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破山河在
關燈
小
中
大
了生産效率。
當時裕華紗廠的競争對手除了國内同行，主要是日本人開辦的“東洋布行”（紡織廠）。
建廠之初張松樵便做出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在進口英國機器的同時購買部分日本設備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購機器的正當理由，張松樵就能親自前往上海和青島的日本工廠進行實地考察。
這樣一來，他不僅摸清對手底細，還順手“牽”回不少寶貴的生産技術和經驗。
後來他又與中間商“泰華洋行”合作，于民國十二年（1924年）分兩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學，身份是“商業研修生”，專攻紡織技術和營銷策略。
隻是後來裕華紗廠全面崛起名聲大噪，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劃，但是為時已晚。
張松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産品“紅賽馬”、“綠賽馬”棉紗和“萬年青”棉布均為當時國内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面趕超東洋貨，産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
國産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産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産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展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台，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産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3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注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
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并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于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于從背後插上一刀。
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
德國政府給于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
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制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并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
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将注意力用于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産黨蘇俄”。
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
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隻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闆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
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将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亵渎。
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隻是一個信号，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将會越來越艱難。
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采購到急需的戰争物資和原材料。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巨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布的文件，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中國政府的财政預算（國民生産總值）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見黃仁宇《中國大曆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
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産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超過中國全部政府預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鋼鐵産量是中國的二百倍，石油提煉為中國的一百五十倍，年生産飛機近二千架，中國為零；大口徑火炮七百四十四門，中國為零；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設備能力三萬輛），造船能力四十七萬噸，造軍艦五萬噸，已擁有戰艦二百餘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艦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見《中國抗日戰争系年要錄·統計荟萃》，海軍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國力對比，由此可見一斑。
1938年，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
當時美國剛剛走出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争恰好成為加速
當時裕華紗廠的競争對手除了國内同行，主要是日本人開辦的“東洋布行”（紡織廠）。
建廠之初張松樵便做出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在進口英國機器的同時購買部分日本設備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購機器的正當理由，張松樵就能親自前往上海和青島的日本工廠進行實地考察。
這樣一來，他不僅摸清對手底細，還順手“牽”回不少寶貴的生産技術和經驗。
後來他又與中間商“泰華洋行”合作，于民國十二年（1924年）分兩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學，身份是“商業研修生”，專攻紡織技術和營銷策略。
隻是後來裕華紗廠全面崛起名聲大噪，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劃，但是為時已晚。
張松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産品“紅賽馬”、“綠賽馬”棉紗和“萬年青”棉布均為當時國内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面趕超東洋貨，産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
國産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産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産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展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台，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産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3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注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
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并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于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于從背後插上一刀。
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
德國政府給于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
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制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并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
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将注意力用于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産黨蘇俄”。
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
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隻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闆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
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将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亵渎。
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隻是一個信号，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将會越來越艱難。
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采購到急需的戰争物資和原材料。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巨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布的文件，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中國政府的财政預算（國民生産總值）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見黃仁宇《中國大曆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
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産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超過中國全部政府預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鋼鐵産量是中國的二百倍，石油提煉為中國的一百五十倍，年生産飛機近二千架，中國為零；大口徑火炮七百四十四門，中國為零；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設備能力三萬輛），造船能力四十七萬噸，造軍艦五萬噸，已擁有戰艦二百餘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艦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見《中國抗日戰争系年要錄·統計荟萃》，海軍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國力對比，由此可見一斑。
1938年，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
當時美國剛剛走出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争恰好成為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