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掩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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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司令員又叫我去。
瓦舒金和普爾卡耶夫已在他的辦公室裡。
基爾波諾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開了裝着國界掩護計劃材料的文件夾。
“我想，”他開始說，每個字都加重了語氣，“從宣布動員到重兵在邊境積極行動将有一段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段時間達好幾個星期，在現代條件下，無疑要大大縮短。
不過很明顯，我們總會有幾天時間的。
因此，可以派出我們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護國界，以便根據具體情況機動其餘兵力。
很可能會要求我們建立強大的突擊集團，對侵略者實施堅決反攻。
” 基爾波諾斯從文件夾裡取出一張寫着我們計算的紙。
“因此我想問問你們：我們在邊境集中的軍隊是不是有些多？” 誰都沒有回答。
司令員将那張紙扔回原處。
“我看是太多了。
我認為，每個國界掩護集團軍地域至少應抽出一個步兵師。
這樣我們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夠強大的突擊集團，并用它去狠揍敵人。
你們要記住：假如有人向我們進犯，我們應立即組織回擊。
” “是啊，”普爾卡耶夫沉思着說，“這話是不錯：我們當然應該想到回擊。
但這是需要做準備的。
如果敵人突然襲擊，沖破我掩護軍隊薄弱的鍊條配置，傾全力向前推進，又怎麼辦呢？那時連防禦都難以建立，更不用說組織反攻了。
” “我們不應該讓敵人先發制我。
”基爾波諾斯冷冷地反駁道。
“我們的偵察幹什麼用的？” “對，同志們，”瓦舒金也開腔了，“我們不能隻想防禦。
如果敵人把戰争強加于我們，我軍将成為所有軍隊中最有攻擊力的軍隊。
它能給敵人以毀滅性回擊，然後将敵人消滅在入侵之處。
” “您怎麼想呢，上校？”基爾波諾斯問我。
我當然和參謀長持同一觀點，因為他所說的是我們共同思考的結果。
我們的根據是：幾百萬希特勒軍隊實際上已征服了整個西歐，具有強大的突擊力。
現在它已不受約束了，西方進行的“奇怪的戰争”已經不能妨礙德國人。
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達的鐵路網和公路網，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邊界當面，用來進攻我們。
在此條件下，我們應該象我們所議論的那樣，撥給國界掩護梯隊足以擊退敵人首次突擊的軍隊。
在這些強大屏護隊的掩護下，我們将能更易于調集預備隊，并轉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動搖地回答，我同意參謀長的意見，支持他提出的計劃。
“你們的想法不對喲！”司令員歎了口氣。
“我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
”他合上文件夾，把它遞給我。
“你們照我說的拟好計劃，預備隊要留有盡可能多的兵力。
” 當各級司令部在仔細拟制抗擊可能侵略的作戰計劃時，軍區所屬軍隊中展開了緊張的戰鬥訓練。
單兵戰術訓練已經結束，小分隊戰術研練剛剛開始。
大部分訓練時間用于解決進攻戰鬥問題。
防禦也沒有忽略。
基爾波諾斯将軍要求戰士們習慣于對付坦克沖擊。
參謀人員從部隊回來，都以贊歎的口氣講述年輕的紅軍戰士們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隊戰鬥隊形時，表現得何等鎮靜。
戰鬥訓練是與沿國界構築防禦地區結合進行的。
軍隊感到十分緊張。
2月下半月，軍區接到指示，要參謀長率參與拟制國界掩護計劃的将軍和軍官小組火速前往莫斯科。
和普爾卡耶夫一起出發的有空軍參謀長H·A·拉斯金空軍少将、軍區司令部第5部部長A·A·特魯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貝金少将、軍事交通部長A·A·科爾舒諾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長達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們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難道我們拟制的計劃竟會那麼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興，因為我可以同已經快半年沒見的家人團聚了。
到莫斯科後，終于一切都明朗了：我們要參加研究進一步鞏固國界的措施。
此時，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成了公衆注意的中心。
這次會議審議了工業和交通部門的任務及其他最重要問題，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以布爾什維克黨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點。
人們在閱讀會議材料時，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列甯關于要根據一個黨對所犯錯誤的态度去判斷它的力量和嚴肅性的名言。
紅軍建軍二十三周年紀念活動，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一健康的批評精神。
在慶祝大會的報告中遠非隻能聽到大吹大擂。
B·C·朱可夫發表在《紅星報》節日專号的一篇文章，也體現了這種精神。
總參謀長堅決反對軍隊戰鬥訓練中的死闆公式和各種陳規。
他強調指出，現在國際形勢迫使我們每分鐘都要處于完全戰鬥準備狀态，這些陳規特别不能容忍。
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基輔特别軍區司令員M·E·基爾波諾斯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此後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軍銜。
我們誠摯地向他表示了祝賀。
3月初，巴爾幹半鳥的局勢開始複雜化了。
蘇聯政府向保加利亞政府聲明，讓德軍進入保加利亞領土，将導緻擴大戰争範圍和保加利亞被拉入戰争，蘇聯政府對此極為不安。
事态已經很嚴重。
它迫使我們更加緊張地拟制鞏固國界計劃。
我們完成任務後，于3月中回到基輔。
軍區司令部的人員等着我們歸來。
我的為數不多的助手們被一天天堆積起來的急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總參謀長要求軍區舉行一些旨在實際檢驗戰時步兵師編制的試驗性演習。
規定将其中一個兵團擴編為戰時編制。
為此，兵和軍士用被征召參加集訓的預備役軍人來補充，軍官則由其他師暫調，技術裝備和武器由應急儲備品中撥出。
這個齊裝滿員師要實施行軍，實施訓練性進攻和防禦戰鬥，以便了解各部隊的可指揮程度和靈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後勤分隊的能力。
總之，要證明新編制的步兵師是否符合現代戰争的需要。
這是件規模宏大而又十分細緻的工作。
總參謀部規定在1941年秋季前結束此項工作。
讀者已能猜到，這一任務未能全部完成。
戰争爆發時，我們的師仍然按和平時期編制補充。
在斯拉武塔、羅夫諾、伊賈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舉行了由紅軍騎兵總監奧基·伊萬諾維奇·戈羅多維科夫導演的大演習。
題目是《在集團軍翼側行動的加強騎兵軍行軍和遭遇戰鬥》。
轄騎兵第3、32師的騎兵第5軍及坦克師、摩托化師、航空兵師各一個參加了演習。
所選地形是很困難的，有許多小河和沼澤，由于時值春汛期，正四處橫溢。
不難設想，軍隊要遇到多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同兵種的兵團和部隊之間特别難以協同。
大家都得出力。
遺憾的是，當時除作出了一些在戰鬥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結論之外，還作出了一些有問題的論斷。
例如，有幾次演習的總導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議：“坦克師和摩托化師要避免在夜間移動。
”為什麼呢？據說是因為軍隊指揮複雜化，行軍速度下降，還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術裝備又極端困難。
夜間沖擊是絕對擯棄的，據說是因為夜間沖擊後連人都無法收攏了。
戰争勾銷了這些建議。
它迫使軍隊最經常在夜間行軍，而且不敢輕視夜間沖擊。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團軍的國界掩護計劃。
此項工作，我們原先是同格爾曼·卡皮托諾維奇·馬蘭金将軍密切合作的。
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為總參謀部作戰部長。
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總參軍事學院的同學阿列克謝·因諾肯季耶維奇·安東諾夫①少将。
無論是性格、才智，還是學問，他都酷似他的前任。
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馬蘭金都有某種難以捉摸的相似之處。
安東諾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學和林學院一年級。
他和馬蘭金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畢業于士官學校。
1919年參加紅軍，在國内戰争前線作戰。
1936年，我和他第一次在總參軍事學院見面，他來上學前任哈爾科夫軍區作戰部長。
但尚未學滿一年，就被緊急調離學院，任命為首都軍區參謀長。
後來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任教。
如今在戰争臨近之際，機緣又使我們重逢了。
-------- ①A·A·安東諾夫（1896—1962），蘇軍大将（1943）。
衛國戰争中曾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
1955年起任華沙條約國聯合武裝力量參謀長。
——譯者注。
安東諾夫在解決組織和動員問題時，善于迅速分析情況，評價國界掩護計劃的全部重要性。
他對我們的整個工作提供了巨大幫助。
各集團軍國界掩護計劃是在軍區首長直接領導和監督下制定的。
各集團軍參謀長連同參與此項工作的軍官小組都被召來了。
他們在這段時間内一直沒離開過基輔。
在我們從莫斯科回來之前，計劃就已拟制好了。
幸運的是沒有要求作大的修改。
3月底，普爾卡耶夫将軍被召到莫斯科。
他回來時顯得異常興奮和滿足。
他由于忘我勞動而被授予第二枚紅旗勳章。
參謀長從首都帶來了許多新聞。
其中他談到莫斯科的人們已對南斯拉夫的事态發展感到不安。
總參謀部獲得的情報說，希特勒選中南斯拉夫作為下一個犧牲品，準備占領它。
由于我國政府對該國各民族人民的命運決不會置若罔聞，所以我國同法西斯德國的關系有可能複雜化。
确實，近幾周來
瓦舒金和普爾卡耶夫已在他的辦公室裡。
基爾波諾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開了裝着國界掩護計劃材料的文件夾。
“我想，”他開始說，每個字都加重了語氣，“從宣布動員到重兵在邊境積極行動将有一段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段時間達好幾個星期，在現代條件下，無疑要大大縮短。
不過很明顯，我們總會有幾天時間的。
因此，可以派出我們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護國界，以便根據具體情況機動其餘兵力。
很可能會要求我們建立強大的突擊集團，對侵略者實施堅決反攻。
” 基爾波諾斯從文件夾裡取出一張寫着我們計算的紙。
“因此我想問問你們：我們在邊境集中的軍隊是不是有些多？” 誰都沒有回答。
司令員将那張紙扔回原處。
“我看是太多了。
我認為，每個國界掩護集團軍地域至少應抽出一個步兵師。
這樣我們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夠強大的突擊集團，并用它去狠揍敵人。
你們要記住：假如有人向我們進犯，我們應立即組織回擊。
” “是啊，”普爾卡耶夫沉思着說，“這話是不錯：我們當然應該想到回擊。
但這是需要做準備的。
如果敵人突然襲擊，沖破我掩護軍隊薄弱的鍊條配置，傾全力向前推進，又怎麼辦呢？那時連防禦都難以建立，更不用說組織反攻了。
” “我們不應該讓敵人先發制我。
”基爾波諾斯冷冷地反駁道。
“我們的偵察幹什麼用的？” “對，同志們，”瓦舒金也開腔了，“我們不能隻想防禦。
如果敵人把戰争強加于我們，我軍将成為所有軍隊中最有攻擊力的軍隊。
它能給敵人以毀滅性回擊，然後将敵人消滅在入侵之處。
” “您怎麼想呢，上校？”基爾波諾斯問我。
我當然和參謀長持同一觀點，因為他所說的是我們共同思考的結果。
我們的根據是：幾百萬希特勒軍隊實際上已征服了整個西歐，具有強大的突擊力。
現在它已不受約束了，西方進行的“奇怪的戰争”已經不能妨礙德國人。
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達的鐵路網和公路網，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邊界當面，用來進攻我們。
在此條件下，我們應該象我們所議論的那樣，撥給國界掩護梯隊足以擊退敵人首次突擊的軍隊。
在這些強大屏護隊的掩護下，我們将能更易于調集預備隊，并轉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動搖地回答，我同意參謀長的意見，支持他提出的計劃。
“你們的想法不對喲！”司令員歎了口氣。
“我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
”他合上文件夾，把它遞給我。
“你們照我說的拟好計劃，預備隊要留有盡可能多的兵力。
” 當各級司令部在仔細拟制抗擊可能侵略的作戰計劃時，軍區所屬軍隊中展開了緊張的戰鬥訓練。
單兵戰術訓練已經結束，小分隊戰術研練剛剛開始。
大部分訓練時間用于解決進攻戰鬥問題。
防禦也沒有忽略。
基爾波諾斯将軍要求戰士們習慣于對付坦克沖擊。
參謀人員從部隊回來，都以贊歎的口氣講述年輕的紅軍戰士們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隊戰鬥隊形時，表現得何等鎮靜。
戰鬥訓練是與沿國界構築防禦地區結合進行的。
軍隊感到十分緊張。
2月下半月，軍區接到指示，要參謀長率參與拟制國界掩護計劃的将軍和軍官小組火速前往莫斯科。
和普爾卡耶夫一起出發的有空軍參謀長H·A·拉斯金空軍少将、軍區司令部第5部部長A·A·特魯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貝金少将、軍事交通部長A·A·科爾舒諾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長達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們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難道我們拟制的計劃竟會那麼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興，因為我可以同已經快半年沒見的家人團聚了。
到莫斯科後，終于一切都明朗了：我們要參加研究進一步鞏固國界的措施。
此時，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成了公衆注意的中心。
這次會議審議了工業和交通部門的任務及其他最重要問題，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以布爾什維克黨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點。
人們在閱讀會議材料時，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列甯關于要根據一個黨對所犯錯誤的态度去判斷它的力量和嚴肅性的名言。
紅軍建軍二十三周年紀念活動，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一健康的批評精神。
在慶祝大會的報告中遠非隻能聽到大吹大擂。
B·C·朱可夫發表在《紅星報》節日專号的一篇文章，也體現了這種精神。
總參謀長堅決反對軍隊戰鬥訓練中的死闆公式和各種陳規。
他強調指出，現在國際形勢迫使我們每分鐘都要處于完全戰鬥準備狀态，這些陳規特别不能容忍。
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基輔特别軍區司令員M·E·基爾波諾斯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此後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軍銜。
我們誠摯地向他表示了祝賀。
3月初，巴爾幹半鳥的局勢開始複雜化了。
蘇聯政府向保加利亞政府聲明，讓德軍進入保加利亞領土，将導緻擴大戰争範圍和保加利亞被拉入戰争，蘇聯政府對此極為不安。
事态已經很嚴重。
它迫使我們更加緊張地拟制鞏固國界計劃。
我們完成任務後，于3月中回到基輔。
軍區司令部的人員等着我們歸來。
我的為數不多的助手們被一天天堆積起來的急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總參謀長要求軍區舉行一些旨在實際檢驗戰時步兵師編制的試驗性演習。
規定将其中一個兵團擴編為戰時編制。
為此，兵和軍士用被征召參加集訓的預備役軍人來補充，軍官則由其他師暫調，技術裝備和武器由應急儲備品中撥出。
這個齊裝滿員師要實施行軍，實施訓練性進攻和防禦戰鬥，以便了解各部隊的可指揮程度和靈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後勤分隊的能力。
總之，要證明新編制的步兵師是否符合現代戰争的需要。
這是件規模宏大而又十分細緻的工作。
總參謀部規定在1941年秋季前結束此項工作。
讀者已能猜到，這一任務未能全部完成。
戰争爆發時，我們的師仍然按和平時期編制補充。
在斯拉武塔、羅夫諾、伊賈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舉行了由紅軍騎兵總監奧基·伊萬諾維奇·戈羅多維科夫導演的大演習。
題目是《在集團軍翼側行動的加強騎兵軍行軍和遭遇戰鬥》。
轄騎兵第3、32師的騎兵第5軍及坦克師、摩托化師、航空兵師各一個參加了演習。
所選地形是很困難的，有許多小河和沼澤，由于時值春汛期，正四處橫溢。
不難設想，軍隊要遇到多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同兵種的兵團和部隊之間特别難以協同。
大家都得出力。
遺憾的是，當時除作出了一些在戰鬥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結論之外，還作出了一些有問題的論斷。
例如，有幾次演習的總導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議：“坦克師和摩托化師要避免在夜間移動。
”為什麼呢？據說是因為軍隊指揮複雜化，行軍速度下降，還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術裝備又極端困難。
夜間沖擊是絕對擯棄的，據說是因為夜間沖擊後連人都無法收攏了。
戰争勾銷了這些建議。
它迫使軍隊最經常在夜間行軍，而且不敢輕視夜間沖擊。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團軍的國界掩護計劃。
此項工作，我們原先是同格爾曼·卡皮托諾維奇·馬蘭金将軍密切合作的。
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為總參謀部作戰部長。
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總參軍事學院的同學阿列克謝·因諾肯季耶維奇·安東諾夫①少将。
無論是性格、才智，還是學問，他都酷似他的前任。
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馬蘭金都有某種難以捉摸的相似之處。
安東諾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學和林學院一年級。
他和馬蘭金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畢業于士官學校。
1919年參加紅軍，在國内戰争前線作戰。
1936年，我和他第一次在總參軍事學院見面，他來上學前任哈爾科夫軍區作戰部長。
但尚未學滿一年，就被緊急調離學院，任命為首都軍區參謀長。
後來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任教。
如今在戰争臨近之際，機緣又使我們重逢了。
-------- ①A·A·安東諾夫（1896—1962），蘇軍大将（1943）。
衛國戰争中曾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
1955年起任華沙條約國聯合武裝力量參謀長。
——譯者注。
安東諾夫在解決組織和動員問題時，善于迅速分析情況，評價國界掩護計劃的全部重要性。
他對我們的整個工作提供了巨大幫助。
各集團軍國界掩護計劃是在軍區首長直接領導和監督下制定的。
各集團軍參謀長連同參與此項工作的軍官小組都被召來了。
他們在這段時間内一直沒離開過基輔。
在我們從莫斯科回來之前，計劃就已拟制好了。
幸運的是沒有要求作大的修改。
3月底，普爾卡耶夫将軍被召到莫斯科。
他回來時顯得異常興奮和滿足。
他由于忘我勞動而被授予第二枚紅旗勳章。
參謀長從首都帶來了許多新聞。
其中他談到莫斯科的人們已對南斯拉夫的事态發展感到不安。
總參謀部獲得的情報說，希特勒選中南斯拉夫作為下一個犧牲品，準備占領它。
由于我國政府對該國各民族人民的命運決不會置若罔聞，所以我國同法西斯德國的關系有可能複雜化。
确實，近幾周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