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抗戰勝利後昆明的形勢 第02章 軍特警憲肆意橫行，制造“一二·一”慘案
關燈
小
中
大
國！”葬禮不是在哀樂聲中默然結束，而是在怒吼的口号聲中和堅不可摧的誓言中落下帷幕。
四位勇士，安息吧！你們的名字将被新中國的人民所反複傳誦，你們不滅的精神将為後繼者們所禀承，所發揚。
一息尚存，争取民主的奮鬥不止，待捷報飛傳之時，再來告慰你們的亡靈。
“死者，你們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這裡。
” “死者，你們怎麼不走出來？” “我們在這裡，你們不要悲哀。
我們在這裡，你們擡起頭來。
” “哪一個愛正義者的心上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自由者的腦裡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光明者的眼裡看不見我們？” “你們不要呼喚我們的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你們， 我們合在一起呼喚吧！” “正義，快快地回來！ 自由，快快地回來， 光明，快快地回來。
” ——馮至《招魂》
從表面文章說，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設立是為了保衛國防重鎮和國際交通大動脈，應予肯定，但實際上它的設立還有另外一層背景，那就是雲南人民抗日民主愛國情緒日益高漲，民主堡壘的美名譽滿全國，而以龍雲為首的雲南當局與這股民主潮流又有些關聯，因此，為了防範人民，監視龍雲，實現其反共目的，蔣介石便藉保衛昆明之名設立司令部，—舉多得。
司令部既有正規的軍人，更配備了大批軍統、中統特務。
抗戰勝利後把龍雲趕下台，蔣介石、杜聿明靠的就是防守司令部。
因為搞龍雲不得人心，為了收買人心和多少給龍雲—點顔面，杜聿明被調到東北任職，防守司令部“改組”為警備總司令部，以蔣介石的又一個親信關麟征為司令。
防守司令部在昆明橫行無忌，殘害人民，所以有人曾在司令部側面樹上貼了一付對聯，上聯說“杜聿明，明劫明搶民遭殃”；下聯為：“李宗黃，黃腳黃手皇家官”。
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改組龍雲政府及其以後的雲南政局。
由于關麟征積極參與鎮壓“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聲名狼藉，蔣介石不得不以舍車保帥方式把關麟征與李宗黃一齊調走，另派嫡系霍揆彰為警備司令。
又因暗殺李公樸和聞一多，霍揆彰罪惡暴露，蔣介石故伎重演，撤了霍揆彰，再用何紹周這個已經過繼給蔣介石死黨何應欽為子的人頂替霍揆彰任司令。
不得不走馬燈式的頻繁更換司令本身已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這個司令部殘害人民、喪失人心的情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司令部的組織機構及其如何殘害人民的活動。
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除正副總司令、正副參謀長外，下轄九處、三室、一科，直屬部隊有一個警衛團和一個通訊營。
九個處是： 參謀處，掌管中央軍第二十六軍的作戰、訓練、裝備和雲南保安總隊的作戰指導，并搜集軍事情報； 副官處，指導警衛團，負責警衛，設有拘留所，管押所謂人犯等； 軍需處，保障後勤供應，并處理所查獲的物品，包括大煙和武器彈藥等； 軍法處，掌理案件，包括所謂中共活動案件； 情報處，偵察和搜集中共及其武裝的情報； 新聞處(政工處)，負責新聞審查，社團及軍隊内部國民黨的組織、省，市、專區和縣國民黨組織的聯系工作，以及對所謂政治犯的管教等； 稽查處，在昆明及全省各交通要道設檢查站，與昆明市警察局、憲兵十三團、滇緬公路稽查室、滇越、川滇兩個鐵路警務處，以及一些重點大型工廠的稽查室等警、憲、特機構，密切配合，防備所謂“奸人活動”； 外事處，辦理一切涉外事宜； 交通處，掌握鐵路、公路運輸情況，辦理軍運和通訊。
從上述九處的設置和其職責範圍，我們可以看到昆明及全省城鄉，無論機關，團體、學校、工廠、農村都有國民黨敵特組織在活動，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千方百計地陷害人民，打擊共産黨，破壞民主運動，鎮壓革命，搜刮雲南人民的血汗。
雲南警備總司令部往往采用各種“會報”，策劃，指揮鎮壓雲南各族人民的活動。
這種會報有定期的，也有臨時的。
定期如“業務會報”、“治安會報”、“警備會報”、“執行小組會報”等；臨時召集的“會報”如“滇西警備會報”、“清剿圭山會報”等。
所謂“業務會報”，每天上午一次，時間一般不超過三十分鐘，由總司令親自主持，科以上主要頭目參加，主要目的在于檢查督促各部門提高工效，把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做好。
所謂“治安會報”，每星期三舉行一次，參加人員有正副總司令、參謀、副官、軍法、稽查、新聞、情報等處處長，以及昆明市警察局、郊區警察局、憲兵十三團、川滇、滇越鐵路警務處等單位頭目。
目的在于檢查上周工作，布置下周任務。
問題在市區發生，交昆明市警察局處理，在專縣發生，交鄰近駐軍處置。
如1948年某日的會報，鐵路警務處頭目說邊縱朱家壁部三百餘人在徐家渡車站以南越過鐵路向西而去，會報立即電告駐開遠的第九十三師前往追剿。
“警備會報”，是全面統治全省的軍政聯席彙報會，通過這個會報策劃進剿共産黨領導的武裝鬥争的步驟和破壞民主運動的方法等。
出席會議的全是雲南軍政最高當局頭頭，一般由盧漢親自出席主持，每兩周舉行—次。
形式上有關雲南的一切警備措施都是通過盧漢執行的，但由于盧漢同蔣嫡系何紹周之間的矛盾鬥争和形勢發展對盧漢的影響，盧漢對有關鎮壓遊擊隊的事逐漸不願幹了，這個“警備會報”也就改為不定期舉行。
“執行小組會報”，每星期六舉行，地點在警備總部小花園，由總司令(或副總司令)主持，參加人員除警備總部的參謀、副官、稽查、新聞，情報等處處長外，還有國民黨省黨部、雲南省三青團總部、雲南全省警務處、昆明市警察局、鐵路警務處、滇緬公路稽查處、憲兵特高組等單位頭頭。
專門搜集中共地下黨成員名單、民主人士名單、學生會領導人名單，和工會骨幹名單，研究破壞對策。
然後逐級向上彙報，即警備總司令向盧漢彙報，盧漢再向西南行轅彙報。
—旦有關上司下達指示，貫徹執行則分别從兩方面行動：在社會上由稽查處會同警察局實行；在學校和社團内部則交由省黨部和三青團實行。
敵特們以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進行破壞，如遇學生開會則先行阻止，—阻止失效即行搗亂會場。
學生上街張貼标語傳單，便衣警察、特務就尾随其後，一方面撕毀傳單、标語，—方面準備施行逮捕、鎮壓。
以上所大略叙述的“會報”，說明警備總部及雲南地方當局，為維護蔣家王朝統治，血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争，無論城市鄉村，也無論機關學校，無論交通線上，無論工廠車間，到處都布滿了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劊子手，舉起屠刀，随時準備向人民砍來。
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戰勝利後，又勾結美帝國主義，陰謀發動内戰，鎮壓愛國民主力量，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
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連那些隻埋頭書齋，潛心學術的教授們，也為愛國心驅使，紛紛拍案而起，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中來了，有的成了堅強的民主鬥士。
聞一多便是他們之中的典型代表。
聞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
青年時代求學清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用紅紙抄寫了嶽飛的《滿江紅》，貼在學校食堂門口，表明自己的愛國心迹，在清華園引起了一陣波瀾。
後來留學美國，學文學、繪畫和戲劇。
在美國目睹中國同胞備受歧視和欺淩，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思鄉的情緒越來越濃重。
他發現在美國的自己，不過是“一個孤苦伶仃的東方老憨”罷了。
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回國，要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中去。
為此，他提前結束學業，于1925年回到了闊别已久的祖國。
他迫不及待地回國，一心想報效祖國。
可是到了祖國，迎接、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上海馬路上的斑斑血迹。
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國土的。
然而，就在兩天前這裡發生了“五卅”慘案，被反動當局鎮壓的學生、工人的血迹在馬路上仍依稀可見。
這使聞一多失去了生氣，惆怅莫名。
接下來，他看到的、聽到的是軍閥混戰，狼煙四起，帝國主義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饑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此時，他的“愛國夢”破滅了。
他以詩人獨有的表達方式，在心靈深處呐喊道：“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發現》)痛定思痛之後，他緘默了，他決心把政治留給“魔鬼去開墾”。
從此，他越來越遠離政治，遠離群衆，縮進學術的象牙之塔，潛心于《詩經》、《楚辭》等古籍的研究。
無論是在南京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還是重返清華園任教，乃至在西南聯大蒙自文學院時，他都基本不問政治，一心做學問。
在蒙自時，他整天縮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學問，辛勤筆耕，幾乎連樓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鄭天挺先生和羅膺中先生賜給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号。
其實，這時的聞一多雖想痛苦地離開政治，實際上卻不能辦到。
一貫講課不涉他的聞一多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在清華一院二号教室上課講“毛詩”時，竟抛開講義，說起西安事變，像與人辯論似的。
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并非不問政治。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又使他頗感意外。
多年後，他說“像這樣大敵當前，能捐前嫌，顧大體，這隻有共産黨才做得到啊！”這些情況說明，聞一多在理想破滅後，其緘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觀察着一切。
當他一旦辨明是非，認定方向後，必将義無反顧地為堅持真理而鬥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聯大生涯，是聞一多一生的重要轉折時期，使他由一個不願過問政治的學者、詩人、教授，拍案而起，成為堅強的民主鬥士。
由長沙步行湘、黔、滇，随“長沙臨大”遷至昆明組成“聯大”的生活，使聞一多接觸、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難深重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聯大奔波流離的躲空襲的感受；從郊區趕往聯大新校舍上課時，途中親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斃的慘狀；特别是生活每況愈下，大學教授薪金養活不了家小，被迫典當衣物，仍無法飽腹，隻好到中學兼差，甚至操起“手工業”為人治印的現實生活，促使了聞一多的轉變。
他終于打破了沉默，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忱終于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間的事。
1943年，聞一多應聯大英藉教授羅伯特·白英之請，合作編譯《中國詩選》。
他讀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帶來的一本詩集，上面刊有解放區詩人田間的幾首詩，如《自由，向我們走來》、《五人在商議》、《給飼養員》、《多一些》、《晉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
讀後，聞一多從多年的苦思中大為振奮，他在一次講唐詩的課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談課外事的慣例，介紹起田間的詩來了。
他稱田間的詩是“時代的鼓點”，田間是“時代的鼓手”，呼籲當今時代應有更多的這樣的鼓手。
這堂課引
四位勇士，安息吧！你們的名字将被新中國的人民所反複傳誦，你們不滅的精神将為後繼者們所禀承，所發揚。
一息尚存，争取民主的奮鬥不止，待捷報飛傳之時，再來告慰你們的亡靈。
“死者，你們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這裡。
” “死者，你們怎麼不走出來？” “我們在這裡，你們不要悲哀。
我們在這裡，你們擡起頭來。
” “哪一個愛正義者的心上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自由者的腦裡沒有我們？ 哪一個愛光明者的眼裡看不見我們？” “你們不要呼喚我們的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你們， 我們合在一起呼喚吧！” “正義，快快地回來！ 自由，快快地回來， 光明，快快地回來。
” ——馮至《招魂》
軍特警憲肆意橫行
遠在抗戰後期，國民黨重慶政府以保衛西南後方重鎮為名，建立昆明防守司令部，蔣介石委其親信杜聿明為司令。從表面文章說，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設立是為了保衛國防重鎮和國際交通大動脈，應予肯定，但實際上它的設立還有另外一層背景，那就是雲南人民抗日民主愛國情緒日益高漲，民主堡壘的美名譽滿全國，而以龍雲為首的雲南當局與這股民主潮流又有些關聯，因此，為了防範人民，監視龍雲，實現其反共目的，蔣介石便藉保衛昆明之名設立司令部，—舉多得。
司令部既有正規的軍人，更配備了大批軍統、中統特務。
抗戰勝利後把龍雲趕下台，蔣介石、杜聿明靠的就是防守司令部。
因為搞龍雲不得人心，為了收買人心和多少給龍雲—點顔面，杜聿明被調到東北任職，防守司令部“改組”為警備總司令部，以蔣介石的又一個親信關麟征為司令。
防守司令部在昆明橫行無忌，殘害人民，所以有人曾在司令部側面樹上貼了一付對聯，上聯說“杜聿明，明劫明搶民遭殃”；下聯為：“李宗黃，黃腳黃手皇家官”。
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改組龍雲政府及其以後的雲南政局。
由于關麟征積極參與鎮壓“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聲名狼藉，蔣介石不得不以舍車保帥方式把關麟征與李宗黃一齊調走，另派嫡系霍揆彰為警備司令。
又因暗殺李公樸和聞一多，霍揆彰罪惡暴露，蔣介石故伎重演，撤了霍揆彰，再用何紹周這個已經過繼給蔣介石死黨何應欽為子的人頂替霍揆彰任司令。
不得不走馬燈式的頻繁更換司令本身已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這個司令部殘害人民、喪失人心的情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司令部的組織機構及其如何殘害人民的活動。
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除正副總司令、正副參謀長外，下轄九處、三室、一科，直屬部隊有一個警衛團和一個通訊營。
九個處是： 參謀處，掌管中央軍第二十六軍的作戰、訓練、裝備和雲南保安總隊的作戰指導，并搜集軍事情報； 副官處，指導警衛團，負責警衛，設有拘留所，管押所謂人犯等； 軍需處，保障後勤供應，并處理所查獲的物品，包括大煙和武器彈藥等； 軍法處，掌理案件，包括所謂中共活動案件； 情報處，偵察和搜集中共及其武裝的情報； 新聞處(政工處)，負責新聞審查，社團及軍隊内部國民黨的組織、省，市、專區和縣國民黨組織的聯系工作，以及對所謂政治犯的管教等； 稽查處，在昆明及全省各交通要道設檢查站，與昆明市警察局、憲兵十三團、滇緬公路稽查室、滇越、川滇兩個鐵路警務處，以及一些重點大型工廠的稽查室等警、憲、特機構，密切配合，防備所謂“奸人活動”； 外事處，辦理一切涉外事宜； 交通處，掌握鐵路、公路運輸情況，辦理軍運和通訊。
從上述九處的設置和其職責範圍，我們可以看到昆明及全省城鄉，無論機關，團體、學校、工廠、農村都有國民黨敵特組織在活動，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千方百計地陷害人民，打擊共産黨，破壞民主運動，鎮壓革命，搜刮雲南人民的血汗。
雲南警備總司令部往往采用各種“會報”，策劃，指揮鎮壓雲南各族人民的活動。
這種會報有定期的，也有臨時的。
定期如“業務會報”、“治安會報”、“警備會報”、“執行小組會報”等；臨時召集的“會報”如“滇西警備會報”、“清剿圭山會報”等。
所謂“業務會報”，每天上午一次，時間一般不超過三十分鐘，由總司令親自主持，科以上主要頭目參加，主要目的在于檢查督促各部門提高工效，把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做好。
所謂“治安會報”，每星期三舉行一次，參加人員有正副總司令、參謀、副官、軍法、稽查、新聞、情報等處處長，以及昆明市警察局、郊區警察局、憲兵十三團、川滇、滇越鐵路警務處等單位頭目。
目的在于檢查上周工作，布置下周任務。
問題在市區發生，交昆明市警察局處理，在專縣發生，交鄰近駐軍處置。
如1948年某日的會報，鐵路警務處頭目說邊縱朱家壁部三百餘人在徐家渡車站以南越過鐵路向西而去，會報立即電告駐開遠的第九十三師前往追剿。
“警備會報”，是全面統治全省的軍政聯席彙報會，通過這個會報策劃進剿共産黨領導的武裝鬥争的步驟和破壞民主運動的方法等。
出席會議的全是雲南軍政最高當局頭頭，一般由盧漢親自出席主持，每兩周舉行—次。
形式上有關雲南的一切警備措施都是通過盧漢執行的，但由于盧漢同蔣嫡系何紹周之間的矛盾鬥争和形勢發展對盧漢的影響，盧漢對有關鎮壓遊擊隊的事逐漸不願幹了，這個“警備會報”也就改為不定期舉行。
“執行小組會報”，每星期六舉行，地點在警備總部小花園，由總司令(或副總司令)主持，參加人員除警備總部的參謀、副官、稽查、新聞，情報等處處長外，還有國民黨省黨部、雲南省三青團總部、雲南全省警務處、昆明市警察局、鐵路警務處、滇緬公路稽查處、憲兵特高組等單位頭頭。
專門搜集中共地下黨成員名單、民主人士名單、學生會領導人名單，和工會骨幹名單，研究破壞對策。
然後逐級向上彙報，即警備總司令向盧漢彙報，盧漢再向西南行轅彙報。
—旦有關上司下達指示，貫徹執行則分别從兩方面行動：在社會上由稽查處會同警察局實行；在學校和社團内部則交由省黨部和三青團實行。
敵特們以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進行破壞，如遇學生開會則先行阻止，—阻止失效即行搗亂會場。
學生上街張貼标語傳單，便衣警察、特務就尾随其後，一方面撕毀傳單、标語，—方面準備施行逮捕、鎮壓。
以上所大略叙述的“會報”，說明警備總部及雲南地方當局，為維護蔣家王朝統治，血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争，無論城市鄉村，也無論機關學校，無論交通線上，無論工廠車間，到處都布滿了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劊子手，舉起屠刀，随時準備向人民砍來。
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戰勝利後，又勾結美帝國主義，陰謀發動内戰，鎮壓愛國民主力量，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
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連那些隻埋頭書齋，潛心學術的教授們，也為愛國心驅使，紛紛拍案而起，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中來了，有的成了堅強的民主鬥士。
聞一多便是他們之中的典型代表。
聞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
青年時代求學清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用紅紙抄寫了嶽飛的《滿江紅》，貼在學校食堂門口，表明自己的愛國心迹，在清華園引起了一陣波瀾。
後來留學美國，學文學、繪畫和戲劇。
在美國目睹中國同胞備受歧視和欺淩，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思鄉的情緒越來越濃重。
他發現在美國的自己，不過是“一個孤苦伶仃的東方老憨”罷了。
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回國，要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中去。
為此，他提前結束學業，于1925年回到了闊别已久的祖國。
他迫不及待地回國，一心想報效祖國。
可是到了祖國，迎接、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上海馬路上的斑斑血迹。
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國土的。
然而，就在兩天前這裡發生了“五卅”慘案，被反動當局鎮壓的學生、工人的血迹在馬路上仍依稀可見。
這使聞一多失去了生氣，惆怅莫名。
接下來，他看到的、聽到的是軍閥混戰，狼煙四起，帝國主義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饑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此時，他的“愛國夢”破滅了。
他以詩人獨有的表達方式，在心靈深處呐喊道：“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發現》)痛定思痛之後，他緘默了，他決心把政治留給“魔鬼去開墾”。
從此，他越來越遠離政治，遠離群衆，縮進學術的象牙之塔，潛心于《詩經》、《楚辭》等古籍的研究。
無論是在南京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還是重返清華園任教，乃至在西南聯大蒙自文學院時，他都基本不問政治，一心做學問。
在蒙自時，他整天縮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學問，辛勤筆耕，幾乎連樓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鄭天挺先生和羅膺中先生賜給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号。
其實，這時的聞一多雖想痛苦地離開政治，實際上卻不能辦到。
一貫講課不涉他的聞一多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在清華一院二号教室上課講“毛詩”時，竟抛開講義，說起西安事變，像與人辯論似的。
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并非不問政治。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又使他頗感意外。
多年後，他說“像這樣大敵當前，能捐前嫌，顧大體，這隻有共産黨才做得到啊！”這些情況說明，聞一多在理想破滅後，其緘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觀察着一切。
當他一旦辨明是非，認定方向後，必将義無反顧地為堅持真理而鬥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聯大生涯，是聞一多一生的重要轉折時期，使他由一個不願過問政治的學者、詩人、教授，拍案而起，成為堅強的民主鬥士。
由長沙步行湘、黔、滇，随“長沙臨大”遷至昆明組成“聯大”的生活，使聞一多接觸、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難深重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聯大奔波流離的躲空襲的感受；從郊區趕往聯大新校舍上課時，途中親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斃的慘狀；特别是生活每況愈下，大學教授薪金養活不了家小，被迫典當衣物，仍無法飽腹，隻好到中學兼差，甚至操起“手工業”為人治印的現實生活，促使了聞一多的轉變。
他終于打破了沉默，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忱終于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間的事。
1943年，聞一多應聯大英藉教授羅伯特·白英之請，合作編譯《中國詩選》。
他讀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帶來的一本詩集，上面刊有解放區詩人田間的幾首詩，如《自由，向我們走來》、《五人在商議》、《給飼養員》、《多一些》、《晉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
讀後，聞一多從多年的苦思中大為振奮，他在一次講唐詩的課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談課外事的慣例，介紹起田間的詩來了。
他稱田間的詩是“時代的鼓點”，田間是“時代的鼓手”，呼籲當今時代應有更多的這樣的鼓手。
這堂課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