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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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耶夫崗第一次認識她的。
通信樞紐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彈和炮彈摧毀，而她們仍守在電話機旁，繼續呼叫着各部隊的指揮員。
拉祖梅耶娃是自願報名參軍的。
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識都獻給了保衛祖國的事業。
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産黨。
她複員後當了中學教師。
從1949年開始做黨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這位謙虛、嚴肅的婦女，她隻講自己的戰友，而關于自己，隻是在我一再請求她詳細地談談她自己當時做了些什麼時，她才說： “談談自己”她驚奇地聳肩說，“好吧，我就談談自己。
同我一起在馬馬耶夫崗的，有來自卡梅申的一個小姑娘瑪麗亞·古利亞耶娃。
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敵機的不停轟炸挖掩蔽部（雖然我們誤把出口朝向敵人，但也沒什麼不得了的！我們的通信樞紐在那裡從9月1日一直堅持工作到14日）。
我同她，後來是同舒拉·舍申尼亞總機值班。
在市裡的另外一些地方，還有塔娅·弗多溫娜、柳芭·斯圖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達、列娜·佩列托爾奇娜等……我記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們坐在帳篷裡，守着電台，已經聽到轟炸機的嗡嗡聲，但姑娘們沒有撤離崗位，因為需要轉發有關德國人進攻、敵坦克插入我某部隊後方的緊急通報。
當時，不論是正在發報的法尼娅·列赫尼克，還是坐在她旁邊的女友們，都沒有離開崗位到掩蔽部去。
通信兵姑娘們已自然形成一個約定：不管遭受什麼樣的危險，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顧。
姑娘們看着飛來的飛機，聽着炸彈的呼嘯聲，判斷炸彈大概落到什麼地方。
飛機一次二次進入，而她們繼續拍發電報……糟糕！敵機又第三次進入，結果是，架設帳篷的地方成了一個大彈坑。
那時，形勢迅速地發展着，我們甚至來不及安葬我們的戰友。
她們就這樣永遠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溝。
這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紅軍戰士，雖然犧牲了，卻完成了戰鬥任務……”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還向我談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亞的事： “戰争爆發前，她在兒童保育院工作。
當聽說軍事委員部要征召一些自願參加紅軍的女共青團員的消息後，亞曆山德拉·伊萬諾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長那兒，請求上前線。
這一天終于來了。
1942年4月底，已經成為預備黨員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團員，來到了軍事委員部。
一天之内，手續就辦理完畢。
5月2日，姑娘們就來到了部隊。
在阿斯特拉罕電話員訓練班受訓一個月後，舒拉被分到第115築壘地域獨立通信連，在總機工作。
這是1942年7月在頓河的事。
從那以後，即使是在最困難的形勢下，她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馬馬耶夫崗架設了一條由築壘地 域指揮部通往波紮爾斯基将軍處的電話線。
這一天，馬馬耶夫崗一分鐘也沒有安靜過。
大炮和迫擊炮不停地怒吼。
當時，要使通信不中斷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點鐘，通信樞紐部裡的架線兵一個也沒留下，都查線去了。
再也派不出人去恢複被炸斷的通信線路了。
這時，舒拉對通信連長說： ‘請允許我去，總機上沒有我也能應付。
’ ‘火力太猛，你甚至無法到達斷線處。
’ ‘我能，中尉同志，隻要您允許我去。
’舒拉堅持道。
連長同意了。
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總機上的一個姑娘的肩頭（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過線，當天曾戰鬥在馬馬耶夫崗而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都記得，自從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斷後，他們再也沒有聽到舒拉的聲音…… 我常常回想，我們的女通信兵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的。
在這戰火紛飛的城市裡，沒有人來為她們構築掩蔽部，她們自己或集體一起挖築掩壕，然後用随手撿到的東西覆蓋在上面。
她們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掩壕裡堅持工作了好幾個月。
她們經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敵人摧毀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這時，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對婦女同志來說，就更艱苦了。
她們在沉悶、擁擠的掩蔽所裡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幾個月沒有喝上一口熱水。
……塔瑪拉·什馬科娃在巴秋克師服役。
我認識她。
她搶傷員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連手都不敢擡起的情況下，也從前線搶救回許多重傷員，她為此而獲得了榮譽。
塔瑪拉爬近傷員，和傷員并排地躺着進行包紮。
她先确定受傷的程度，再決定該怎樣處理。
如果是重傷，那決不能留在戰場上。
塔瑪拉經常用盡全身氣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兩倍的傷員背回來。
有時無法把傷員背起來，塔瑪拉就把雨衣、帳篷鋪在地上，把傷員搬到雨衣帳篷上，然後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瑪拉·什馬科娃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活下來的人應該感謝她的救命之恩。
但許多被從死神那兒奪回來的戰士，甚至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名字。
現在她在庫爾幹州當醫生。
象塔瑪拉這樣的女英雄，在第62集團軍裡是很多的，第62集團軍各部隊受獎人員的名單中，就有一千多名婦女。
她們中有：自始至終堅守在“巴甫洛夫樓”的瑪麗亞·烏利揚諾娃；有從戰場上搶救出上百名傷員的瓦利亞·帕赫莫娃；榮獲紅旗勳章的娜佳·紮爾基赫；在前沿陣地冒着炮火給數百名指戰員包紮傷口的瑪麗亞·韋利亞米多娃醫生以及其它許多人。
如在被圍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備部隊裡，為幾十名受傷的近衛軍戰士包紮傷口、最後因傷流血過多而手拿繃帶犧牲在傷員身旁的柳芭·涅斯捷連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嗎？ 10月後的後半個月，城市裡的情況更複雜，前線與伏爾加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為避免無謂的損失，集團軍軍事委員會被迫把一些部隊和機關撤往左岸，決定首先把婦女送往左岸。
軍事委員會命令各級指揮員和負責人讓女兵們暫時撤到左岸，在那兒休整休整，幾天後再回來。
軍事委員會10月17日做出這個決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團來找我。
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
她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 “司令員同志，您為什麼要把我們從城裡趕走？我們願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打敗該死的敵人。
您為什麼要分什麼男女？難道我們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決不過伏爾加河。
” 這是10月18日進行的談話，是在我們轉移到新指揮所之後，我告訴她們，在新指揮所裡，我們無法全部開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勢迫使我們要改用其它較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攜式無線電台。
這樣，在沒有為大型通信器材準備好工作地點之前，我隻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們同意執行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但要我保證，一旦具備了工作條件，一定要讓她們回到右岸來。
10月18日，她們渡過伏爾加河。
而從10月20日開始，隻要克雷洛夫、古羅夫或我同左岸進行電話聯系，女通信兵們就同我們糾纏：“我們已經休息過來了，您什麼時候讓我們重新回到城裡？”或者說：“司令員同志，您準備什麼時候履行自己的諾言？……”後來，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10月底，她們帶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築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還記得斯大林格勒的優秀女偵察兵瑪麗亞·韋季涅耶娃、莉紮·戈列洛娃、瑪麗亞·莫托裡娜等，她們一次次地鑽過鹿砦和地下室，通過河溝和下水道，穿越前線到敵人後方去…… 顯然，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本書作者在談斯大林格勒防禦時，仿佛忘掉了左右鄰的其它集團軍？不，我沒有忘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第64集團軍所做出的英勇壯舉，該集團軍在勇敢的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舒米洛夫将軍指揮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擊侵略者的瘋狂進攻時，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堅強性，從而迫使希特勒的将軍們，把本應用于攻擊市中心的一些團和師，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薩山前。
我懷着同樣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戰的部隊和兵團的軍人們。
他們在那兒經常牽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從而減輕了城市保衛者的負擔。
打個比喻說，友鄰部隊從左右兩面牽住了保盧斯的耳朵，使他無法為所欲為地進行武裝掠奪。
我現在所寫的隻是我受命指揮的部隊、兵團以及工人武裝支部的戰鬥行動，是直接與我有關的、我耳聞目睹的事實。
通信樞紐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彈和炮彈摧毀，而她們仍守在電話機旁，繼續呼叫着各部隊的指揮員。
拉祖梅耶娃是自願報名參軍的。
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識都獻給了保衛祖國的事業。
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産黨。
她複員後當了中學教師。
從1949年開始做黨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這位謙虛、嚴肅的婦女，她隻講自己的戰友，而關于自己，隻是在我一再請求她詳細地談談她自己當時做了些什麼時，她才說： “談談自己”她驚奇地聳肩說，“好吧，我就談談自己。
同我一起在馬馬耶夫崗的，有來自卡梅申的一個小姑娘瑪麗亞·古利亞耶娃。
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敵機的不停轟炸挖掩蔽部（雖然我們誤把出口朝向敵人，但也沒什麼不得了的！我們的通信樞紐在那裡從9月1日一直堅持工作到14日）。
我同她，後來是同舒拉·舍申尼亞總機值班。
在市裡的另外一些地方，還有塔娅·弗多溫娜、柳芭·斯圖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達、列娜·佩列托爾奇娜等……我記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們坐在帳篷裡，守着電台，已經聽到轟炸機的嗡嗡聲，但姑娘們沒有撤離崗位，因為需要轉發有關德國人進攻、敵坦克插入我某部隊後方的緊急通報。
當時，不論是正在發報的法尼娅·列赫尼克，還是坐在她旁邊的女友們，都沒有離開崗位到掩蔽部去。
通信兵姑娘們已自然形成一個約定：不管遭受什麼樣的危險，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顧。
姑娘們看着飛來的飛機，聽着炸彈的呼嘯聲，判斷炸彈大概落到什麼地方。
飛機一次二次進入，而她們繼續拍發電報……糟糕！敵機又第三次進入，結果是，架設帳篷的地方成了一個大彈坑。
那時，形勢迅速地發展着，我們甚至來不及安葬我們的戰友。
她們就這樣永遠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溝。
這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紅軍戰士，雖然犧牲了，卻完成了戰鬥任務……”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還向我談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亞的事： “戰争爆發前，她在兒童保育院工作。
當聽說軍事委員部要征召一些自願參加紅軍的女共青團員的消息後，亞曆山德拉·伊萬諾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長那兒，請求上前線。
這一天終于來了。
1942年4月底，已經成為預備黨員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團員，來到了軍事委員部。
一天之内，手續就辦理完畢。
5月2日，姑娘們就來到了部隊。
在阿斯特拉罕電話員訓練班受訓一個月後，舒拉被分到第115築壘地域獨立通信連，在總機工作。
這是1942年7月在頓河的事。
從那以後，即使是在最困難的形勢下，她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馬馬耶夫崗架設了一條由築壘地 域指揮部通往波紮爾斯基将軍處的電話線。
這一天，馬馬耶夫崗一分鐘也沒有安靜過。
大炮和迫擊炮不停地怒吼。
當時，要使通信不中斷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點鐘，通信樞紐部裡的架線兵一個也沒留下，都查線去了。
再也派不出人去恢複被炸斷的通信線路了。
這時，舒拉對通信連長說： ‘請允許我去，總機上沒有我也能應付。
’ ‘火力太猛，你甚至無法到達斷線處。
’ ‘我能，中尉同志，隻要您允許我去。
’舒拉堅持道。
連長同意了。
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總機上的一個姑娘的肩頭（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過線，當天曾戰鬥在馬馬耶夫崗而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都記得，自從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斷後，他們再也沒有聽到舒拉的聲音…… 我常常回想，我們的女通信兵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的。
在這戰火紛飛的城市裡，沒有人來為她們構築掩蔽部，她們自己或集體一起挖築掩壕，然後用随手撿到的東西覆蓋在上面。
她們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掩壕裡堅持工作了好幾個月。
她們經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敵人摧毀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這時，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對婦女同志來說，就更艱苦了。
她們在沉悶、擁擠的掩蔽所裡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幾個月沒有喝上一口熱水。
……塔瑪拉·什馬科娃在巴秋克師服役。
我認識她。
她搶傷員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連手都不敢擡起的情況下，也從前線搶救回許多重傷員，她為此而獲得了榮譽。
塔瑪拉爬近傷員，和傷員并排地躺着進行包紮。
她先确定受傷的程度，再決定該怎樣處理。
如果是重傷，那決不能留在戰場上。
塔瑪拉經常用盡全身氣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兩倍的傷員背回來。
有時無法把傷員背起來，塔瑪拉就把雨衣、帳篷鋪在地上，把傷員搬到雨衣帳篷上，然後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瑪拉·什馬科娃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活下來的人應該感謝她的救命之恩。
但許多被從死神那兒奪回來的戰士，甚至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名字。
現在她在庫爾幹州當醫生。
象塔瑪拉這樣的女英雄，在第62集團軍裡是很多的，第62集團軍各部隊受獎人員的名單中，就有一千多名婦女。
她們中有：自始至終堅守在“巴甫洛夫樓”的瑪麗亞·烏利揚諾娃；有從戰場上搶救出上百名傷員的瓦利亞·帕赫莫娃；榮獲紅旗勳章的娜佳·紮爾基赫；在前沿陣地冒着炮火給數百名指戰員包紮傷口的瑪麗亞·韋利亞米多娃醫生以及其它許多人。
如在被圍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備部隊裡，為幾十名受傷的近衛軍戰士包紮傷口、最後因傷流血過多而手拿繃帶犧牲在傷員身旁的柳芭·涅斯捷連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嗎？ 10月後的後半個月，城市裡的情況更複雜，前線與伏爾加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為避免無謂的損失，集團軍軍事委員會被迫把一些部隊和機關撤往左岸，決定首先把婦女送往左岸。
軍事委員會命令各級指揮員和負責人讓女兵們暫時撤到左岸，在那兒休整休整，幾天後再回來。
軍事委員會10月17日做出這個決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團來找我。
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
她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 “司令員同志，您為什麼要把我們從城裡趕走？我們願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打敗該死的敵人。
您為什麼要分什麼男女？難道我們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決不過伏爾加河。
” 這是10月18日進行的談話，是在我們轉移到新指揮所之後，我告訴她們，在新指揮所裡，我們無法全部開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勢迫使我們要改用其它較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攜式無線電台。
這樣，在沒有為大型通信器材準備好工作地點之前，我隻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們同意執行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但要我保證，一旦具備了工作條件，一定要讓她們回到右岸來。
10月18日，她們渡過伏爾加河。
而從10月20日開始，隻要克雷洛夫、古羅夫或我同左岸進行電話聯系，女通信兵們就同我們糾纏：“我們已經休息過來了，您什麼時候讓我們重新回到城裡？”或者說：“司令員同志，您準備什麼時候履行自己的諾言？……”後來，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10月底，她們帶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築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還記得斯大林格勒的優秀女偵察兵瑪麗亞·韋季涅耶娃、莉紮·戈列洛娃、瑪麗亞·莫托裡娜等，她們一次次地鑽過鹿砦和地下室，通過河溝和下水道，穿越前線到敵人後方去…… 顯然，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本書作者在談斯大林格勒防禦時，仿佛忘掉了左右鄰的其它集團軍？不，我沒有忘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第64集團軍所做出的英勇壯舉，該集團軍在勇敢的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舒米洛夫将軍指揮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擊侵略者的瘋狂進攻時，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堅強性，從而迫使希特勒的将軍們，把本應用于攻擊市中心的一些團和師，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薩山前。
我懷着同樣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戰的部隊和兵團的軍人們。
他們在那兒經常牽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從而減輕了城市保衛者的負擔。
打個比喻說，友鄰部隊從左右兩面牽住了保盧斯的耳朵，使他無法為所欲為地進行武裝掠奪。
我現在所寫的隻是我受命指揮的部隊、兵團以及工人武裝支部的戰鬥行動，是直接與我有關的、我耳聞目睹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