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4章 深入敵營，建立據點迎接昆明解放

建立反蔣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1941年夏，南方局派鄭伯克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

    根據中共中央“對于國内各階級相互關系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的基本方針，把争取地方實力派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努力擴大反蔣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當時的雲南，蔣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銀行的法币，還有富滇新銀行的滇票；有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中央系銀行，還有富滇，興文、勸業、镛業、益華等地方系銀行；軍事上有中央5個軍駐防，還有地方兩個軍和保安團；在昆明市街道巡邏的有中央憲兵13團，還有地方滇黔綏靖公署的憲兵隊(即所謂中央憲兵和雲南憲兵)；黨政方面，有國民黨中央屬黨、團系統，還有地方政府系統。

    總之，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系統，互相勾心鬥角。

    盧漢上台後，政治上采取擁蔣保己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蔣介石鎮壓雲南人民革命運動；另一方面，積極增強自己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蔣、盧之間繼續存在着矛盾，進行着控制與反控制的鬥争。

    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蔣、盧矛盾，實行區别對待，對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采取又鬥争又争取，以争取為主的方針。

    在“一二一”運動中，按照黨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擊蔣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争取盧漢在一定條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協和讓步。

    經過鬥争，在蔣介石被迫電告盧漢“忍讓為懷，謹慎處理”之後，在由盧漢接受學生所提條件下停靈複課，取得“一二一”運動的重大勝利。

     1946年的李、聞慘案，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霍揆彰造謠說，暗殺李、聞系雲南地方勢力，同時将龍雲的副官處長楊竹庵抓捕，逼楊竹庵承認暗殺李、聞系盧漢指使，要楊竹庵交出兇手和中共地下黨及進步人士名單，随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謂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種進步報刊，以實現其破壞中共雲南地下黨、打擊民主進步人士、清除地方勢力的目的。

    中共雲南省工委針鋒相對，發動群衆揭露敵人的陰謀，有力地支持和争取了雲南地方實力派。

    7月21日，雲南地下黨組織昆明學聯在街頭散發傳單，揭露特務頭子唐縱在昆明抓捕龍雲副官楊竹庵的陰謀。

    國民黨反動派玩弄的種種陰謀破産後，霍揆彰又導演了“公審”罪犯的醜劇，槍斃了兩名小特務作替罪羊。

     随着全國解放戰争勝利形勢的發展，在城市民主運動日益高漲和雲南人民武裝鬥争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鼓舞下，雲南地方實力派經過地下黨又團結，又鬥争的策略，幾經反複，盧漢才終于由“擁蔣保己”的政治态度，逐步轉變到“聯共反蔣保己”的軌道上來，最後實現了昆明起義。

     盧漢上台後，省工委派歐根、張子齋與張沖聯系，讓他們争取盧漢參加反蔣運動。

    護國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層人士中有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嚴達夫向他介紹解放區的情況，送進步書籍給他看，并通過省參議員唐用九(共産黨員)的影響，使他充滿愛國熱忱，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不滿，對青年學生的民主運動同情。

    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運動中，他挺身而出，聯絡蘇鴻綱、徐嘉瑞等發起簽名，争取一批社會知名人士上書盧漢，聲援學生。

     1948年冬，省工委決定由郭佩珊、李劍秋、吳邦彥3人組成統戰小組，郭佩珊為組長。

    郭佩珊直接聯系新聞界黨小組，這個黨小組聯系《人民日報》、《正義報》、《觀察報》、《大觀報》等地方報紙的共産黨員和外圍組織，宣傳黨的政策。

    這些報紙有時全文刊發黨中央毛澤東的聲明、新華社電訊，傳播解放戰争的勝利消息等。

    李劍秋聯系費炳、劉革非、張執中在地方軍政人員中開展工作。

    吳邦彥聯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員中開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為了在昆明的軍、警、憲、特中開展工作，批準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和“雲南正義救國同盟”，對敵人營壘進行分化、瓦解、争取工作。

    領導和團結願意靠攏人民的人員，利用合法鬥争孤立和打擊反動頑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決定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三人組成統戰小組，由省工委書記鄭伯克直接聯系。

    在省參議會内，開展了以維護雲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張，團結參議員中的進步人士，争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擁蔣分子。

    1946年4月1日，雲南省第一屆參議會正式成立工作。

    1946年夏，根據舊政協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甘舜、張天如、孫天霖、劉淑清等人組織發起“雲南地方自治促進會”，得到地方勢力嚴鑒、李星槎、李奂若、徐亞雄等大批參議員的支持。

    “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參議員的支持和參加。

    從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内戰開始，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黨組織通過擴大團結地方勢力，争取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積極開展“反三征”(征兵、征糧、征稅)，支持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内容的反内戰、反獨裁的鬥争。

     積極聲援以學生運動為中心的愛國民主運動。

    針對國民黨軍警任意逮捕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參議會駐委會上，馬曜等先後提出：“請減少駐軍，以減輕人民負擔及駐滇軍隊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檢查人、以維護人權”等提案，由于進步勢力積極支持，參議員提出的維護雲南地方權益，反對駐軍(指警備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參議員的支持。

    在李、聞事件中，省參議會駐委會緊急召開會議，參議員孫天霖、甘舜在會上發言：要求将兇手“緝拿法辦”以明真相，并予肇事區直接負擔治安責任者以懲辦”，矛頭直指霍揆彰：省參議會重申：國民黨駐滇軍隊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經過各方面的鬥争，最後蔣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職，由何紹周繼任雲南警備總司令，盧漢兼保安司令，并将4個保安總隊改編為4個保安團，9月又擴充為6個團，歸保安司令部指揮：自1946年7月何紹周任警備總司令以來，依仗他是何應欽的侄子，飛揚拔扈。

    盧漢為了增強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而他卻處處受到何紹周的監視和掣肘。

    省參議會通過盧漢副官提供的情況，向國民黨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備總司令何紹周盜賣槍支、走私販毒的罪行，迫使蔣介石于1949年2月撤銷了雲南警備司令部，調走何紹周，進一步擴大了反蔣愛國統一戰線。

     由于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省參議會與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斷抵制了國民黨中央對雲南的控制，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終于促使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由“擁蔣保已”逐步轉向“聯共反蔣”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戰争後期，蔣介石妄圖以雲南作為“反共複興基地”，蔣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彌第8軍調駐雲南，中央89軍劉伯龍部也竄到滇東曲靖一帶。

    為了搶占雲南，桂系軍閥頭目白崇禧設立滇黔桂邊區綏靖公署，派其親信張淦為主任，派桂軍303師進駐百色，準備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華中軍政長官的名義在滇桂黔邊區設綏靖公署，其副長官李品仙電雲南省政府稱：“已派陸軍303師進駐百色，并準備人滇協助剿匪”，盧漢複電拒絕，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師已有兩個團進入雲南富甯縣，并向廣南移動。

    1949年6月8日，馬曜、劉淑清等21人在駐委會上緊急動議，經讨論一緻認為：“(1)雲南并沒有匪，而是迫于拉丁征糧引起和剿匪剿出來的民變，還能再剿嗎？(2)白崇禧想保存實力，将戰火引向雲南是個陰謀；(3)華中長官轄區不包括雲南，西南各省已設有綏署，不必鄰省代庖？當即決定先電告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請制止桂軍入滇”，聲稱如得不到圓滿答複，“滇民為争取生存，隻好通電全省各縣堅壁清野，團結抗禦”。

     1949年2月13日，圍繞反對蔣介石把雲南作為反共基地，省參議會駐委會一緻通過咨請省政府停止新聞檢查，盧漢最後同意：當時，除在昆的《中央日報》外，其餘各報競相刊登有關中共中央的真實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參議會駐委會迫使國民黨中央駐雲南軍隊的軍饷用黃金兌換半開(滇鑄銀元)發放；抗議将五十三兵工廠遷往台灣等。

    通過以上鬥争，把國民黨反動派僞裝“還政于民”的所謂“民意機關”逐步變成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争取民宅的民意機構，變成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具。

     滇軍是雲南地方實力派維持統治的支柱，它以雲南講武堂訓練的軍人為骨幹，舉行過辛亥雲南重九起義，發動過讨袁護國戰争，為革命立過功勳。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雲南省臨委曾派遣一批黨員到滇軍開展政治工作，推進國民革命。

    抗戰爆發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雲南地下黨又先後派一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到60軍和58軍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黨中央還專門從延安抽調黨員骨幹周時英、張天虛、薛子正、張子齋(白族)到184師工作，并在該師建立了秘密黨支部。

    1940年底又派朱家璧從延安回雲南開展滇軍工作。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内戰，把滇軍全部調往東北。

    黨中央對滇軍的情況十分重視，1946年4月，劉少奇、朱德在延安親自部署了争取滇軍起義的工作。

    黨中央專門組織了滇軍工作委員會，葉劍英和軍事情報部長李克農、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中共中央東北局先後直接領導這項工作。

    1947年3月東北局決定成立滇軍工作機構，東北局聯絡部長李立三和吉林省軍區司令員周保中直接領導開展對滇軍的争取工作。

    曾受中共地下黨教育影響的陳祿、白華首先帶領一個加強連率先在東北投奔解放區；1946年5月27日，60軍184師師長潘朔端、副師長鄭祖志，參謀長馬逸飛(中共黨員)率部在海城起義。

    潘多次給曾澤生等人寫信。

    指出他們面臨的危險處境，要當機立斷，争取光明的前途。

     1948年10月，在遼沈戰役中滇軍60軍軍長曾澤生在長春率部起義，編為人民解放軍第50軍，而滇軍93軍則在錦州被殲，國民黨第6兵團司令官盧浚泉(盧漢的叔父)被俘，這對盧漢震動很大。

    盧漢的部隊在東北已起義或被殲，而手中隻有五、六個地方保安團的兵力，盧漢心裡明白，國民黨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為自己的後路着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雲南是祖國邊疆多民族的地區，中共雲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領導和團結各民族建立了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

    在開展農村武裝鬥争中大批知識青年，脫下學生裝，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數民族打成一片，在生産、生活中全心全意為少數民族辦好事，辦實事。

    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礎上，幫助少數民族同胞組織“兄弟會”、“姐妹會”，開展為當地少數民族喜聞樂見的各種活動，逐步組織“翻身會”，從經濟鬥争引向民族團結、平等，為争取全民族解放而鬥争。

    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通過他們使黨的方針政策變為群衆的自覺要求。

     1942年，雲南大學教師侯澄在路南中學教書，注意發現培養撒尼族青年畢恒光，把他帶到昆明，進人中山中學，參加了“民青”，加入了共産黨。

    1946年省工委派畢恒光回路南，在尾則中學以教書為掩護，在群衆中開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路南農村，建立起地下黨領導的工作據點和聯絡網。

    1945年，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當連長的阿細族青年楊治庭回家鄉彌勒後，在中學當軍事教官，後來加入了共産黨，回到彌勒西山組織起民族武裝，參加發動武裝鬥争。

    由于各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發展極不平衡，黨組織從實際出發，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注意做好民族上層的工作，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争中，注意尊重他們的利益，利用少數民族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之間矛盾，争取他們中立或支持群衆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