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3章 因勢利導，開展敵情工作與武裝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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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後，立即指示富民特支要在參加聯防會議的縣長回富民之前，把隊伍拉出去靠攏滇北遊擊根據地，盡量多帶武器彈藥和軍需品。
9月27日聯防大隊借“剿匪”之名，出發前往羅次，按“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隊130餘人，于當夜2點多到達祿豐縣秧草地會合“邊縱”西進部隊，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員的接見。
自此，富羅聯防大隊加入西進部隊，後整編為“邊縱”西進部隊第六團二營，轉戰各地，為解放雲南做出了貢獻。
1949年，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誕生了一支以彜族為主體，漢、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組成的人民革命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三支隊二十五團遊擊大隊。
當地彜族人民親切地稱為“阿斯塔厄梭”(即我們一家人)。
5月，祿勸彜族青年三支隊二十五團團長張天祥，奉命率領二十五團進入祿勸、武定一帶開辟新區。
在軍事打擊地霸、反動武裝的同時，廣泛開展政治宣傳、發動群衆，建立基層政權。
先後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建立了29個鄉的解放委員會。
當二十五團進駐祿勸河外三鄉時，湯朗的彜族青年、土司後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隊聯系，要求帶着自己率領的人槍參加解放軍。
經團黨委研究決定，團長張天祥和團政治處副主任趙绶先(彜族)，親自到金洪照家鄉，講明部隊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槍參加解放軍，聽候整編。
6月初，二十五團對金的武裝進行整編、教育和訓練。
又有30多名彜族青年自願報名參軍。
7月初，三支隊黨委決定在尋甸款莊馬街(現屬富民縣)全面整訓部隊，金洪照率隊前往，在支隊代司令員楊守笃、政委許南波等領導的親切關懷下，隊伍發展到150多人，部隊素質有一定提高。
三支隊黨委決定，将這支隊伍編為二十五團遊擊大隊，下設兩個中隊，任命金洪照為大隊長，李希明為教導員、張崇德為副大隊長(後為張國彬)，韋家骧為副教導員，一批黨團員和“民青”成員被派到連隊，分别擔任分隊長、服務員、政治戰士。
9月初，滇北地委從地方工作團又抽調一批黨員幹部到部隊加強政治工作，遊擊大隊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為書記的特别支部。
這時祿勸中學和西康會理的一些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組織下，陸續參加到部隊中來，大隊擴建了第三中隊和政工隊，發展為一支300餘人的隊伍。
由于認真做好争取、團結民族上層的工作，連彜族小頭人張宗俊兄弟兩人，也帶10餘人槍參加了遊擊大隊。
雲龍鄉彜族上層開明人士楊漢森，其女兒楊國秀是抗日時期昆明中法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
三支隊二十五團來到後，楊漢森主動捐款獻糧支援遊擊隊。
楊漢森被群衆選為鄉解委會主席，雲龍鄉成為祿、武地區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
遊擊大隊奉命由二十五團建制劃歸滇北地委領導後，擔負了建設和保衛根據地的任務。
祿、武革命新區，在二十五團到達後的2個月，在解放29個鄉的同時建立了鄉解委會。
二十五團調離滇北後。
滇北地委工作團在遊擊大隊的配合下，對群衆進行了發動工作，對解委會進行了調整、充實和加強。
同時，還建立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開展“反三征”、減租、減息等工作。
10月上旬，雲龍鄉古宜村惡霸地主普光祖組織反動武裝，企圖殺害地方工作幹部，奪取武器，發動叛亂，當即被遊擊大隊擊潰。
遊擊大隊官兵把根據地當作自己的家，群衆把子弟兵當作親人，群衆看到遊擊隊像當年的紅軍一樣，親切地說“紅軍回來了！” 二十五團遊擊大隊，從成立到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近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支隊和地方黨組織交給的掩護、配合地委工作團打擊地霸武裝、鞏固新區的任務，使這支武裝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
1949年9月19日，安甯縣義興鄉、八街鎮在中共安甯縣特别支部領導下及峨山遊擊大隊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區舉行武裝暴動，成立“義(義興)八(八街)人民自救軍”，宣布八街解放，成立“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
義、八地區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
八街地區武裝暴動的成功，義八人民自救軍和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的成立，使國民黨安甯縣和雲南省當局大為震驚，急忙從呈貢縣調來保安十六團進占八街，妄圖撲滅安甯的革命烈火。
在此情況下，經省工委同意，安甯特支從安甯、羅次調集部分黨員、盟員于10月8日到義興鄉大營村，與義八人民自救軍會合，成立安(甯)祿(豐)羅(次)遊擊大隊，共400餘人。
10月30日，邊縱九支隊四十一團機炮連和一營400餘人，在支隊司令員餘衛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領下到達義興鄉；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陽縣、峨山縣派出武工隊和基幹民兵100多人前來支援。
11月5日，敵保安十六團向我賴烏包山陣地進攻，被我擊退，敵死傷百餘人。
我方有4個同志光榮犧牲，12個同志負傷。
賴烏包山戰鬥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嚣張氣焰，粉碎了圍攻峨山解放區的陰謀，保衛了義八、昆陽内九區遊擊根據地。
11月27日，安祿羅遊擊大隊、九支隊四十一團的一個排與易門縣武工隊擊退易門縣常備中隊李希堯部，解放易門蘭英區；29日，接應易門縣一中隊禹鵬率隊起義。
12月21日，安祿羅遊擊大隊奉命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滇北護鄉團一營。
1951年1月9日，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一營。
這支武裝的成長，對建立和鞏固遊擊根據地，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早在抗日戰争時期，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李德和、李群傑等到昆陽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昆華師範、昆華工校疏散到晉甯；昆華女中、華僑中學疏散到呈貢；昆華女師、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陽。
黨的青年組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昆師黨支部等在各縣開展了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47年1月，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楊策、周濤等到呈貢、昆陽、晉甯工作，在3縣的中學師生中和農村積極發展黨員、“民青”成員。
1949年5月後，3縣先後建立了縣工委、縣委和區工委組織。
8月，省工委将呈貢、昆陽、晉甯劃歸滇中地工委領導。
根據省工委的指示，昆陽等3縣暫不宜搞武裝鬥争。
黨組織的任務是積蓄力量，在各縣發展黨的組織和外圍組織；做好統戰工作；在農村組織農會、婦女會等，開展反對國民黨的征兵、征糧、征稅鬥争；在有條件的鄉、鎮，組成“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在學校中開展學生運動；做好省工委交給的轉送幹部工作任務。
1949年3月，峨山縣黨組織派黨員吳禹文到昆陽縣内九區對景真美地主武裝進行争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編，将大部分人員拉去投靠蔣世才部隊。
5月，峨山黨組織派一個工作組第二次到内九區發展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建立村人民政權。
7月，滇中遊擊支隊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隊到昆陽内九區木柞村，幫助成立昆陽内九區人民政府，任命吳禹文為區政府主席，決定在全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吳在木柞、木杵榔村發展農民普同明等6人為中共黨員，建立第一個農村黨小組。
10月，建立内九區武工隊，武工隊員60多人，隊長柏自芳。
武工隊配合民兵，在九支隊四十一團石寶玉排的支援下，于11月在石曹河擊潰景真美地主武裝，使内九區與峨山根據地聯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擴大會議提出：“要求廣泛發動群衆，在各縣立即開展武裝鬥争，做好建立各級政權的準備”。
昆陽縣于11月23日在寶山鄉幹海孜成立昆陽遊擊隊，隊員105人。
12月上旬，經過3次戰鬥，打垮了反動武裝護路中隊70餘人。
12月11日，根據滇中地委10月擴大會議決定，在遊擊隊的基礎上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六團”，團長傅學義，政委董學隆(兼)，副政委陳述，全團300餘人。
晉甯護鄉團于12月19日在竹園村成立，後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七團，計200餘人，團長楊鴻璋、政委楊策；呈貢縣于12月16日在劉家營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八團，400多人，團長楊貴，政委王茂(兼)。
12月22日，“邊縱二支隊四團(即九支隊四十一團)到達呈貢。
次日，呈貢護鄉團、晉甯護鄉團一部配合邊縱二支隊四團，在高登村後面和左衛與中衛村之間阻擊從昆明潰逃的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
在追擊中，先後俘潰散官兵數十人，收繳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支。
晉甯護鄉團成立後，國民黨晉甯縣長勾結江川縣縣長等人組織“反共自衛遊擊軍”，抗拒接管和解放。
由于晉甯縣委對常備中隊的策反及統戰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備中隊分隊長吳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隊起義，帶領官兵100餘人，到晉甯縣城參加護鄉團。
昆陽、晉甯、呈貢護鄉團的成立及發展，對打擊地方反動武裝，阻擊、追擊國民黨潰逃軍隊，以及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昆明城市民主運動的持續發展，為農村武裝鬥争輸送幹部和領導力量，在政治上、物質上提供了支援。
遊擊根據地的建立和武裝鬥争的節節勝利，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态勢，動搖了雲南反動統治的基礎，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運動的開展。
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把經過城市愛國民主運動鍛煉的一批批昆明學生、工人、職業青年派到農村參加武裝鬥争。
1947年“人權保障”運動後，學校中已暴露的黨、盟員和進步師生100多人被撤退到農村工作；1948年，在大規模的城市民主運動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抽調大批黨員骨幹、外圍組織成員、大中學校師生、工人和各種專業人員，投入農村武裝鬥争。
1949年“九九整肅”前後，僅到滇中地區工作的昆明學生、工人、店員、文藝工作者就有500多人。
至此，黨組織曆年從昆明及各地城鎮抽調到農村工作的人員近萬人。
大批知識青年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入發動和組織工農群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在武裝鬥争中，許多知識青年飲彈沙場。
由于城市與農村鬥争緊密結合，擴大反蔣統一戰線與集中打擊反動勢力結合，依靠各族人民群衆與争取民族上層人士相結合，昆明和雲南農村的人民遊擊戰争，得以迅速發展。
1948年11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員會，書記陳盛年、委員賴衛民、高志遠。
此後，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領導的昆明市的企事業單位和職業界的黨組織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統一領導。
在各大、中學的黨組織已恢複正常活動的情況下，市委認真總結了城市鬥争的經驗教訓，把發展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與發展各種合法的、公開的群衆組織結合起來，推動了城市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和農村的武裝鬥争。
昆明市各級黨、盟組織依靠群衆，千方百計地為邊縱提供軍需物資。
為保證省工委、市工委(市委)與遊擊區的聯系，基層黨組織先後建立了多個從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聯絡站，護送幹部、轉運物資、傳遞文件情報。
其中僅從設在宜良縣段官村的交通聯絡站，就接送過領導幹部和青年學生1000多人，購買并轉送7萬多斤大米到路南遊擊根據地。
鐵路職工在朱楓等組織下，利用川滇、滇越鐵路，向遊擊根據地運送人員、武器和其他物資，在鐵路沿線設有接送站，保證了交通線的暢通。
雲南反蔣武裝鬥争的迅猛發展，遊擊根據地的不斷鞏固和擴大，有力地促進與推動了城市民主運動。
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後，有1000多名師生被捕。
雖然政府當局迫于各方面的壓力
9月27日聯防大隊借“剿匪”之名，出發前往羅次，按“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隊130餘人，于當夜2點多到達祿豐縣秧草地會合“邊縱”西進部隊，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員的接見。
自此，富羅聯防大隊加入西進部隊，後整編為“邊縱”西進部隊第六團二營，轉戰各地，為解放雲南做出了貢獻。
1949年，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誕生了一支以彜族為主體，漢、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組成的人民革命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三支隊二十五團遊擊大隊。
當地彜族人民親切地稱為“阿斯塔厄梭”(即我們一家人)。
5月，祿勸彜族青年三支隊二十五團團長張天祥，奉命率領二十五團進入祿勸、武定一帶開辟新區。
在軍事打擊地霸、反動武裝的同時，廣泛開展政治宣傳、發動群衆，建立基層政權。
先後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建立了29個鄉的解放委員會。
當二十五團進駐祿勸河外三鄉時，湯朗的彜族青年、土司後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隊聯系，要求帶着自己率領的人槍參加解放軍。
經團黨委研究決定，團長張天祥和團政治處副主任趙绶先(彜族)，親自到金洪照家鄉，講明部隊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槍參加解放軍，聽候整編。
6月初，二十五團對金的武裝進行整編、教育和訓練。
又有30多名彜族青年自願報名參軍。
7月初，三支隊黨委決定在尋甸款莊馬街(現屬富民縣)全面整訓部隊，金洪照率隊前往，在支隊代司令員楊守笃、政委許南波等領導的親切關懷下，隊伍發展到150多人，部隊素質有一定提高。
三支隊黨委決定，将這支隊伍編為二十五團遊擊大隊，下設兩個中隊，任命金洪照為大隊長，李希明為教導員、張崇德為副大隊長(後為張國彬)，韋家骧為副教導員，一批黨團員和“民青”成員被派到連隊，分别擔任分隊長、服務員、政治戰士。
9月初，滇北地委從地方工作團又抽調一批黨員幹部到部隊加強政治工作，遊擊大隊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為書記的特别支部。
這時祿勸中學和西康會理的一些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組織下，陸續參加到部隊中來，大隊擴建了第三中隊和政工隊，發展為一支300餘人的隊伍。
由于認真做好争取、團結民族上層的工作，連彜族小頭人張宗俊兄弟兩人，也帶10餘人槍參加了遊擊大隊。
雲龍鄉彜族上層開明人士楊漢森，其女兒楊國秀是抗日時期昆明中法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
三支隊二十五團來到後，楊漢森主動捐款獻糧支援遊擊隊。
楊漢森被群衆選為鄉解委會主席，雲龍鄉成為祿、武地區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
遊擊大隊奉命由二十五團建制劃歸滇北地委領導後，擔負了建設和保衛根據地的任務。
祿、武革命新區，在二十五團到達後的2個月，在解放29個鄉的同時建立了鄉解委會。
二十五團調離滇北後。
滇北地委工作團在遊擊大隊的配合下，對群衆進行了發動工作，對解委會進行了調整、充實和加強。
同時，還建立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開展“反三征”、減租、減息等工作。
10月上旬，雲龍鄉古宜村惡霸地主普光祖組織反動武裝，企圖殺害地方工作幹部，奪取武器，發動叛亂，當即被遊擊大隊擊潰。
遊擊大隊官兵把根據地當作自己的家，群衆把子弟兵當作親人，群衆看到遊擊隊像當年的紅軍一樣，親切地說“紅軍回來了！” 二十五團遊擊大隊，從成立到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近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支隊和地方黨組織交給的掩護、配合地委工作團打擊地霸武裝、鞏固新區的任務，使這支武裝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
1949年9月19日，安甯縣義興鄉、八街鎮在中共安甯縣特别支部領導下及峨山遊擊大隊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區舉行武裝暴動，成立“義(義興)八(八街)人民自救軍”，宣布八街解放，成立“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
義、八地區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
八街地區武裝暴動的成功，義八人民自救軍和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的成立，使國民黨安甯縣和雲南省當局大為震驚，急忙從呈貢縣調來保安十六團進占八街，妄圖撲滅安甯的革命烈火。
在此情況下，經省工委同意，安甯特支從安甯、羅次調集部分黨員、盟員于10月8日到義興鄉大營村，與義八人民自救軍會合，成立安(甯)祿(豐)羅(次)遊擊大隊，共400餘人。
10月30日，邊縱九支隊四十一團機炮連和一營400餘人，在支隊司令員餘衛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領下到達義興鄉；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陽縣、峨山縣派出武工隊和基幹民兵100多人前來支援。
11月5日，敵保安十六團向我賴烏包山陣地進攻，被我擊退，敵死傷百餘人。
我方有4個同志光榮犧牲，12個同志負傷。
賴烏包山戰鬥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嚣張氣焰，粉碎了圍攻峨山解放區的陰謀，保衛了義八、昆陽内九區遊擊根據地。
11月27日，安祿羅遊擊大隊、九支隊四十一團的一個排與易門縣武工隊擊退易門縣常備中隊李希堯部，解放易門蘭英區；29日，接應易門縣一中隊禹鵬率隊起義。
12月21日，安祿羅遊擊大隊奉命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滇北護鄉團一營。
1951年1月9日，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一營。
這支武裝的成長，對建立和鞏固遊擊根據地，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早在抗日戰争時期，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李德和、李群傑等到昆陽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昆華師範、昆華工校疏散到晉甯；昆華女中、華僑中學疏散到呈貢；昆華女師、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陽。
黨的青年組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昆師黨支部等在各縣開展了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47年1月，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楊策、周濤等到呈貢、昆陽、晉甯工作，在3縣的中學師生中和農村積極發展黨員、“民青”成員。
1949年5月後，3縣先後建立了縣工委、縣委和區工委組織。
8月，省工委将呈貢、昆陽、晉甯劃歸滇中地工委領導。
根據省工委的指示，昆陽等3縣暫不宜搞武裝鬥争。
黨組織的任務是積蓄力量，在各縣發展黨的組織和外圍組織；做好統戰工作；在農村組織農會、婦女會等，開展反對國民黨的征兵、征糧、征稅鬥争；在有條件的鄉、鎮，組成“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在學校中開展學生運動；做好省工委交給的轉送幹部工作任務。
1949年3月，峨山縣黨組織派黨員吳禹文到昆陽縣内九區對景真美地主武裝進行争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編，将大部分人員拉去投靠蔣世才部隊。
5月，峨山黨組織派一個工作組第二次到内九區發展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建立村人民政權。
7月，滇中遊擊支隊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隊到昆陽内九區木柞村，幫助成立昆陽内九區人民政府，任命吳禹文為區政府主席，決定在全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吳在木柞、木杵榔村發展農民普同明等6人為中共黨員，建立第一個農村黨小組。
10月，建立内九區武工隊，武工隊員60多人，隊長柏自芳。
武工隊配合民兵，在九支隊四十一團石寶玉排的支援下，于11月在石曹河擊潰景真美地主武裝，使内九區與峨山根據地聯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擴大會議提出：“要求廣泛發動群衆，在各縣立即開展武裝鬥争，做好建立各級政權的準備”。
昆陽縣于11月23日在寶山鄉幹海孜成立昆陽遊擊隊，隊員105人。
12月上旬，經過3次戰鬥，打垮了反動武裝護路中隊70餘人。
12月11日，根據滇中地委10月擴大會議決定，在遊擊隊的基礎上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六團”，團長傅學義，政委董學隆(兼)，副政委陳述，全團300餘人。
晉甯護鄉團于12月19日在竹園村成立，後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七團，計200餘人，團長楊鴻璋、政委楊策；呈貢縣于12月16日在劉家營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八團，400多人，團長楊貴，政委王茂(兼)。
12月22日，“邊縱二支隊四團(即九支隊四十一團)到達呈貢。
次日，呈貢護鄉團、晉甯護鄉團一部配合邊縱二支隊四團，在高登村後面和左衛與中衛村之間阻擊從昆明潰逃的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
在追擊中，先後俘潰散官兵數十人，收繳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支。
晉甯護鄉團成立後，國民黨晉甯縣長勾結江川縣縣長等人組織“反共自衛遊擊軍”，抗拒接管和解放。
由于晉甯縣委對常備中隊的策反及統戰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備中隊分隊長吳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隊起義，帶領官兵100餘人，到晉甯縣城參加護鄉團。
昆陽、晉甯、呈貢護鄉團的成立及發展，對打擊地方反動武裝，阻擊、追擊國民黨潰逃軍隊，以及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昆明城市民主運動的持續發展，為農村武裝鬥争輸送幹部和領導力量，在政治上、物質上提供了支援。
遊擊根據地的建立和武裝鬥争的節節勝利，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态勢，動搖了雲南反動統治的基礎，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運動的開展。
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把經過城市愛國民主運動鍛煉的一批批昆明學生、工人、職業青年派到農村參加武裝鬥争。
1947年“人權保障”運動後，學校中已暴露的黨、盟員和進步師生100多人被撤退到農村工作；1948年，在大規模的城市民主運動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抽調大批黨員骨幹、外圍組織成員、大中學校師生、工人和各種專業人員，投入農村武裝鬥争。
1949年“九九整肅”前後，僅到滇中地區工作的昆明學生、工人、店員、文藝工作者就有500多人。
至此，黨組織曆年從昆明及各地城鎮抽調到農村工作的人員近萬人。
大批知識青年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入發動和組織工農群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在武裝鬥争中，許多知識青年飲彈沙場。
由于城市與農村鬥争緊密結合，擴大反蔣統一戰線與集中打擊反動勢力結合，依靠各族人民群衆與争取民族上層人士相結合，昆明和雲南農村的人民遊擊戰争，得以迅速發展。
1948年11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員會，書記陳盛年、委員賴衛民、高志遠。
此後，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領導的昆明市的企事業單位和職業界的黨組織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統一領導。
在各大、中學的黨組織已恢複正常活動的情況下，市委認真總結了城市鬥争的經驗教訓，把發展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與發展各種合法的、公開的群衆組織結合起來，推動了城市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和農村的武裝鬥争。
昆明市各級黨、盟組織依靠群衆，千方百計地為邊縱提供軍需物資。
為保證省工委、市工委(市委)與遊擊區的聯系，基層黨組織先後建立了多個從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聯絡站，護送幹部、轉運物資、傳遞文件情報。
其中僅從設在宜良縣段官村的交通聯絡站，就接送過領導幹部和青年學生1000多人，購買并轉送7萬多斤大米到路南遊擊根據地。
鐵路職工在朱楓等組織下，利用川滇、滇越鐵路，向遊擊根據地運送人員、武器和其他物資，在鐵路沿線設有接送站，保證了交通線的暢通。
雲南反蔣武裝鬥争的迅猛發展，遊擊根據地的不斷鞏固和擴大，有力地促進與推動了城市民主運動。
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後，有1000多名師生被捕。
雖然政府當局迫于各方面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