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鬼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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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樣。
真不知爹媽要是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怎麼想。
日本兵厲害的理由就在于此，軍隊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隻要幹，就能成，不成是因為沒有幹，沒有幹着試試這種想法。
（伊藤真治，六十三歲，退休教師，岐阜市） （注：載《日本人眼中的二戰》，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隻有十五個常備師團，但是戰争爆發當年就激增至四十個師團，到太平洋戰争後期更是擴展到号稱三百個師團。
在當時隻有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征召數百萬士兵就意味着這個島國所有能拿動步槍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戰場。
要不是日本舉國一緻效忠天皇和擁護戰争，我們難以想象，一個島國民族何以迸發出如此驚人的戰争能量以至于險些改變亞洲和世界曆史進程的。
戰争是個惡魔，這個惡魔深藏在日本國民心中。
2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個抗戰文物收藏家。
他在聞名全國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近旁建起占地數百畝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館聚落”，投資達數億元，其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數抗戰博物館，分為“共軍抗戰館”、“國軍抗戰館”、“美軍館”、“日軍館”、“漢奸館”、“俘虜館”等，館藏文物展品達數十萬件，其規模已經超越國内同類博物館，堪稱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館還珍藏有大批從日本和海外搜集回來的戰争資料，包括書刊、畫報、專輯、專刊、号外、報紙、宣傳畫、政府文件、軍方文件、命令、電報以及日軍官兵的戰地日記、書信、照片、作戰記錄等等，簡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華罪證的檔案文庫。
對我來說，這些戰争文物彌足珍貴，因為它将為我重新審視那場金戈鐵馬的抗日戰争提供另一種視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眼光讀解戰争，使我得以找到許多隐藏在戰争背後的事實真相，揭開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們的曆史謎團。
為此我要格外地感謝博物館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開放這些尚未對外公開的曆史資料，朋友C君是個日語教師，他志願擔任我的翻譯，使我得以進入大半個世紀以前作為我們民族兇惡敵人的日本人的戰争世界。
資料記載，“支那事變”（即“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各大報刊争相派出随軍記者（或特派員）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僅《朝日新聞》一家就達八十餘人，日本軍方也緊急招募或者培訓戰地記者約一百名。
這裡需要加以說明，随軍記者同戰地記者并非一回事，随軍記者是随軍采訪的記者，身份還是老百姓，而戰地記者卻是軍隊編制，換句話說就是做記者工作的軍人，随時都要拿起槍來戰鬥。
随着中日戰争擴大以及後來太平洋戰争爆發，日本戰地記者激增至二千餘名，這些主要以筆和照相機為武器的日本軍人轉戰中國乃至亞洲戰場，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操縱輿論和蒙蔽民衆的主要宣傳工具。
當時日本軍方稱其為光榮的“筆部隊”，而戰地記者就是所謂“筆武士”。
我查閱戰争初期在日本影響最大的幾家報紙雜志，比如《支那戰争周刊》、《大東亞聖戰特輯》、《每日前線快報》以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等，都能讀到戰地記者發自中國戰場的消息、報道、特寫、通訊、紀實等等文章，可以想見這些躊躇滿志的“筆武士”是怎樣活躍在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戰場上。
比如一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在回憶自己走上戰場經曆時寫道：戰争爆發……中學生是多麼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國歌，渾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燒的火焰……我和河邊君、野島君都是好朋友，本來野島君要到歐洲留學，河邊君很有希望加入職業俱樂部，而我父親則希望我繼續上大學深造，但是我們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榮入伍……體檢時我們三人都達到了甲等一級，我們真是幸運者啊……記得那時候女同學私下裡都很羨慕我們，我收到過“此去必如盛開的櫻花之飄逝”的美好祝福……（《聖戰之路·大東亞聖戰特輯之九》） 我深感震驚，這樣一場野蠻、血腥和非正義的侵略戰争，在日本記者眼裡卻是那樣令人向往，充滿神聖的獻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罪惡之一。
事實上整個二戰期間，充斥日本國内美化侵略戰争的絕大部分戰地報道和照片都是出自這支“筆部隊”的所謂赫赫戰果，至戰争結束，在戰場上“玉碎”的“筆武士”多達數百人。
在我大量查閱日方資料過程中，這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屢屢引起我的注意，因為該記者在中國戰場不僅表現異常活躍，從戰争爆發到次年，他在日本國内主要報刊上發表戰地報道和通訊文章多達數十餘篇，而且他的報道内容主要為華北戰場土肥原第十四師團所謂“戰績”，據此推斷他應為派駐該部隊特派專員（記者）
真不知爹媽要是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怎麼想。
日本兵厲害的理由就在于此，軍隊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隻要幹，就能成，不成是因為沒有幹，沒有幹着試試這種想法。
（伊藤真治，六十三歲，退休教師，岐阜市） （注：載《日本人眼中的二戰》，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隻有十五個常備師團，但是戰争爆發當年就激增至四十個師團，到太平洋戰争後期更是擴展到号稱三百個師團。
在當時隻有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征召數百萬士兵就意味着這個島國所有能拿動步槍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戰場。
要不是日本舉國一緻效忠天皇和擁護戰争，我們難以想象，一個島國民族何以迸發出如此驚人的戰争能量以至于險些改變亞洲和世界曆史進程的。
戰争是個惡魔，這個惡魔深藏在日本國民心中。
2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個抗戰文物收藏家。
他在聞名全國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近旁建起占地數百畝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館聚落”，投資達數億元，其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數抗戰博物館，分為“共軍抗戰館”、“國軍抗戰館”、“美軍館”、“日軍館”、“漢奸館”、“俘虜館”等，館藏文物展品達數十萬件，其規模已經超越國内同類博物館，堪稱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館還珍藏有大批從日本和海外搜集回來的戰争資料，包括書刊、畫報、專輯、專刊、号外、報紙、宣傳畫、政府文件、軍方文件、命令、電報以及日軍官兵的戰地日記、書信、照片、作戰記錄等等，簡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華罪證的檔案文庫。
對我來說，這些戰争文物彌足珍貴，因為它将為我重新審視那場金戈鐵馬的抗日戰争提供另一種視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眼光讀解戰争，使我得以找到許多隐藏在戰争背後的事實真相，揭開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們的曆史謎團。
為此我要格外地感謝博物館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開放這些尚未對外公開的曆史資料，朋友C君是個日語教師，他志願擔任我的翻譯，使我得以進入大半個世紀以前作為我們民族兇惡敵人的日本人的戰争世界。
資料記載，“支那事變”（即“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各大報刊争相派出随軍記者（或特派員）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僅《朝日新聞》一家就達八十餘人，日本軍方也緊急招募或者培訓戰地記者約一百名。
這裡需要加以說明，随軍記者同戰地記者并非一回事，随軍記者是随軍采訪的記者，身份還是老百姓，而戰地記者卻是軍隊編制，換句話說就是做記者工作的軍人，随時都要拿起槍來戰鬥。
随着中日戰争擴大以及後來太平洋戰争爆發，日本戰地記者激增至二千餘名，這些主要以筆和照相機為武器的日本軍人轉戰中國乃至亞洲戰場，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操縱輿論和蒙蔽民衆的主要宣傳工具。
當時日本軍方稱其為光榮的“筆部隊”，而戰地記者就是所謂“筆武士”。
我查閱戰争初期在日本影響最大的幾家報紙雜志，比如《支那戰争周刊》、《大東亞聖戰特輯》、《每日前線快報》以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等，都能讀到戰地記者發自中國戰場的消息、報道、特寫、通訊、紀實等等文章，可以想見這些躊躇滿志的“筆武士”是怎樣活躍在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戰場上。
比如一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在回憶自己走上戰場經曆時寫道：戰争爆發……中學生是多麼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國歌，渾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燒的火焰……我和河邊君、野島君都是好朋友，本來野島君要到歐洲留學，河邊君很有希望加入職業俱樂部，而我父親則希望我繼續上大學深造，但是我們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榮入伍……體檢時我們三人都達到了甲等一級，我們真是幸運者啊……記得那時候女同學私下裡都很羨慕我們，我收到過“此去必如盛開的櫻花之飄逝”的美好祝福……（《聖戰之路·大東亞聖戰特輯之九》） 我深感震驚，這樣一場野蠻、血腥和非正義的侵略戰争，在日本記者眼裡卻是那樣令人向往，充滿神聖的獻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罪惡之一。
事實上整個二戰期間，充斥日本國内美化侵略戰争的絕大部分戰地報道和照片都是出自這支“筆部隊”的所謂赫赫戰果，至戰争結束，在戰場上“玉碎”的“筆武士”多達數百人。
在我大量查閱日方資料過程中，這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屢屢引起我的注意，因為該記者在中國戰場不僅表現異常活躍，從戰争爆發到次年，他在日本國内主要報刊上發表戰地報道和通訊文章多達數十餘篇，而且他的報道内容主要為華北戰場土肥原第十四師團所謂“戰績”，據此推斷他應為派駐該部隊特派專員（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