回來的。
我們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愛稱。
——譯注。
兩個月後，他果真回來了，我們又共同向奧得河、爾後向柏林前進。
……我現在來談談那些講起來令人心情沉重的事。
我原以為，關于法西斯罪惡行徑再沒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見過的更能夠使我驚訝的了！因為我見過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戰鬥；烏克蘭的被燒毀和被破壞的城市和村莊；德國士兵被投入這場毫無理性的大屠殺，他們的屍體堆積如山。
還有什麼比對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軍隊所犯下的罪行更為可怕的呢？而事實證明，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我們的部隊在盧布林東南郊解放了馬伊達内克集中營的囚犯。
現在，每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感興趣的人，都知道“馬伊達内克”這個詞。
而當時這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地名。
這個名字早在紐倫堡公開審判法西斯罪犯之前還沒有轟動全世界。
死亡集中營……不是集中營，而是殺人的工廠！它是用現代化的工程技術裝備組建起來的。
法西斯分子利用這個工廠在殺人方面達到極精巧的程度。
現在在很多文獻中均已詳細地記述了所有的細節，我就不再重複這些。
但是，坦率地說，當别人把集中營的情況告訴我，當我看到我們的軍官拍攝的照片後，我沒有到那個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顫。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焚屍爐中被燒成灰燼。
幾百萬啊！男女老少一個也不放過！他們把人挂在鈎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氣熏死…… 當蘇聯軍人将要進入德國領土時，聽到看到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縛他們的手腳呢？ 的确，集團軍的指揮人員、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員的任務變得異常複雜。
他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進行勸導、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很多戰士的家庭成員被殺光，有些人可能就在這些焚屍爐裡被焚燒，這又如何對他們作解釋，又如何進行工作呢？我們擔心：從現在開始，誰也不會抓活的俘虜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憤怒，精神上的強者不是單純地為了複仇，而是為了正義！ 解放馬伊達内克後的第二天，一個被俘的德國軍官被帶到我這裡。
他是被近衛步兵第88師一個機槍班長尤希姆·列梅紐克上士俘虜的。
這個軍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年，戰争剛爆發，尤希姆就上了前線。
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故鄉。
他在伏爾加河地區作過戰。
參加過多次戰鬥。
從列兵成長為上士。
因作戰英勇曾4次榮獲政府的最高獎賞：紅星勳章、榮譽勳章、“勇敢”獎章和“保衛斯大林格勒”獎章。
在戰鬥間隙休息時，他常常對戰友們說： “快到我家鄉啦，到時候一定請你們去作客。
我家裡有妻子娅琳卡、女兒奧克桑娜，父母也在。
我們那裡景色可美啦，有養蜂場、樹林，周圍是一片開闊的原野。
” 結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隊果真來到他的家鄉。
連隊開始了奪取村莊的戰鬥。
尤希姆第一個沖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
可是庭院已不複存在，農舍也沒有了，隻剩下一片廢墟。
果園已被燒光，隻有一棵老蘋果樹還留在那兒，父親被吊死在樹上，母親也被打死在樹旁。
一個躲在地窖裡僥幸生存下來的女鄰居告訴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兒奧克桑娜被法西分子帶走了。
戰士們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後，發誓要為他全家報仇。
從那天起，尤希姆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變得嚴酷無情，甚至不能聽到“法西斯”這個詞。
而現在這位戰士卻帶來一個俘虜，還是活着，不過連用個指頭碰他一下也沒有。
…… 強渡布格河和解放盧布林标志着戰役第一階斷段的結束。
這次戰役開始于7月18日。
在6天之内，近衛第8集團軍邊戰鬥邊推進了約180公裡，強渡了西布格河、維普希河，并于7月24日清晨前，前出至帕爾切夫、菲爾列伊、克緬卡、彼得羅夫察、斯塔辛、格盧斯克、皮亞斯基一線。
近衛步兵第4軍的先遣部隊，緊随坦克第2集團軍之後進攻，已前出至維斯瓦河，并奪取了普瓦維和登布林。
近衛步兵第28軍在盧布林周圍占領了防禦。
我軍的友鄰部隊也順利地向前推進：第47集團軍已前出至洛馬濟、科馬魯夫卡、沃亨一線；第69集團軍解放了赫爾姆市。
近衛第8集團軍根據方面軍的命令在已占領的地區内停留了一晝夜，任務是讓炮兵和後勤部隊跟上來，并補充油料和彈藥儲備。
由于坦克第2集團軍和近衛第8集團軍已前出至維斯瓦河，德軍“中央”集團軍和“北烏克蘭”集團軍之間的聯系和協同動作都被破壞了。
在北部的我友鄰部隊的行動，坦克第11軍和近衛騎兵第2軍占領了帕爾切夫和拉德曾兩地，使敵軍布列斯特集團的作戰态勢急劇地惡化。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是：強渡維斯瓦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