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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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家的極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釋作家們的事業，以及這項事業的成功。
伏爾泰精神久已問世；但伏爾泰本人隻有在18世紀在法國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在法國，教會并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更應受到攻擊的理由；相反，教會中混進的罪惡與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國家較少；與過去相比，與其他民族相比，法國的教會要寬容得多。
因此必須在社會狀況而不是在宗教狀況中去尋求這一現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即：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隻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抓住這一點，問題的對象就變了。
關鍵不再在于了解當時教會作為宗教機構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會在哪些方面阻礙着這場正在醞釀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特殊障礙。
教會用治理教會的各項原則來阻擋作家們欲在世俗政府中樹立的原則。
教會主要依靠傳統，作家則對建立在尊重傳統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極度的輕蔑；教會承認一種高于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則隻信賴個人理性；教會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級。
要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承認，由于基本性質不同，政治社會與宗教社會不能用相同的原則來治理；但是當時遠遠辦不到這點，看來為要攻擊國家制度，必須摧毀教會制度，教會制度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
此外，教會本身當時還是首要政治權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令人厭惡的，盡管它并非壓迫人最甚的；因為教會卷入政治權力，盡管這與教會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會在别處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并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
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
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
他們對其他權力隻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
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争，這場鬥争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羁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并且實際上也确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伏爾泰精神久已問世；但伏爾泰本人隻有在18世紀在法國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在法國，教會并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更應受到攻擊的理由；相反，教會中混進的罪惡與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國家較少；與過去相比，與其他民族相比，法國的教會要寬容得多。
因此必須在社會狀況而不是在宗教狀況中去尋求這一現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即：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隻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抓住這一點，問題的對象就變了。
關鍵不再在于了解當時教會作為宗教機構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會在哪些方面阻礙着這場正在醞釀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特殊障礙。
教會用治理教會的各項原則來阻擋作家們欲在世俗政府中樹立的原則。
教會主要依靠傳統，作家則對建立在尊重傳統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極度的輕蔑；教會承認一種高于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則隻信賴個人理性；教會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級。
要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承認，由于基本性質不同，政治社會與宗教社會不能用相同的原則來治理；但是當時遠遠辦不到這點，看來為要攻擊國家制度，必須摧毀教會制度，教會制度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
此外，教會本身當時還是首要政治權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令人厭惡的，盡管它并非壓迫人最甚的；因為教會卷入政治權力，盡管這與教會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會在别處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并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
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
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
他們對其他權力隻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
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争，這場鬥争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羁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并且實際上也确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