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3章 因勢利導，開展敵情工作與武裝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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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釋放了這些師生，但昆明學生中處于第一線的黨、盟員已經暴露，隻得撤往遊擊根據地；“九九整肅”前後，昆明市數千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也陸續轉到遊擊根據地。
大批黨、盟員和積極分子到農村，既增強了遊擊區的力量，也更好地保護了幹部。
遊擊根據地的發展壯大，鼓舞和吸引着廣大革命青年，到“山那邊去”成為當時許多革命青年的心願。
194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蔣管區發動農民武裝鬥争問題的指示》，要求蔣管區黨組織“依靠群衆，大膽細心地發動群衆，既勇敢又謹慎地領導鬥争，在鬥争中建立和組織武裝力量與農村遊擊根據地。
”中共雲南省工委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繼續領導城市民主運動，不斷派遣幹部到農村加強和發動農民武裝鬥争，兩者相互配合，緊密聯系。
當時作為溝通城市與農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線，成為武裝鬥争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此，省、市工委從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後建立了通往滇東北、滇東南、滇中等遊擊區、根據地的數條隐蔽的地下交通線，巧妙地突破了敵人的關卡封鎖，從昆明源源不斷地向農村傳遞信息、轉送幹部、轉運武器物資等，有力地支援了農村的武裝鬥争。
1947年2月，為便于對路南武裝鬥争的聯系和指導，省工委利用國民黨行轅兵站總監、雲南田賦糧食管理處興辦私立宜良光德小學正在物色教師的機會，派共産黨員陳敬思、趙以群到宜良縣城光德小學，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在光德小學建立了聯絡站，負責昆明與路南等地的交通聯絡，逐步形成了一條交通線。
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彌勒西山發動了反蔣武裝鬥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軍隊”，開辟了圭山、西山遊擊根據地。
為了加強對遊擊戰争的領導，又先後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聯絡站。
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畢恒光、董剛和學生許立、劉輝康4人為交通員；在宜良七星村董剛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
由董剛負責，先後發展了董克寬等4人為交通員，為便于交通聯絡，又在靠近火車站的時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購房建立了交通站，并與地下黨員朱華負責的曉東街聯絡站取得聯系；為了防備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聯絡中斷，省工委指示由董剛在宜良大山後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負責，發展了李沛、李炳壽等人為交通員。
上述交通聯絡站組成了一條從昆明通往滇東、滇南遊擊區的重要地下交通線。
1948年3月，省工委選定四營作為通向宜良、路南、陸良、泸西、彌勒、羅平等廣大遊擊區的一個地下據點，派林堅(黨員)、錢達明(“民青”)到四營火車站，經過考察，吸收了火車站站長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營火車站聯絡點。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區處在敵人統治中心的城市周圍，可秘密發動農民掌握武器，但不宜開展武裝鬥争。
郊區特支的主要任務是：打通城市東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線，保證昆明與邊縱活動地區的聯系。
根據市委指示，郊區特支決定由書記陸介福負責西郊工作；組織委員施萬惠負責西、北郊工作；宣傳委員汪潤分管東、南郊工作。
1949年8月，上述3個方面交通線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秘密交通聯絡網，在“九九整肅”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1947年8月到1949年底，從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線主要有：由昆明市綏靖路(長春路)——宜良光德小學——路南、泸西遊擊區；由昆明曉東街、圓通街——宜良時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後——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華山布珠巷——四營火車站——宜良馬街——羅盤區；由昆明市小西門外紅廟村——梁家河——明朗村——轉安、祿、羅遊擊隊；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腸村——麥地村——松花壩——龍頭村——轉嵩、尋遊擊隊；由昆明篆塘——從滇池到昆陽古城——轉送安甯，易門；由昆陽縣城——轉送玉溪、峨山、新平遊擊區；由昆明東郊的小石壩——大闆橋——渾水塘——嵩尋遊擊區。
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各條交通線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運送武器、彈藥。
送往路南、泸西遊擊區的長短槍1000餘支、輕機槍4挺和大批的彈藥；送往羅盤遊擊區的長短槍100餘支。
通過滇池水路交通線，運送電台、武器、彈藥到昆陽、安甯轉遊擊區。
護送領導幹部及盧漢的聯絡代表，護送侯方嶽、祁山等領導人10餘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護送省工委和邊縱領導人莊田、林李明、鄭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遊擊區；護送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全權代表龍澤彙到遊擊區與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副政委鄭敦會談。
轉送幹部、師生、工人、職員、先後送往路南、泸西等遊擊區的師生、工人、職員達1000餘人；送往羅盤地區的師生達100餘人；昆明市郊區水、陸交通線護送幹部、師生達500餘人到各遊擊區。
傳遞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報。
先後送往遊擊區的藥品10餘箱；運送大米、銀元(半開)、一大批革命書籍和地圖(三卷)；同時還轉移了一批經地下市委搜集的敵特照片和重要資料的收藏。
1950年3月軍事接管前後，這批照片和重要資料在搜捕敵特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員始終嚴守黨的機密，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同志。
昆明市郊區特支水上交通線的活動，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連續兩次傳訊特支水上堡壘戶、水路負責人李應賢。
警察對其拳打腳踢，但他始終沒有暴露組織秘密。
1949年10月，馬榮柱等為執行一項任務到嵩明阿子營，與遊擊隊聯絡員楊兆鬥接上頭，在阿子營宿營，不料被縣常備隊包圍，楊光鬥被敵人抓住吊打。
為了保護同志的安全，楊始終堅強不屈，隻字未供。
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獄後，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敵人采用電刑、壓杠和皮鞭拷打審訊，但她絲毫沒有向敵人吐露任何實情。
為了保護組織，保護被捕同志，她把責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擔，并說服其女兒在監獄中編造口供，承擔責任，使敵人放松了對其他被捕同志的審訊，免遭敵人的酷刑。
黨組織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後，兒子、姑娘、兒媳、孫女都參加了接待過往人員的工作。
李土娘從燒水、做飯、護理傷病員、洗衣服到籌備生活費用、傳遞情報都做了精心安排。
“九九整肅”前後，從昆陽轉送的410多名幹部、師生，都是由昆陽街四鋪47号傅學義家、安企村楊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
有的黨組織還通過“農民翻身會”把群衆動員起來，掩護過往人員的安全。
黨組織還認真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們對地下交通線的建立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昆陽縣委在古城這個轉送點，首先通過社會關系做好幾家士紳的統戰工作，向他們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宣傳解放戰争的勝利形勢，争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從古城轉送的160多名幹部、師生，多數都食宿在開明士紳的家裡。
從昆明乘木船來的幹部、師生得到李潤墀全家人的熱情接待，“九九整肅”事件後，昆明縣政府派縣常備隊抓捕昆明市郊區特别支部書記陸介福，由于在國民黨昆明縣政府負責地下統戰工作的吳盛虞及時傳遞情報，黨組織能盡快将陸介福轉移，使反動派的陰謀未能得逞。
昆陽縣城區在轉送從昆明乘船轉送來的20多名幹部、師生，因下船後未接上關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
他們在路上引起了國民黨昆陽縣護路中隊譚懷義的懷疑，結果被全部抓捕，移送鄉公所關押。
縣委得知這一情況後，即時派人做鄉長尹憲邦的工作，經過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
黨組織及時将20多名幹部，安全轉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遊擊區。
為了保證聯絡站、交通員及護送人員、物資和傳遞信息的安全，黨組織規定：地下交通員隻能單線聯系，不能發生橫的關系；為了防止意外，規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頭時的預約特征、信号、暗語等，以及萬一暴露時的口供和對情報的處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完成。
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田秉熙、朱人傑等。
省工委提出對敵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打入敵人心髒，動搖、瓦解敵人”。
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打進去、拉出來，鑽到敵人的心髒裡燒鍋煮飯”。
經過一段工作實踐證明，“打進去”極為不易，即便進去了也隻能擔任一般下層人員，很難掌握和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
根據解放戰争我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敵人内部分崩離析的情況，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來為主，打進去為輔”的工作方針。
敵工組織開始曾用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及“新聯”的名義，吸收敵營中轉向革命且具備了條件的人員。
不久，即發現它與敵工工作的特點不相适應，萬一不慎，還會暴露這兩個秘密外圍組織。
為了适應敵工工作的特點，按照共産黨的原則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衆性的秘密組織，對開展革命工作更為有利。
1948年8月，經省工委批準建立“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随着形勢的發展，1949年5月，經省工委批準，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簡稱“軍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簡稱“警盟”)這兩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此外還在省府警衛營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等一些秘密革命組織，分别采取嚴格認真考核、個别慎重發展、領導嚴格把關的辦法，對敵人軍、警、憲、特中适合條件的人員，發展為外圍組織成員。
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敵軍、警、憲、特中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盟員近1000人。
為了用公開合法的名義掩護秘密工作的開展，還在敵軍中以同鄉會、兄弟會等形式，吸收組織敵營中的群衆。
對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員，則隻建立政治聯系和工作關系，不發展參加黨直接領導的秘密革命組織。
1948年7月，昆明學生開展“反美抗日”運動，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革命師生近千人被捕。
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争中，敵情工作的同志及時摸清了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的預謀和監獄裡刑訊逼供的重要情報，對保衛黨的組織，保護革命群衆，發揮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産黨員及進步人土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并企圖借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
在此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系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盧漢采納了社會各方面的建議，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
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由，故意拖延審判過程，抵制了毛人風、沈醉殺害這批人的陰謀。
最後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黨在敵人軍、警、憲、特中的外圍組織有了很大發展。
特别是在省府警衛營中發展很快。
到1949年9月，在該營中已有黨員4人，“民青”、“新聯”成員60多人，“軍盟”成員92人，“武工隊”戰士145人。
做到營有黨支部，連有核心組，排有小組。
秘密掌握了這支
大批黨、盟員和積極分子到農村，既增強了遊擊區的力量，也更好地保護了幹部。
遊擊根據地的發展壯大，鼓舞和吸引着廣大革命青年，到“山那邊去”成為當時許多革命青年的心願。
194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蔣管區發動農民武裝鬥争問題的指示》，要求蔣管區黨組織“依靠群衆，大膽細心地發動群衆，既勇敢又謹慎地領導鬥争，在鬥争中建立和組織武裝力量與農村遊擊根據地。
”中共雲南省工委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繼續領導城市民主運動，不斷派遣幹部到農村加強和發動農民武裝鬥争，兩者相互配合，緊密聯系。
當時作為溝通城市與農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線，成為武裝鬥争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此，省、市工委從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後建立了通往滇東北、滇東南、滇中等遊擊區、根據地的數條隐蔽的地下交通線，巧妙地突破了敵人的關卡封鎖，從昆明源源不斷地向農村傳遞信息、轉送幹部、轉運武器物資等，有力地支援了農村的武裝鬥争。
1947年2月，為便于對路南武裝鬥争的聯系和指導，省工委利用國民黨行轅兵站總監、雲南田賦糧食管理處興辦私立宜良光德小學正在物色教師的機會，派共産黨員陳敬思、趙以群到宜良縣城光德小學，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在光德小學建立了聯絡站，負責昆明與路南等地的交通聯絡，逐步形成了一條交通線。
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彌勒西山發動了反蔣武裝鬥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軍隊”，開辟了圭山、西山遊擊根據地。
為了加強對遊擊戰争的領導，又先後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聯絡站。
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畢恒光、董剛和學生許立、劉輝康4人為交通員；在宜良七星村董剛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
由董剛負責，先後發展了董克寬等4人為交通員，為便于交通聯絡，又在靠近火車站的時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購房建立了交通站，并與地下黨員朱華負責的曉東街聯絡站取得聯系；為了防備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聯絡中斷，省工委指示由董剛在宜良大山後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負責，發展了李沛、李炳壽等人為交通員。
上述交通聯絡站組成了一條從昆明通往滇東、滇南遊擊區的重要地下交通線。
1948年3月，省工委選定四營作為通向宜良、路南、陸良、泸西、彌勒、羅平等廣大遊擊區的一個地下據點，派林堅(黨員)、錢達明(“民青”)到四營火車站，經過考察，吸收了火車站站長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營火車站聯絡點。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區處在敵人統治中心的城市周圍，可秘密發動農民掌握武器，但不宜開展武裝鬥争。
郊區特支的主要任務是：打通城市東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線，保證昆明與邊縱活動地區的聯系。
根據市委指示，郊區特支決定由書記陸介福負責西郊工作；組織委員施萬惠負責西、北郊工作；宣傳委員汪潤分管東、南郊工作。
1949年8月，上述3個方面交通線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秘密交通聯絡網，在“九九整肅”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1947年8月到1949年底，從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線主要有：由昆明市綏靖路(長春路)——宜良光德小學——路南、泸西遊擊區；由昆明曉東街、圓通街——宜良時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後——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華山布珠巷——四營火車站——宜良馬街——羅盤區；由昆明市小西門外紅廟村——梁家河——明朗村——轉安、祿、羅遊擊隊；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腸村——麥地村——松花壩——龍頭村——轉嵩、尋遊擊隊；由昆明篆塘——從滇池到昆陽古城——轉送安甯，易門；由昆陽縣城——轉送玉溪、峨山、新平遊擊區；由昆明東郊的小石壩——大闆橋——渾水塘——嵩尋遊擊區。
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各條交通線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運送武器、彈藥。
送往路南、泸西遊擊區的長短槍1000餘支、輕機槍4挺和大批的彈藥；送往羅盤遊擊區的長短槍100餘支。
通過滇池水路交通線，運送電台、武器、彈藥到昆陽、安甯轉遊擊區。
護送領導幹部及盧漢的聯絡代表，護送侯方嶽、祁山等領導人10餘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護送省工委和邊縱領導人莊田、林李明、鄭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遊擊區；護送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全權代表龍澤彙到遊擊區與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副政委鄭敦會談。
轉送幹部、師生、工人、職員、先後送往路南、泸西等遊擊區的師生、工人、職員達1000餘人；送往羅盤地區的師生達100餘人；昆明市郊區水、陸交通線護送幹部、師生達500餘人到各遊擊區。
傳遞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報。
先後送往遊擊區的藥品10餘箱；運送大米、銀元(半開)、一大批革命書籍和地圖(三卷)；同時還轉移了一批經地下市委搜集的敵特照片和重要資料的收藏。
1950年3月軍事接管前後，這批照片和重要資料在搜捕敵特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員始終嚴守黨的機密，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同志。
昆明市郊區特支水上交通線的活動，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連續兩次傳訊特支水上堡壘戶、水路負責人李應賢。
警察對其拳打腳踢，但他始終沒有暴露組織秘密。
1949年10月，馬榮柱等為執行一項任務到嵩明阿子營，與遊擊隊聯絡員楊兆鬥接上頭，在阿子營宿營，不料被縣常備隊包圍，楊光鬥被敵人抓住吊打。
為了保護同志的安全，楊始終堅強不屈，隻字未供。
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獄後，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敵人采用電刑、壓杠和皮鞭拷打審訊，但她絲毫沒有向敵人吐露任何實情。
為了保護組織，保護被捕同志，她把責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擔，并說服其女兒在監獄中編造口供，承擔責任，使敵人放松了對其他被捕同志的審訊，免遭敵人的酷刑。
黨組織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後，兒子、姑娘、兒媳、孫女都參加了接待過往人員的工作。
李土娘從燒水、做飯、護理傷病員、洗衣服到籌備生活費用、傳遞情報都做了精心安排。
“九九整肅”前後，從昆陽轉送的410多名幹部、師生，都是由昆陽街四鋪47号傅學義家、安企村楊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
有的黨組織還通過“農民翻身會”把群衆動員起來，掩護過往人員的安全。
黨組織還認真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們對地下交通線的建立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昆陽縣委在古城這個轉送點，首先通過社會關系做好幾家士紳的統戰工作，向他們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宣傳解放戰争的勝利形勢，争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從古城轉送的160多名幹部、師生，多數都食宿在開明士紳的家裡。
從昆明乘木船來的幹部、師生得到李潤墀全家人的熱情接待，“九九整肅”事件後，昆明縣政府派縣常備隊抓捕昆明市郊區特别支部書記陸介福，由于在國民黨昆明縣政府負責地下統戰工作的吳盛虞及時傳遞情報，黨組織能盡快将陸介福轉移，使反動派的陰謀未能得逞。
昆陽縣城區在轉送從昆明乘船轉送來的20多名幹部、師生，因下船後未接上關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
他們在路上引起了國民黨昆陽縣護路中隊譚懷義的懷疑，結果被全部抓捕，移送鄉公所關押。
縣委得知這一情況後，即時派人做鄉長尹憲邦的工作，經過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
黨組織及時将20多名幹部，安全轉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遊擊區。
為了保證聯絡站、交通員及護送人員、物資和傳遞信息的安全，黨組織規定：地下交通員隻能單線聯系，不能發生橫的關系；為了防止意外，規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頭時的預約特征、信号、暗語等，以及萬一暴露時的口供和對情報的處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完成。
建立敵工情報組織
1948年3月，為了及時掌握敵情，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在昆明抽調幹部開展以情報為主要内容的敵情工作，先後派市工委委員高志遠、市委副書記賴衛民直接領導此項工作：先後成立敵情工作小組，敵工支部，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田秉熙、朱人傑等。
省工委提出對敵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打入敵人心髒，動搖、瓦解敵人”。
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打進去、拉出來，鑽到敵人的心髒裡燒鍋煮飯”。
經過一段工作實踐證明，“打進去”極為不易，即便進去了也隻能擔任一般下層人員，很難掌握和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
根據解放戰争我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敵人内部分崩離析的情況，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來為主，打進去為輔”的工作方針。
敵工組織開始曾用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及“新聯”的名義，吸收敵營中轉向革命且具備了條件的人員。
不久，即發現它與敵工工作的特點不相适應，萬一不慎，還會暴露這兩個秘密外圍組織。
為了适應敵工工作的特點，按照共産黨的原則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衆性的秘密組織，對開展革命工作更為有利。
1948年8月，經省工委批準建立“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随着形勢的發展，1949年5月，經省工委批準，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簡稱“軍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簡稱“警盟”)這兩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此外還在省府警衛營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等一些秘密革命組織，分别采取嚴格認真考核、個别慎重發展、領導嚴格把關的辦法，對敵人軍、警、憲、特中适合條件的人員，發展為外圍組織成員。
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敵軍、警、憲、特中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盟員近1000人。
為了用公開合法的名義掩護秘密工作的開展，還在敵軍中以同鄉會、兄弟會等形式，吸收組織敵營中的群衆。
對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員，則隻建立政治聯系和工作關系，不發展參加黨直接領導的秘密革命組織。
1948年7月，昆明學生開展“反美抗日”運動，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革命師生近千人被捕。
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争中，敵情工作的同志及時摸清了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的預謀和監獄裡刑訊逼供的重要情報，對保衛黨的組織，保護革命群衆，發揮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産黨員及進步人土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并企圖借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
在此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系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盧漢采納了社會各方面的建議，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
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由，故意拖延審判過程，抵制了毛人風、沈醉殺害這批人的陰謀。
最後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黨在敵人軍、警、憲、特中的外圍組織有了很大發展。
特别是在省府警衛營中發展很快。
到1949年9月，在該營中已有黨員4人，“民青”、“新聯”成員60多人，“軍盟”成員92人，“武工隊”戰士145人。
做到營有黨支部，連有核心組，排有小組。
秘密掌握了這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