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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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施權力招緻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出了無數全然無用的手段，卻忽視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續不斷的公共教育。
”他們就是想借助于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抛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将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衆感情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
對于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家本着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
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
他在一份奏折中向國王提出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将會變得無法辯認，由于知識、良好風尚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将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
現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将成為國家棟梁，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于畏懼而是出于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并尊重司法的習慣。
”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幹二淨。
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迹，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并常常産生對它的種種偏見。
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于社會進步，隻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系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為全體人民所采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适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于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迹；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
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裡痛恨所有産生于封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
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随時出來幹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
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 因此，問題不在于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于使它轉變。
梅西埃·德·拉·裡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
”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确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
”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
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産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
”他們就是想借助于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抛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将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衆感情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
對于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家本着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
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
他在一份奏折中向國王提出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将會變得無法辯認，由于知識、良好風尚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将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
現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将成為國家棟梁，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于畏懼而是出于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并尊重司法的習慣。
”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幹二淨。
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迹，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并常常産生對它的種種偏見。
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于社會進步，隻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系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為全體人民所采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适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于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迹；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
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裡痛恨所有産生于封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
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随時出來幹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
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 因此，問題不在于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于使它轉變。
梅西埃·德·拉·裡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
”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确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
”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
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産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