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七章 最艱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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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向德軍部隊下達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個蘇德戰線上轉入戰略防禦。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軍繼續調兵遣将，準備對這座城市實施一次新的、即第三次攻擊。
希特勒的戰略家們企圖通過這次攻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我們感覺到了這點，因為在這之前，即10月13日，我的偵察人員就已查明，僅在城市的工廠區當面，保盧斯就集結了3個步兵師和兩個坦克師。
這些部隊在約5公裡的正面展開隊形，形成一個極為強大的撞擊力。
“撞擊就撞擊吧，那又有什麼了不起！……在這之前，集團軍司令員同志，您應該好好睡一覺。
”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和我一起在晚上檢查完各部隊的戰備情況後，對我說。
他把我一直送到床前，我們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
從他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一種憂慮、以及在這種時刻對我們之間的戰鬥情誼的信任。
用一個眼神就能表達這種信任的隻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政委。
他從我的眼神裡看出什麼，我不知道，但他的話——睡吧，睡吧！卻流淌在我的心田，就象遙遠的童年時期母親的聲音在回響。
盡管我十分疲勞，卻不能馬上入睡。
耳邊回蕩着庫茲馬·阿基莫維奇的聲音，眼前又出現了衛國戰争中政治委員們的形象。
我的思緒回到了1919年…… 高爾察克想盡一切辦法，企圖在烏拉爾支持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他等待協約國送來大批武器、彈藥和裝備，重新恢複進攻的勢頭。
B·A·列甯在估計東方戰線的形勢時認為，這裡是對革命勢力的主要威脅。
他在5月29日發給東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寫道： “如果我們在入冬之前沒能奪取烏拉爾，那麼，我認為革命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這幾天我們收到東方戰線司令部的命令，按照命令，步兵第10團改稱步兵第43團，并由步兵第28師轉入步兵第5師序列。
命令要求我們渡過卡馬河，進攻亞納烏爾火車站。
我極不情願脫離阿津的指揮。
要知道正是在阿津的師裡，我們受到了戰鬥洗禮，學會了與敵人、甚至是與優勢敵軍作戰的本領。
我認為阿津是一個極有才幹的軍事導師。
他反對因循守舊，不拘泥條令的字面意義。
在戰鬥中，他總是開動腦筋，大膽果敢，且富于創造性。
他教導年輕的紅軍指揮員從國内戰争中學習新東西，這些東西是不能從教令或條令裡讀到的。
一句話，他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非常忠實于革命事業的軍事首長。
我們在進行着革命鬥争。
我們抛掉了曾被西方的正統派推崇為經典的、而現在已是過了時的、陳腐的陣地戰戰術。
我們創造出一系列的戰鬥方式，例如、深遠的迂回、包圍、并前出至敵人的翼側和後方；不怕遠離自己的防線實施果敢的機動、迅猛的沖擊；在進攻時，盡快近戰接敵，迫使敵人與我展開白刃戰，敵人通常是害怕白刃戰的，因為精神力量的優勢在我們一邊。
所有這些戰術的應用，都得到了阿津的大力支持。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阿津出身于頓河哥薩克。
我也見過阿津身穿哥薩克制服，也曾認為他曾是頓河哥薩克第46團的軍官。
甚至曾在葉拉布加市見過阿津的H·H·克魯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到他時也把他當作頓河哥薩克。
但我這裡有一封他的母親E·A·阿津娜（她在幾年前去世了）的信。
信中寫道，她的兒子阿津·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是拉脫維亞人，1895年生于威帖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縣、馬裡亞諾沃村。
1974年，我去鞑靼，途經昔日的疆場，我才調查清楚阿津的一些情況。
B·M·阿津是1918年初随着拉脫維亞共産黨員組成的戰鬥隊來喀山的。
他的支隊參加過從白匪軍手裡解放喀山的戰鬥。
後來，所有參加過喀山戰鬥的支隊合并成混編第2師。
1918年11月，混編第2師同維亞特卡特别師合并為步兵第28師。
B·M·阿津始任師長。
在東方戰線，第28師以神速的進攻完成了向葉卡捷琳堡（現在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的英勇進軍。
1919年8月，該師在阿津的指揮下，在薩拉托夫地域作戰，成功地粉碎了鄧尼金進犯莫斯科——薩拉托夫鐵路的企圖。
8月23日，阿津的部隊同伏爾加河區艦隊一起，占領了卡梅申，然後又攻占了杜博夫卡。
從9月5日起，該師參加了攻擊察裡津的戰鬥。
那時察裡津被弗蘭格爾将軍的部隊盤踞。
在一次沖鋒中，阿津負了重傷，但他沒有離開戰場，因為他的戰鬥禀性與醫院的各種限制簡直不能相容。
10月，南方戰線和東南方戰線的部隊轉入進攻鄧尼金的軍隊。
B·M·阿津師先對弗蘭格爾将軍的部隊實施突擊。
然後編入第10集團軍，并參加了擊潰頓河白匪軍的戰鬥。
1920年初，阿津師占領了蘇羅維基諾鎮，繼而強渡奇爾河，經由托爾莫辛，占領了齊姆良斯卡鎮，最後渡過頓河，于1月底前出至馬内奇。
在馬内奇，阿津與帕夫洛夫将軍的騎兵隊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戰鬥。
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帶着一些指揮員從一個旅到另一個旅去，途中突然陷入哥薩克白匪軍的埋伏。
足足有一百個騎兵追趕他們。
他們邊回擊，邊趕緊跑向自己的部隊駐地。
就剩下幾公裡了，突然發生了不幸：馬在跳溝時絆了一下，馬肚帶崩裂了，阿津随馬鞍一起跌在地上，右手折斷。
在這種情況下，他被追捕的敵人抓去了。
由匪軍決定在阿津身上發洩自己部隊屢遭失敗的仇恨。
紅軍指揮部向敵人提出，願意用任何一個被紅軍俘虜的白匪軍來交換阿津。
但是，白衛軍拒絕了這個要求，因為他們找不到對等的人。
敵人害怕阿津，就像害怕死亡一樣。
在嚴刑拷打和百般侮辱之後，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被絞死在季霍列茨卡娅鎮的廣場上。
白匪軍把他的屍體剁碎埋入葬馬的墓地，後來，他的遺骸被遷到其他地方（這個地方還是不久前才弄清楚）。
我們的優秀的追捕野獸的少先隊員們在那裡找到了英雄的墳墓。
現在阿津的墓矗立在法斯托夫斯卡娅鎮…… 我團強渡卡馬河後，繼續向烏拉爾進攻，追擊敵人，但是，到現在為止，第5師的首長一個也沒來過我們這個團。
我不止一次地與政委交談過這個問題，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但傑尼索夫最後總是安慰我說： “沒什麼了不起，我們自己能對付，我們也不是小孩子了……” 總之，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政委那昂揚的情緒。
何況，我們一直在前進、前進。
可是，有一次，在我們向大皮濟河進軍的路上，他來到我跟前，異乎尋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問道： “你找我有什麼事，帕維爾？” 他終于開口了，講了自己的憂慮。
事情是這樣的；革命前，他随全家從彼得格勒遷到距現在的部隊駐地僅30公裡的坎巴爾卡的工廠。
那年3月份，紅軍撤走時，他的家就留在那裡了。
傑尼索夫一直憂慮着家庭的命運，一直為18歲的兒子擔心，但未經允許不能離開團隊。
去師政治部找還不熟悉的首長提這種個人的私事，他又難以啟齒。
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見： “怎樣處理好呢？” 黨性不允許他擅自決定這種事情，盡管他比我大許多。
我當即建議他帶上3—5個騎兵偵察員，立刻出發去坎巴爾卡。
政委高興起來，說： “我隻需帶一個傳令兵就夠了……” 送走政委後，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
團隊繼續追擊敵人。
一切都正常地進行，但我不知為什麼總是想着政委，擔心着他的家庭的命運。
他終于回來了。
他那副樣子很可怕。
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變成土黑色。
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發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
但到底是什麼事呢、不，不能去問，不能去觸及他那受傷的心。
終于，他自己說出了一切： “兒子瓦西裡……才18歲，在與白匪軍作戰時犧牲了……” 事情就這麼普通，可他的話，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劇痛，我為戰友的不幸而悲痛。
我無法用語言安慰他，隻感到在眼睛裡，在眼皮底下，有類似砂子的什麼東西刺痛着我。
但最後還是帕維爾·傑尼索夫——我們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幫我恢複常态。
“你說說吧，你在想什麼？”——他這樣問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彈藥不夠……” “你應該馬上去師部，”他向我建議：“把我們團下一步的任務搞清楚……” 不用說，到了師部，我必須先向師長作自我介紹。
因為我的外貌遠不象個指揮員。
事情是這樣的：随着熱天到來，我的手上，尤其是雙腳長滿神經性濕疹，癢得我無法忍受。
所以，我經常好幾個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褲腿，穿着涼鞋。
客氣點說，這種不平常的裝束，會引起師長困惑不解：這個全師最年青的紅軍團長，怎麼打扮得象個從集市上來的小夥子呢？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了…… 我想起了傑尼索夫的建議，先不要去找師長，而是去找政委。
我向政治部走去。
首先碰到的障礙是哨兵不讓我進樓。
當我向他說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團團長時，他回答： “這個你随便對别的什麼人去說，而不要對我說。
”說完就扭過臉去，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這時，從樓裡走出一個穿軍裝的人。
看他那整潔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長。
我向他打聽： “同志，請告訴我，師政委加比舍夫在什麼地方？” “我就是師政委加比舍夫。
”他回答，并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黨證，并報告說，我是步兵第43團團長。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裡去！” 我們一起走進他的房間。
這是一個兼做卧室的辦公室。
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責備起我來： “你這是怎麼回事，親愛的，你怎麼這副樣子就到我們這兒來？活象隻剝光的兔子。
” 我除了口頭解釋外，還交驗了物證：脫下涼鞋，并給他看身上的繃帶……。
談話近一個鐘頭。
師政委詢問了我團的戰鬥力、黨組織的情況以及武器、彈藥、被裝和糧食的保障情況。
我一一作了回答，一點也不隐瞞，一點也不誇張。
談完話後，政委建議我同他一起去見師長。
“我就對他說，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見你，問清楚你是誰之後，才決定來的。
” 這種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來。
我們走進師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紹給師長。
“他很不幸，”他說：“他有病，甚至不能穿軍裝，因此他很難為情。
” 師長卡爾波夫原來是沙皇軍隊的基幹軍官。
開始時，他用懷疑的目光看着我，聽完政委的解釋之後，他的表情和悅了，并讓我坐下。
卡爾波夫年僅40—45歲。
聽完我的報告，他沒有提任何問題。
好象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直到我問我們團下一步的任務是什麼時，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決于形勢。
” 我感興趣的是，怎樣和從哪裡給我團搞到供應。
他認為我提問題沒找準對象，讓我去問師供給主任。
我從師長這裡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羅加諾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剛剛到達亞納烏爾車站。
你的第43團将編入這個旅……” 就這樣，我結束了對步兵第5師師長的拜訪。
我緩慢地向政治部走去。
加比舍夫趕上我。
拍了一下我的後背，用信任的語氣問： “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兒，坦率地對我說： “你啊，崔可夫，作為年輕的指揮官和共産黨員，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樣獨立地去完成戰鬥任務，我們将支持你。
你是共産黨員應該明白，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對我們大家來說意味着什麼。
你回到團裡去，象從前一樣去幹吧！” 我們象老相識、老朋友那樣親切告别了。
我再沒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門。
對于我來說，拜訪了這兩個人物就夠了：一個是個兄長，另一個官氣十足。
的确，旅比師低一級，在第15旅裡，情況要好些。
旅長斯特羅加諾夫雖然不是黨員，是個沙俄軍隊的舊軍官，但他經常到各團裡看看。
而旅政委們，象戈裡亞奇金、薩達科夫更是我們的常客。
我們這些年輕的指揮員總是能感受到政治機關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我同政委們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關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們一直緊緊地咬住退卻的敵人。
他們在後衛的掩護下，竭力想擺脫我們。
白匪軍的用意很明顯：重新布置兵力，調集新銳預備隊，到烏拉爾與我們決一死戰。
我們的任務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敵人到達烏拉爾之前或在烏拉爾境内，趕上敵人并殲滅他們。
這就決定了我們進攻的戰術。
我們從行進間不斷突襲敵後衛部隊。
白匪軍的部隊動員回避重大的戰鬥，他們竭力保存兵力。
在通往烏拉爾的路上，高爾察克占領區的一些工廠的工人們，紛紛加入我們團的戰鬥行列。
聽他們說，這個地區被高爾察克軍隊列入征集對象的大部分男人都躲進了樹林。
為此，敵人的讨伐隊，進行殘酷的報複。
他們用樹條、通條抽打應征壯丁的親人，甚至連孩子和老人都不放過。
他們還威脅說，要徹底毀滅這一大片村鎮。
由此我們決定：要加快進攻速度。
薩拉甯斯克工廠的工人們控訴說：“高爾察克部隊的軍官宣稱，如果青年不去征集報到，他們就把抓到的人質都槍斃，把村鎮燒光。
” 最後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上午8時。
工人們請求我們盡快占領工廠，并把高爾察克分子從那裡趕出去。
我同政委商量之後，決定幫助工人同志們。
傑尼索夫建議挑選能夠不休息、連續戰鬥的志願者。
結果全團官兵都是志願者。
我們計算了一下要走的路，估算了一下時間。
時間很緊張，我團将遲到3—4小時。
我們立即組織了一個快速支隊。
快速支隊由騎兵偵察員、乘坐農民大馬車的一個步兵營和一個機槍班組成。
立即出發的命令很快下達了。
我和傑尼索夫率領這個快速支隊，把團主力部隊交給副團長謝爾蓋耶夫率領。
快速支隊連夜在樹林中行進，繞過和甩掉白匪軍的人數不多的掩護隊伍，在天亮之前，在離最後通牒限期還差近兩個小時的時候，我們接近了工廠住宅區。
白匪軍知道我們的行動後，提前開始進行鎮壓。
我們根據住宅區上空的滾滾濃煙猜到了這點。
“跑步前進！”我向偵察員們發出命令。
我們的機槍車上有兩挺“馬克沁”機槍。
我們從迎面跑來的居民身邊奔馳而過。
這些人大多是婦女和兒童。
許多人隻穿一件襯衣，披頭散發，臉上流露着恐懼和絕望的神色……我們沒停下來打聽村鎮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一切都很清楚…… 沖到小丘上，我們看見村鎮的許多房屋被大火包圍着。
讨伐隊在哪？他們怎麼沒開火？噢，原來他們怕對殘暴的行為負責，正要從這裡逃走。
他們的步兵和騎兵正奔向河邊。
許多人找到淺灘正跑步橫渡烏法河。
我們的機槍向渡口實施遠距離射擊。
一個個長點射就象牧羊人的長鞭子，一下子把這群兩條腿的野獸趕到水裡。
把白匪軍打退到河對岸之後，我們開始幫助居民們救火。
我們找來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維爾·傑尼索夫抓着水龍帶管咀，紅軍偵察員們提着裝滿沙子或水的桶撲向火焰…… 與烈火鬥争的激烈場面也感動了我。
我下了馬後，向燃燒着的房屋跑去。
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在台階上躺着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斷了一隻手臂。
在她頭頂上方冒着一團團的濃煙，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了。
突然，身邊不遠的地方炸響了一顆手榴彈，接着又響了另一個。
敵人雖逃往對岸去了，但仍用燃燒彈來洩他們對整個村鎮和居民們的仇恨。
應該渡過河去消滅讨伐隊的炮隊，并乘勝追擊……但這個任務隻能由正開來的團主力部隊來完成。
因戰士們從救火現場撤下來是不可能的。
戰士們是不會理解我的意圖的。
我的助手謝爾蓋耶夫來了。
他報告說，大約兩小時之後我團就能抵達這裡。
我們簡單地交換了意見之後，謝爾蓋耶夫帶領5個騎兵偵察員到村鎮南邊去尋找淺灘。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夫比我大3—4歲，他曾是沙皇軍隊的軍官。
戰鬥中他勇敢異常，甚至是狂熱般的勇敢，有時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
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頭發淡褐色，長着一張開朗、善良的俄羅斯人的臉龐。
他已成家，但從未收到過妻子的信。
有一次，他給我看一張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說，這就是他的塔季揚娜。
但是，每當我問起他妻子在什麼地方和近況如何時，他的臉色就陰郁起來，并且沉默不語。
他從不談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卻偏愛談他曾在沙皇軍隊裡擔任團徒步偵察隊長時的事。
有時他的确把死當兒戲。
紅軍戰士個個都卧倒在地，伸起一隻手都很危險，而謝爾蓋耶夫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軍繼續調兵遣将，準備對這座城市實施一次新的、即第三次攻擊。
希特勒的戰略家們企圖通過這次攻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我們感覺到了這點，因為在這之前，即10月13日，我的偵察人員就已查明，僅在城市的工廠區當面，保盧斯就集結了3個步兵師和兩個坦克師。
這些部隊在約5公裡的正面展開隊形，形成一個極為強大的撞擊力。
“撞擊就撞擊吧，那又有什麼了不起！……在這之前，集團軍司令員同志，您應該好好睡一覺。
”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和我一起在晚上檢查完各部隊的戰備情況後，對我說。
他把我一直送到床前，我們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
從他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一種憂慮、以及在這種時刻對我們之間的戰鬥情誼的信任。
用一個眼神就能表達這種信任的隻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政委。
他從我的眼神裡看出什麼，我不知道，但他的話——睡吧，睡吧！卻流淌在我的心田，就象遙遠的童年時期母親的聲音在回響。
盡管我十分疲勞，卻不能馬上入睡。
耳邊回蕩着庫茲馬·阿基莫維奇的聲音，眼前又出現了衛國戰争中政治委員們的形象。
我的思緒回到了1919年…… 高爾察克想盡一切辦法，企圖在烏拉爾支持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他等待協約國送來大批武器、彈藥和裝備，重新恢複進攻的勢頭。
B·A·列甯在估計東方戰線的形勢時認為，這裡是對革命勢力的主要威脅。
他在5月29日發給東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寫道： “如果我們在入冬之前沒能奪取烏拉爾，那麼，我認為革命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這幾天我們收到東方戰線司令部的命令，按照命令，步兵第10團改稱步兵第43團，并由步兵第28師轉入步兵第5師序列。
命令要求我們渡過卡馬河，進攻亞納烏爾火車站。
我極不情願脫離阿津的指揮。
要知道正是在阿津的師裡，我們受到了戰鬥洗禮，學會了與敵人、甚至是與優勢敵軍作戰的本領。
我認為阿津是一個極有才幹的軍事導師。
他反對因循守舊，不拘泥條令的字面意義。
在戰鬥中，他總是開動腦筋，大膽果敢，且富于創造性。
他教導年輕的紅軍指揮員從國内戰争中學習新東西，這些東西是不能從教令或條令裡讀到的。
一句話，他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非常忠實于革命事業的軍事首長。
我們在進行着革命鬥争。
我們抛掉了曾被西方的正統派推崇為經典的、而現在已是過了時的、陳腐的陣地戰戰術。
我們創造出一系列的戰鬥方式，例如、深遠的迂回、包圍、并前出至敵人的翼側和後方；不怕遠離自己的防線實施果敢的機動、迅猛的沖擊；在進攻時，盡快近戰接敵，迫使敵人與我展開白刃戰，敵人通常是害怕白刃戰的，因為精神力量的優勢在我們一邊。
所有這些戰術的應用，都得到了阿津的大力支持。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阿津出身于頓河哥薩克。
我也見過阿津身穿哥薩克制服，也曾認為他曾是頓河哥薩克第46團的軍官。
甚至曾在葉拉布加市見過阿津的H·H·克魯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到他時也把他當作頓河哥薩克。
但我這裡有一封他的母親E·A·阿津娜（她在幾年前去世了）的信。
信中寫道，她的兒子阿津·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是拉脫維亞人，1895年生于威帖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縣、馬裡亞諾沃村。
1974年，我去鞑靼，途經昔日的疆場，我才調查清楚阿津的一些情況。
B·M·阿津是1918年初随着拉脫維亞共産黨員組成的戰鬥隊來喀山的。
他的支隊參加過從白匪軍手裡解放喀山的戰鬥。
後來，所有參加過喀山戰鬥的支隊合并成混編第2師。
1918年11月，混編第2師同維亞特卡特别師合并為步兵第28師。
B·M·阿津始任師長。
在東方戰線，第28師以神速的進攻完成了向葉卡捷琳堡（現在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的英勇進軍。
1919年8月，該師在阿津的指揮下，在薩拉托夫地域作戰，成功地粉碎了鄧尼金進犯莫斯科——薩拉托夫鐵路的企圖。
8月23日，阿津的部隊同伏爾加河區艦隊一起，占領了卡梅申，然後又攻占了杜博夫卡。
從9月5日起，該師參加了攻擊察裡津的戰鬥。
那時察裡津被弗蘭格爾将軍的部隊盤踞。
在一次沖鋒中，阿津負了重傷，但他沒有離開戰場，因為他的戰鬥禀性與醫院的各種限制簡直不能相容。
10月，南方戰線和東南方戰線的部隊轉入進攻鄧尼金的軍隊。
B·M·阿津師先對弗蘭格爾将軍的部隊實施突擊。
然後編入第10集團軍，并參加了擊潰頓河白匪軍的戰鬥。
1920年初，阿津師占領了蘇羅維基諾鎮，繼而強渡奇爾河，經由托爾莫辛，占領了齊姆良斯卡鎮，最後渡過頓河，于1月底前出至馬内奇。
在馬内奇，阿津與帕夫洛夫将軍的騎兵隊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戰鬥。
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帶着一些指揮員從一個旅到另一個旅去，途中突然陷入哥薩克白匪軍的埋伏。
足足有一百個騎兵追趕他們。
他們邊回擊，邊趕緊跑向自己的部隊駐地。
就剩下幾公裡了，突然發生了不幸：馬在跳溝時絆了一下，馬肚帶崩裂了，阿津随馬鞍一起跌在地上，右手折斷。
在這種情況下，他被追捕的敵人抓去了。
由匪軍決定在阿津身上發洩自己部隊屢遭失敗的仇恨。
紅軍指揮部向敵人提出，願意用任何一個被紅軍俘虜的白匪軍來交換阿津。
但是，白衛軍拒絕了這個要求，因為他們找不到對等的人。
敵人害怕阿津，就像害怕死亡一樣。
在嚴刑拷打和百般侮辱之後，符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被絞死在季霍列茨卡娅鎮的廣場上。
白匪軍把他的屍體剁碎埋入葬馬的墓地，後來，他的遺骸被遷到其他地方（這個地方還是不久前才弄清楚）。
我們的優秀的追捕野獸的少先隊員們在那裡找到了英雄的墳墓。
現在阿津的墓矗立在法斯托夫斯卡娅鎮…… 我團強渡卡馬河後，繼續向烏拉爾進攻，追擊敵人，但是，到現在為止，第5師的首長一個也沒來過我們這個團。
我不止一次地與政委交談過這個問題，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但傑尼索夫最後總是安慰我說： “沒什麼了不起，我們自己能對付，我們也不是小孩子了……” 總之，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政委那昂揚的情緒。
何況，我們一直在前進、前進。
可是，有一次，在我們向大皮濟河進軍的路上，他來到我跟前，異乎尋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問道： “你找我有什麼事，帕維爾？” 他終于開口了，講了自己的憂慮。
事情是這樣的；革命前，他随全家從彼得格勒遷到距現在的部隊駐地僅30公裡的坎巴爾卡的工廠。
那年3月份，紅軍撤走時，他的家就留在那裡了。
傑尼索夫一直憂慮着家庭的命運，一直為18歲的兒子擔心，但未經允許不能離開團隊。
去師政治部找還不熟悉的首長提這種個人的私事，他又難以啟齒。
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見： “怎樣處理好呢？” 黨性不允許他擅自決定這種事情，盡管他比我大許多。
我當即建議他帶上3—5個騎兵偵察員，立刻出發去坎巴爾卡。
政委高興起來，說： “我隻需帶一個傳令兵就夠了……” 送走政委後，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
團隊繼續追擊敵人。
一切都正常地進行，但我不知為什麼總是想着政委，擔心着他的家庭的命運。
他終于回來了。
他那副樣子很可怕。
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變成土黑色。
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發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
但到底是什麼事呢、不，不能去問，不能去觸及他那受傷的心。
終于，他自己說出了一切： “兒子瓦西裡……才18歲，在與白匪軍作戰時犧牲了……” 事情就這麼普通，可他的話，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劇痛，我為戰友的不幸而悲痛。
我無法用語言安慰他，隻感到在眼睛裡，在眼皮底下，有類似砂子的什麼東西刺痛着我。
但最後還是帕維爾·傑尼索夫——我們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幫我恢複常态。
“你說說吧，你在想什麼？”——他這樣問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彈藥不夠……” “你應該馬上去師部，”他向我建議：“把我們團下一步的任務搞清楚……” 不用說，到了師部，我必須先向師長作自我介紹。
因為我的外貌遠不象個指揮員。
事情是這樣的：随着熱天到來，我的手上，尤其是雙腳長滿神經性濕疹，癢得我無法忍受。
所以，我經常好幾個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褲腿，穿着涼鞋。
客氣點說，這種不平常的裝束，會引起師長困惑不解：這個全師最年青的紅軍團長，怎麼打扮得象個從集市上來的小夥子呢？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了…… 我想起了傑尼索夫的建議，先不要去找師長，而是去找政委。
我向政治部走去。
首先碰到的障礙是哨兵不讓我進樓。
當我向他說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團團長時，他回答： “這個你随便對别的什麼人去說，而不要對我說。
”說完就扭過臉去，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這時，從樓裡走出一個穿軍裝的人。
看他那整潔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長。
我向他打聽： “同志，請告訴我，師政委加比舍夫在什麼地方？” “我就是師政委加比舍夫。
”他回答，并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黨證，并報告說，我是步兵第43團團長。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裡去！” 我們一起走進他的房間。
這是一個兼做卧室的辦公室。
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責備起我來： “你這是怎麼回事，親愛的，你怎麼這副樣子就到我們這兒來？活象隻剝光的兔子。
” 我除了口頭解釋外，還交驗了物證：脫下涼鞋，并給他看身上的繃帶……。
談話近一個鐘頭。
師政委詢問了我團的戰鬥力、黨組織的情況以及武器、彈藥、被裝和糧食的保障情況。
我一一作了回答，一點也不隐瞞，一點也不誇張。
談完話後，政委建議我同他一起去見師長。
“我就對他說，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見你，問清楚你是誰之後，才決定來的。
” 這種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來。
我們走進師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紹給師長。
“他很不幸，”他說：“他有病，甚至不能穿軍裝，因此他很難為情。
” 師長卡爾波夫原來是沙皇軍隊的基幹軍官。
開始時，他用懷疑的目光看着我，聽完政委的解釋之後，他的表情和悅了，并讓我坐下。
卡爾波夫年僅40—45歲。
聽完我的報告，他沒有提任何問題。
好象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直到我問我們團下一步的任務是什麼時，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決于形勢。
” 我感興趣的是，怎樣和從哪裡給我團搞到供應。
他認為我提問題沒找準對象，讓我去問師供給主任。
我從師長這裡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羅加諾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剛剛到達亞納烏爾車站。
你的第43團将編入這個旅……” 就這樣，我結束了對步兵第5師師長的拜訪。
我緩慢地向政治部走去。
加比舍夫趕上我。
拍了一下我的後背，用信任的語氣問： “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兒，坦率地對我說： “你啊，崔可夫，作為年輕的指揮官和共産黨員，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樣獨立地去完成戰鬥任務，我們将支持你。
你是共産黨員應該明白，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對我們大家來說意味着什麼。
你回到團裡去，象從前一樣去幹吧！” 我們象老相識、老朋友那樣親切告别了。
我再沒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門。
對于我來說，拜訪了這兩個人物就夠了：一個是個兄長，另一個官氣十足。
的确，旅比師低一級，在第15旅裡，情況要好些。
旅長斯特羅加諾夫雖然不是黨員，是個沙俄軍隊的舊軍官，但他經常到各團裡看看。
而旅政委們，象戈裡亞奇金、薩達科夫更是我們的常客。
我們這些年輕的指揮員總是能感受到政治機關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我同政委們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關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們一直緊緊地咬住退卻的敵人。
他們在後衛的掩護下，竭力想擺脫我們。
白匪軍的用意很明顯：重新布置兵力，調集新銳預備隊，到烏拉爾與我們決一死戰。
我們的任務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敵人到達烏拉爾之前或在烏拉爾境内，趕上敵人并殲滅他們。
這就決定了我們進攻的戰術。
我們從行進間不斷突襲敵後衛部隊。
白匪軍的部隊動員回避重大的戰鬥，他們竭力保存兵力。
在通往烏拉爾的路上，高爾察克占領區的一些工廠的工人們，紛紛加入我們團的戰鬥行列。
聽他們說，這個地區被高爾察克軍隊列入征集對象的大部分男人都躲進了樹林。
為此，敵人的讨伐隊，進行殘酷的報複。
他們用樹條、通條抽打應征壯丁的親人，甚至連孩子和老人都不放過。
他們還威脅說，要徹底毀滅這一大片村鎮。
由此我們決定：要加快進攻速度。
薩拉甯斯克工廠的工人們控訴說：“高爾察克部隊的軍官宣稱，如果青年不去征集報到，他們就把抓到的人質都槍斃，把村鎮燒光。
” 最後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上午8時。
工人們請求我們盡快占領工廠，并把高爾察克分子從那裡趕出去。
我同政委商量之後，決定幫助工人同志們。
傑尼索夫建議挑選能夠不休息、連續戰鬥的志願者。
結果全團官兵都是志願者。
我們計算了一下要走的路，估算了一下時間。
時間很緊張，我團将遲到3—4小時。
我們立即組織了一個快速支隊。
快速支隊由騎兵偵察員、乘坐農民大馬車的一個步兵營和一個機槍班組成。
立即出發的命令很快下達了。
我和傑尼索夫率領這個快速支隊，把團主力部隊交給副團長謝爾蓋耶夫率領。
快速支隊連夜在樹林中行進，繞過和甩掉白匪軍的人數不多的掩護隊伍，在天亮之前，在離最後通牒限期還差近兩個小時的時候，我們接近了工廠住宅區。
白匪軍知道我們的行動後，提前開始進行鎮壓。
我們根據住宅區上空的滾滾濃煙猜到了這點。
“跑步前進！”我向偵察員們發出命令。
我們的機槍車上有兩挺“馬克沁”機槍。
我們從迎面跑來的居民身邊奔馳而過。
這些人大多是婦女和兒童。
許多人隻穿一件襯衣，披頭散發，臉上流露着恐懼和絕望的神色……我們沒停下來打聽村鎮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一切都很清楚…… 沖到小丘上，我們看見村鎮的許多房屋被大火包圍着。
讨伐隊在哪？他們怎麼沒開火？噢，原來他們怕對殘暴的行為負責，正要從這裡逃走。
他們的步兵和騎兵正奔向河邊。
許多人找到淺灘正跑步橫渡烏法河。
我們的機槍向渡口實施遠距離射擊。
一個個長點射就象牧羊人的長鞭子，一下子把這群兩條腿的野獸趕到水裡。
把白匪軍打退到河對岸之後，我們開始幫助居民們救火。
我們找來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維爾·傑尼索夫抓着水龍帶管咀，紅軍偵察員們提着裝滿沙子或水的桶撲向火焰…… 與烈火鬥争的激烈場面也感動了我。
我下了馬後，向燃燒着的房屋跑去。
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在台階上躺着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斷了一隻手臂。
在她頭頂上方冒着一團團的濃煙，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了。
突然，身邊不遠的地方炸響了一顆手榴彈，接着又響了另一個。
敵人雖逃往對岸去了，但仍用燃燒彈來洩他們對整個村鎮和居民們的仇恨。
應該渡過河去消滅讨伐隊的炮隊，并乘勝追擊……但這個任務隻能由正開來的團主力部隊來完成。
因戰士們從救火現場撤下來是不可能的。
戰士們是不會理解我的意圖的。
我的助手謝爾蓋耶夫來了。
他報告說，大約兩小時之後我團就能抵達這裡。
我們簡單地交換了意見之後，謝爾蓋耶夫帶領5個騎兵偵察員到村鎮南邊去尋找淺灘。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夫比我大3—4歲，他曾是沙皇軍隊的軍官。
戰鬥中他勇敢異常，甚至是狂熱般的勇敢，有時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
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頭發淡褐色，長着一張開朗、善良的俄羅斯人的臉龐。
他已成家，但從未收到過妻子的信。
有一次，他給我看一張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說，這就是他的塔季揚娜。
但是，每當我問起他妻子在什麼地方和近況如何時，他的臉色就陰郁起來，并且沉默不語。
他從不談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卻偏愛談他曾在沙皇軍隊裡擔任團徒步偵察隊長時的事。
有時他的确把死當兒戲。
紅軍戰士個個都卧倒在地，伸起一隻手都很危險，而謝爾蓋耶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