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4章 深入敵營，建立據點迎接昆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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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經過黨的長期艱苦工作，聯系團結了民族上層人物，反蔣民主人土，在解放戰争時期，為雲南武裝鬥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祿勸土司後裔金洪照，自動帶領其保家武裝50餘人、槍，參加“邊縱”三支隊遊擊大隊任大隊長，放下其優裕的生活，在艱苦的遊擊戰争中，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戰鬥，直到昆明解放，成為黨的優秀軍事幹部。
解放戰争時期，黨領導的武裝鬥争能夠順利發展，是與黨的民族工作和統一戰線分不開的。
經過長期艱苦的工作，1949年在該營建立了黨的支部，并吸收該營營長李煥文加入中國共産黨，該營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
盧漢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黨所控制，并随時準備按照黨的号令行動。
1949年“九·九整肅”後，黨組織分析形勢，認為盧漢今後有三種可能：一是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進一步靠攏人民；三是腳踏兩隻船，觀望局勢，保存實力，與我讨價還價。
我們要避免第一種可能，争取第二種可能，必要時準備動用警衛營的力量舉行兵谏，迫使盧漢起義。
敵工組織還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遊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十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産黨員李煥文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
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十餘人要了出來，并将他們送回遊擊隊。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産黨員及進步人士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并企圖假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其反共到底。
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系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軍盟”成員劉漢章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并與盧漢有親戚關系，深得盧漢信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布置劉漢章要他利用自己為該案主辦軍法官的特殊身份，做盧漢的工作，營救被捕人員。
劉利用機會向盧漢講明了毛人鳳借刀殺人的陰謀，要盧漢慎重從事。
當時被捕人員都交軍統特務看管之下，生殺予奪大權掌握在軍統之手，盧漢雖不準備殺害這些人也很為難。
劉漢章當即建議盧漢首先應該争取到看管審訊的主動權，防止毛人鳳狗急跳牆。
盧漢采納了劉漢章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準，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特務手中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手中。
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借口，故意拖延審判過程，幾次抵制了毛人鳳、沈辭殺害這批人的陰謀。
最後在社會輿淪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諸如準備撤退日公開暴露的特務及軍統控制的特務武裝力量到滇西或邊境地區，策動土司頭人和勾結地霸武裝組織反革命遊擊武裝，建立反攻大陸的基地和通道，發展新的特務分子潛伏待命；在國民黨撤出昆明時縱火焚毀昆明，炸毀重要工廠設施等等。
這些情報的獲得，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衆組織起來護廠，防止反革命破壞。
在黨中央，雲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領導下，經過各條戰線長期艱苦的鬥争，昆明人民迎來了解放。
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貴陽，分割了國民黨軍胡、白二集團。
打開了進入昆明的大門，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
盧漢将軍于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義。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布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逃遷昆明負隅頑抗的計劃，盧漢乘機假借張群名義于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從而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
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布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并嚴守機密。
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産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
這些同志經過共産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
當晚待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以堅決準确的行動，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任務。
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危急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
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
在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昆明的近三個月期間，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
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的陰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義後，蔣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合組為第八兵團，向昆明進行反撲，妄圖扼殺起義。
為提高土氣，許諾攻入昆明後“自由行動三天”。
當時，人民解放軍尚遠在黔桂境内，“邊縱”部隊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在兵力及裝備上均遠不如反撲昆明的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兩個軍。
昆明形勢萬分危急。
為配合盧漢将軍的起義，雲南地下黨除電請中央令解放軍馳援昆明外，并命令“邊縱”支援昆明。
昆明市委号召各級黨盟組織及全市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組織昆明義勇自衛隊，支持起義部隊武裝保衛昆明，進行了英勇頑強的保衛戰。
在戰鬥中，起義部隊官兵為保衛起義成果、保衛人民生命财産而戰，受到了昆明人民的愛戴和熱情支援。
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共産黨員)，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在戰鬥中，身先士卒，率領全團官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在至關重要的南線螺蛳灣血戰中，堅決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
以“軍盟”成員夏際昌，王紹堯、朱德裕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赢得了時間。
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并進，已形成對昆明迂回包圍的态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隻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遂于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官警，以“警盟”。
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貢獻。
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的近三個月時間，是昆明社會發生急劇動蕩變化的特殊時期。
昆明市委領導全市各階層人民，通過各方面的工作，終于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參加敵情工作的同志，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無畏的膽略，工作在敵人的心髒裡。
他們在白色恐怖下，認真執行黨的對敵方針和策略，在實際工作中認真從敵營的實際情況出發，逐步摸索闖出了一條開展敵工工作的道路，為在國民黨統治區開辟第二條戰線，配合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置個人安危于度外，深入敵營，機智勇敢，默默無聞，全心全意地為革命工作。
大量的曆史事實說明，昆明的敵情工作曾在曆史上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認的卓越貢獻。
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來參加國民黨營壘後來轉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過敵情工作的黨外朋友，都為革命為人民作出過貢獻。
應該指出的是，在“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他們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們受到了錯處應該平反糾正，蒙冤受屈犧牲了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曆史将為他們作出最公正的結論。
這是一支鎮壓革命，欺壓人民的重要武裝。
整個警察界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軍統)滇站手中，滇站站長李毓祯、王巍先後擔任過昆明市警察總局長，并安排了大批特務擔任主要職務，警宮中也潛藏着—些經過特警班專門訓練的特務分子。
其中的刑警大隊，名為刑事警察，實際上是以大隊長周伯先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開組，有隊員70餘人，另有試用，見習隊員等共約100餘人，專門幹着破壞共産黨地下組織、鎮壓民主人士及革命群衆的反革命勾當。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層警官，多數受反動統治影響較深，頑固堅持其反動立場。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戰争勝利發展的形勢下，有的表現猶豫動搖，少數則遂漸有虜覺醒。
警察中的警長、警士等基層人員，多系從本省農村招募來的，他們出身貧寒，鄉土觀念重，對蔣介石強行改組雲南省政府，把滇軍數萬子弟驅至東北打内戰，是不滿意的，他們經常受到警官的打罵和欺壓，目睹舊社會“人吃人”的現象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況，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他們雖然在長官的驅使下，被迫參加鎮壓學生運動，但經過學生的宣傳教育，他們中的多數是同情學生運動的。
有一個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學生時，私下将學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動接觸進步學生，提出參加革命的要求。
因此，黨組織認為在反動的警察界中，仍有開展革命工作的基礎；在解放昆明的關鍵時刻，利用這支警察武裝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遠領導昆明的敵情工作，專門在軍、警、憲、特中建立關系，發展進步力量，掌握情報，為我所用。
當時提出的方針是：“拉出來，打進去，鑽到敵人心髒裡燒鍋煮飯。
”按照我黨在白區工作的方針：“發展進步力量，争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勢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實現瓦解下層，争取中層，孤立上層，長期埋伏，隐蔽精幹，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在組織上嚴守地下工作組織紀律，嚴格把關，個别吸收，單線聯系，不搞公開或半公開活動。
因此，在警長以下警士中，隻是大力發展外圍組織，但不發展黨員。
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關系，教育分化，發展下層，争取中層，利用上層，等待時機，為我所用”的工作方針。
其具體工作是： 1加強形勢教育，提高覺悟，吸收進步可靠的下層分子參加外圍組織。
2了解警察系統内部情況，查清故特組織人員。
3根據情況獲取巳蓋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證供組織使用。
4了解敵特逮捕、跟蹤我地下工作和進步人士，鎮壓學生運動的情報，及時向組織報告。
5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員情況，傳遞消息，并盡可能暗中提供保護。
在1949年6月以前，黨在警察界的外圍組織是單線、平行、多頭領導的。
介紹人是什麼組織，就用什麼組織名稱。
如有的用“新聯”，有的用“民青”。
到1949年9月前，警
經過黨的長期艱苦工作，聯系團結了民族上層人物，反蔣民主人土，在解放戰争時期，為雲南武裝鬥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祿勸土司後裔金洪照，自動帶領其保家武裝50餘人、槍，參加“邊縱”三支隊遊擊大隊任大隊長，放下其優裕的生活，在艱苦的遊擊戰争中，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戰鬥，直到昆明解放，成為黨的優秀軍事幹部。
解放戰争時期，黨領導的武裝鬥争能夠順利發展，是與黨的民族工作和統一戰線分不開的。
深入敵營，建立據點，逐步變敵人的城市武裝為我所用
從1946年開始，黨組織便通過不同渠道在省府警衛營中開展工作，建立秘密組織。經過長期艱苦的工作，1949年在該營建立了黨的支部，并吸收該營營長李煥文加入中國共産黨，該營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
盧漢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黨所控制，并随時準備按照黨的号令行動。
1949年“九·九整肅”後，黨組織分析形勢，認為盧漢今後有三種可能：一是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進一步靠攏人民；三是腳踏兩隻船，觀望局勢，保存實力，與我讨價還價。
我們要避免第一種可能，争取第二種可能，必要時準備動用警衛營的力量舉行兵谏，迫使盧漢起義。
敵工組織還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遊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十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産黨員李煥文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
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十餘人要了出來，并将他們送回遊擊隊。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産黨員及進步人士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并企圖假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其反共到底。
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系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軍盟”成員劉漢章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并與盧漢有親戚關系，深得盧漢信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布置劉漢章要他利用自己為該案主辦軍法官的特殊身份，做盧漢的工作，營救被捕人員。
劉利用機會向盧漢講明了毛人鳳借刀殺人的陰謀，要盧漢慎重從事。
當時被捕人員都交軍統特務看管之下，生殺予奪大權掌握在軍統之手，盧漢雖不準備殺害這些人也很為難。
劉漢章當即建議盧漢首先應該争取到看管審訊的主動權，防止毛人鳳狗急跳牆。
盧漢采納了劉漢章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準，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特務手中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手中。
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借口，故意拖延審判過程，幾次抵制了毛人鳳、沈辭殺害這批人的陰謀。
最後在社會輿淪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迎接昆明解放
敵工組織經過長期工作，到解放戰争後期，已經比較全面地彙集了軍統在昆明設置的公開和秘密機構，人員分布和大部分軍統人員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資料，同時還獲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潛伏應變計劃及活動情況。諸如準備撤退日公開暴露的特務及軍統控制的特務武裝力量到滇西或邊境地區，策動土司頭人和勾結地霸武裝組織反革命遊擊武裝，建立反攻大陸的基地和通道，發展新的特務分子潛伏待命；在國民黨撤出昆明時縱火焚毀昆明，炸毀重要工廠設施等等。
這些情報的獲得，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衆組織起來護廠，防止反革命破壞。
在黨中央，雲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領導下，經過各條戰線長期艱苦的鬥争，昆明人民迎來了解放。
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貴陽，分割了國民黨軍胡、白二集團。
打開了進入昆明的大門，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
盧漢将軍于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義。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布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逃遷昆明負隅頑抗的計劃，盧漢乘機假借張群名義于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從而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
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布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并嚴守機密。
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産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
這些同志經過共産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
當晚待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以堅決準确的行動，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任務。
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危急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
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
在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昆明的近三個月期間，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
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的陰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義後，蔣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合組為第八兵團，向昆明進行反撲，妄圖扼殺起義。
為提高土氣，許諾攻入昆明後“自由行動三天”。
當時，人民解放軍尚遠在黔桂境内，“邊縱”部隊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在兵力及裝備上均遠不如反撲昆明的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兩個軍。
昆明形勢萬分危急。
為配合盧漢将軍的起義，雲南地下黨除電請中央令解放軍馳援昆明外，并命令“邊縱”支援昆明。
昆明市委号召各級黨盟組織及全市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組織昆明義勇自衛隊，支持起義部隊武裝保衛昆明，進行了英勇頑強的保衛戰。
在戰鬥中，起義部隊官兵為保衛起義成果、保衛人民生命财産而戰，受到了昆明人民的愛戴和熱情支援。
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共産黨員)，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在戰鬥中，身先士卒，率領全團官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在至關重要的南線螺蛳灣血戰中，堅決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
以“軍盟”成員夏際昌，王紹堯、朱德裕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赢得了時間。
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并進，已形成對昆明迂回包圍的态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隻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遂于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官警，以“警盟”。
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貢獻。
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的近三個月時間，是昆明社會發生急劇動蕩變化的特殊時期。
昆明市委領導全市各階層人民，通過各方面的工作，終于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參加敵情工作的同志，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無畏的膽略，工作在敵人的心髒裡。
他們在白色恐怖下，認真執行黨的對敵方針和策略，在實際工作中認真從敵營的實際情況出發，逐步摸索闖出了一條開展敵工工作的道路，為在國民黨統治區開辟第二條戰線，配合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置個人安危于度外，深入敵營，機智勇敢，默默無聞，全心全意地為革命工作。
大量的曆史事實說明，昆明的敵情工作曾在曆史上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認的卓越貢獻。
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來參加國民黨營壘後來轉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過敵情工作的黨外朋友，都為革命為人民作出過貢獻。
應該指出的是，在“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他們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們受到了錯處應該平反糾正，蒙冤受屈犧牲了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曆史将為他們作出最公正的結論。
地下黨在警察界的工作概況
解放戰争時期，國民黨昆明市警察系統包括總局和8個分局、4個大隊(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務處、警察學校等，共有警官400餘人，警長及警土2400餘人。這是一支鎮壓革命，欺壓人民的重要武裝。
整個警察界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軍統)滇站手中，滇站站長李毓祯、王巍先後擔任過昆明市警察總局長，并安排了大批特務擔任主要職務，警宮中也潛藏着—些經過特警班專門訓練的特務分子。
其中的刑警大隊，名為刑事警察，實際上是以大隊長周伯先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開組，有隊員70餘人，另有試用，見習隊員等共約100餘人，專門幹着破壞共産黨地下組織、鎮壓民主人士及革命群衆的反革命勾當。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層警官，多數受反動統治影響較深，頑固堅持其反動立場。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戰争勝利發展的形勢下，有的表現猶豫動搖，少數則遂漸有虜覺醒。
警察中的警長、警士等基層人員，多系從本省農村招募來的，他們出身貧寒，鄉土觀念重，對蔣介石強行改組雲南省政府，把滇軍數萬子弟驅至東北打内戰，是不滿意的，他們經常受到警官的打罵和欺壓，目睹舊社會“人吃人”的現象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況，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他們雖然在長官的驅使下，被迫參加鎮壓學生運動，但經過學生的宣傳教育，他們中的多數是同情學生運動的。
有一個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學生時，私下将學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動接觸進步學生，提出參加革命的要求。
因此，黨組織認為在反動的警察界中，仍有開展革命工作的基礎；在解放昆明的關鍵時刻，利用這支警察武裝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遠領導昆明的敵情工作，專門在軍、警、憲、特中建立關系，發展進步力量，掌握情報，為我所用。
當時提出的方針是：“拉出來，打進去，鑽到敵人心髒裡燒鍋煮飯。
”按照我黨在白區工作的方針：“發展進步力量，争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勢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實現瓦解下層，争取中層，孤立上層，長期埋伏，隐蔽精幹，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在組織上嚴守地下工作組織紀律，嚴格把關，個别吸收，單線聯系，不搞公開或半公開活動。
因此，在警長以下警士中，隻是大力發展外圍組織，但不發展黨員。
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關系，教育分化，發展下層，争取中層，利用上層，等待時機，為我所用”的工作方針。
其具體工作是： 1加強形勢教育，提高覺悟，吸收進步可靠的下層分子參加外圍組織。
2了解警察系統内部情況，查清故特組織人員。
3根據情況獲取巳蓋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證供組織使用。
4了解敵特逮捕、跟蹤我地下工作和進步人士，鎮壓學生運動的情報，及時向組織報告。
5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員情況，傳遞消息，并盡可能暗中提供保護。
在1949年6月以前，黨在警察界的外圍組織是單線、平行、多頭領導的。
介紹人是什麼組織，就用什麼組織名稱。
如有的用“新聯”，有的用“民青”。
到1949年9月前，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