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克上”
關燈
小
中
大
本來徐州一失，連雲港便成孤城，失陷隻是時間問題，因此當地守軍和居民大多已經撤離。
突然出現在海面上的日本艦隊卻排出包括航母和艦載飛機在内的強大陣勢，短短幾小時便宣布占領連雲港，繳獲大批海運物資和民用船舶，當天向大本營發出報捷電。
但是海軍這個“輝煌勝利”卻大大激怒了陸軍。
本來陸軍奮戰數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鐵路，将孤立無援的連雲港變成囊中之物，華北派遣軍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為在寺内總司令看來連雲港就像一隻鍋裡的鴨子，放在那裡也不會飛走。
不幸的是，煮熟的鴨子偏偏飛走了，偷走總司令勝利果實的不是别人，正是陸軍死對頭，以帝國老大自居的海軍艦隊。
其實此前海軍已經多次制造類似越權進攻的事件，嚴重侵犯陸軍的利益。
年初華北派遣軍進攻山東，海軍派出艦艇抄海上近路搶占青島，宣布将這座重要的海濱城市占為己有。
此事一度引發兩軍沖突，險些釀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專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權貴而大逞威風，也就是造反的意思。
但是進入近代，“下克上”的意義悄然演變，成為日本軍人集團幹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内閣決定與英、美妥協削減海軍艦隻。
首相濱口雄幸招緻軍人行刺身亡。
刺客被判處極刑，刑前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一時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而天皇觀看根據刺客故事改編的戲劇之後，公開表示對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濱口遇刺不久，右翼軍人在東京策劃武裝政變，企圖建立軍人内閣以實現對支那（中國）全面入侵，史稱“三月事件”。
當局逮捕大批政變分子，奇怪的是政變者并未受到嚴懲，甚至免予軍紀處分。
原來赦免政變分子的命令來自日本皇宮，天皇裕仁成為軍人“下克上”的最大保護傘。
三月事件風波尚未平息，日本陸軍就在中國東北發動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第二天内閣駁回陸軍緊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擴大”方針。
但是軍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關東軍、朝鮮軍聯合出動，不到一百天就占領了相當于日本國土兩倍半的東北全境。
部分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機迫近，時任首相的若規禮次郎在内閣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此戰一開，則日本國無甯日矣。
可見得他已經預見到對華開戰是一條不歸路，将給島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
無奈此時的日本軍人就像阿拉伯神話中那個從瓶子裡放出來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經為時晚矣。
此後日本政局持續動蕩，軍人大行其道為所欲為，肆無忌彈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動法西斯軍人集團上台的武裝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帝人事件”、“神兵隊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澤事件”等等。
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輕軍官數百人發動政變，全面襲擊東京首相官邸、警視廳、日本銀行、政黨本部，槍殺内閣首相犬養毅。
昭和十一年（1936年），駐守東京的日本近衛第一師團發動兵變，公然殺死曾任首相的内閣大臣齋藤實和高橋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邊等多人，開創軍人武力幹政的先河，史稱“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時蔚為風氣。
本來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擅自行動和越權作戰為軍紀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經像一種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軍隊像脫缰野馬不受約束自行其是。
寺内總司令向東京拍發電報進行控告，同時派人向海軍提出抗議，更有年輕氣盛的師團長派出坦克部隊開往連雲港向海軍示威，但是一向傲慢無禮的海軍哪裡把陸軍放在眼裡。
艦隊司令一聲令下，軍艦上的遠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艦載飛機排出密集隊形從天空呼嘯而過，海軍陸戰隊築起工事嚴陣以待，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一場流血内讧眼看難以避免。
東京大本營緊急派出特使前往調解，調解結果是華北派遣軍退回徐州，海軍維持占領，“連雲港危機”暫時得以化解。
事實上東京的袒護立場最終成為妨礙日本帝國走向勝利的絆腳石，1942年美軍進攻瓜達爾卡納爾群島，時任南方軍總司令的寺内壽一請求海軍運兵船支援，海軍則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加速瓜島守軍覆滅。
寺内總司令對大本營的偏袒态度深感憤慨，既然大本營無力約束海軍，那麼陸軍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呢？曆史表明，這個看似同中國戰局無關的“連雲港事件”卻将對1938年的抗戰進程産生深遠影響，它的直接後果是刺激華北派遣軍自行其是越權行動。
盡管大本營命令“保持各自态勢，暫不擴大戰面”，但
突然出現在海面上的日本艦隊卻排出包括航母和艦載飛機在内的強大陣勢，短短幾小時便宣布占領連雲港，繳獲大批海運物資和民用船舶，當天向大本營發出報捷電。
但是海軍這個“輝煌勝利”卻大大激怒了陸軍。
本來陸軍奮戰數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鐵路，将孤立無援的連雲港變成囊中之物，華北派遣軍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為在寺内總司令看來連雲港就像一隻鍋裡的鴨子，放在那裡也不會飛走。
不幸的是，煮熟的鴨子偏偏飛走了，偷走總司令勝利果實的不是别人，正是陸軍死對頭，以帝國老大自居的海軍艦隊。
其實此前海軍已經多次制造類似越權進攻的事件，嚴重侵犯陸軍的利益。
年初華北派遣軍進攻山東，海軍派出艦艇抄海上近路搶占青島，宣布将這座重要的海濱城市占為己有。
此事一度引發兩軍沖突，險些釀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專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權貴而大逞威風，也就是造反的意思。
但是進入近代，“下克上”的意義悄然演變，成為日本軍人集團幹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内閣決定與英、美妥協削減海軍艦隻。
首相濱口雄幸招緻軍人行刺身亡。
刺客被判處極刑，刑前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一時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而天皇觀看根據刺客故事改編的戲劇之後，公開表示對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濱口遇刺不久，右翼軍人在東京策劃武裝政變，企圖建立軍人内閣以實現對支那（中國）全面入侵，史稱“三月事件”。
當局逮捕大批政變分子，奇怪的是政變者并未受到嚴懲，甚至免予軍紀處分。
原來赦免政變分子的命令來自日本皇宮，天皇裕仁成為軍人“下克上”的最大保護傘。
三月事件風波尚未平息，日本陸軍就在中國東北發動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第二天内閣駁回陸軍緊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擴大”方針。
但是軍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關東軍、朝鮮軍聯合出動，不到一百天就占領了相當于日本國土兩倍半的東北全境。
部分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機迫近，時任首相的若規禮次郎在内閣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此戰一開，則日本國無甯日矣。
可見得他已經預見到對華開戰是一條不歸路，将給島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
無奈此時的日本軍人就像阿拉伯神話中那個從瓶子裡放出來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經為時晚矣。
此後日本政局持續動蕩，軍人大行其道為所欲為，肆無忌彈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動法西斯軍人集團上台的武裝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帝人事件”、“神兵隊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澤事件”等等。
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輕軍官數百人發動政變，全面襲擊東京首相官邸、警視廳、日本銀行、政黨本部，槍殺内閣首相犬養毅。
昭和十一年（1936年），駐守東京的日本近衛第一師團發動兵變，公然殺死曾任首相的内閣大臣齋藤實和高橋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邊等多人，開創軍人武力幹政的先河，史稱“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時蔚為風氣。
本來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擅自行動和越權作戰為軍紀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經像一種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軍隊像脫缰野馬不受約束自行其是。
寺内總司令向東京拍發電報進行控告，同時派人向海軍提出抗議，更有年輕氣盛的師團長派出坦克部隊開往連雲港向海軍示威，但是一向傲慢無禮的海軍哪裡把陸軍放在眼裡。
艦隊司令一聲令下，軍艦上的遠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艦載飛機排出密集隊形從天空呼嘯而過，海軍陸戰隊築起工事嚴陣以待，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一場流血内讧眼看難以避免。
東京大本營緊急派出特使前往調解，調解結果是華北派遣軍退回徐州，海軍維持占領，“連雲港危機”暫時得以化解。
事實上東京的袒護立場最終成為妨礙日本帝國走向勝利的絆腳石，1942年美軍進攻瓜達爾卡納爾群島，時任南方軍總司令的寺内壽一請求海軍運兵船支援，海軍則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加速瓜島守軍覆滅。
寺内總司令對大本營的偏袒态度深感憤慨，既然大本營無力約束海軍，那麼陸軍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呢？曆史表明，這個看似同中國戰局無關的“連雲港事件”卻将對1938年的抗戰進程産生深遠影響，它的直接後果是刺激華北派遣軍自行其是越權行動。
盡管大本營命令“保持各自态勢，暫不擴大戰面”，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