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革命大形勢下的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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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規定：“以文字圖畫為匪徒(指共産黨——引者)宣傳者，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切進步報刊書籍，均在查禁之列。
其實，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争時期，它就實行專門針對共産黨和進步勢力的新聞統制、輿論獨裁、嚴審書報的反動政策。
在國民黨思想文化專制政策下，廣州非官方的文化宣傳事業困難重重，但仍在頑強地争紮與奮鬥。
中共廣東區委幾經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正報》，同時出版進步書刊，以揭露國民黨政府發動内戰的陰謀和宣傳中共的政策，傳播馬克思主義； 次年1月4日，以共産黨為指導，由愛國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帶有統戰性質的《華商報》，在香港複刊，與《正報》相呼應。
廣州是此兩報的重要發行地區。
在整個解放戰争期間，廣州先後出現的進步的或與國民黨内戰政策相左的報刊，不下30家，其中較有影響的除《正報》、《華商報》之外，還有《願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現代生活》、《國民》、《每日論壇報》、《建國日報》、《廣州工人》、《觀察》、《世界知識》、《廣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聞日報》、《當代日報》，以及文藝性的《文藝生活》、《文藝新聞》、《中國詩壇》、《草莽》、《新音樂》等，香港的《人民報》、《星島日報》等，也在廣州發行。
還在國民黨政府積極準備内戰的時候，1946年1月4日，廣州的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就議決取締境外報紙進口，命令各機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對記者發表談話和走漏消息，廣州各報隻能刊登中央社電訊。
這一嚴格的新聞封鎖政策，使廣州報紙出現“新聞荒”的咄咄怪事。
此後，查封報刊書籍事件層出不窮，同年2月13日，國民黨社會局同警察局到書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四種雜志； 國民黨特務在5月14日搗毀了《正報》、《華商報》在廣州的辦事處和兄弟圖書公司之後，6月29日進一步釘封了《正報》、《華商報》和農工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報》、民主促進會辦的《現代雜志》、由蔡廷锴發起的《現代日報》籌備處等在廣州的報業機構，以及兄弟圖書公司、民生出版社、廣州書報雜志供應社、南中文化企業公司、民主與文化社、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粵分會等出版機關或文化團體。
總計在6月份，廣州有13處文化機關被封閉，30多種雜志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
11月30日，廣州國民黨社會局下令不準銷售《華商報》和一切進步小報。
1947年6月1日，國民黨廣州保安司令部憲警查封了由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愛國歸僑、大學教授等進步人士聯合經辦的《每日論壇報》，并逮捕報社人員60餘人。
1948年12月1日，國民黨廣州社會局下令查禁《觀察》、《世界知識》等350種書報；1949年3月21日，廣州綏靖公署以“造謠惑衆”罪名，禁止香港《星島日報》進口廣州等地；4月28日，因為《天地新聞日報》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命令，勒令該報停刊，逮捕其發行人和總編輯；29日，廣州警備司令部又以《當代日報》譴責國民黨政府拒絕與中共和平談判，強令該報停刊7天，等等。
雖然廣州的國民黨當局對廣州的思想文化界采取了嚴格的專制措施，但是所有這些中國共産黨的和其他進步的報刊書籍，隻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躍在廣州人民中間。
廣州文化人以對祖國和民族命運負責的精神，不分黨派和職業，一身正氣地為正義事業而團結奮鬥，使廣州和全國許多城市一樣，出現了反對國民黨内戰和獨裁、争取和平與民主的“第二條戰線”。
1946年春，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和廣東支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以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報》社等團體雲集廣州，通過各種渠道同中國共産黨的地下組織建立了一定的聯系，從而共同構成廣州要求停止内戰、取消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
他們先後利用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鬥争的機會，在廣州召集會議，發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組織中山大學學生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履行停戰協定、取消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停止新聞封鎖和把美軍趕出中國等，使廣州響起了“華南大地的第一聲春雷！”2月19日，又以“歡迎”孫科來穗為名，在李濟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再次舉行3000名大中學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請願遊行，迫使孫科面見學生，答應向國民黨最高當局轉交廣州學生的和平請願書。
兩次學生示威，在廣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但也正因為這樣，廣州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行動随之而來，使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廣州政局并沒有因為國民黨的高壓政策而安穩幾天。
時隔三個季度，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特别是12月24日北平美國士兵強
其實，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争時期，它就實行專門針對共産黨和進步勢力的新聞統制、輿論獨裁、嚴審書報的反動政策。
在國民黨思想文化專制政策下，廣州非官方的文化宣傳事業困難重重，但仍在頑強地争紮與奮鬥。
中共廣東區委幾經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正報》，同時出版進步書刊，以揭露國民黨政府發動内戰的陰謀和宣傳中共的政策，傳播馬克思主義； 次年1月4日，以共産黨為指導，由愛國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帶有統戰性質的《華商報》，在香港複刊，與《正報》相呼應。
廣州是此兩報的重要發行地區。
在整個解放戰争期間，廣州先後出現的進步的或與國民黨内戰政策相左的報刊，不下30家，其中較有影響的除《正報》、《華商報》之外，還有《願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現代生活》、《國民》、《每日論壇報》、《建國日報》、《廣州工人》、《觀察》、《世界知識》、《廣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聞日報》、《當代日報》，以及文藝性的《文藝生活》、《文藝新聞》、《中國詩壇》、《草莽》、《新音樂》等，香港的《人民報》、《星島日報》等，也在廣州發行。
還在國民黨政府積極準備内戰的時候，1946年1月4日，廣州的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就議決取締境外報紙進口，命令各機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對記者發表談話和走漏消息，廣州各報隻能刊登中央社電訊。
這一嚴格的新聞封鎖政策，使廣州報紙出現“新聞荒”的咄咄怪事。
此後，查封報刊書籍事件層出不窮，同年2月13日，國民黨社會局同警察局到書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四種雜志； 國民黨特務在5月14日搗毀了《正報》、《華商報》在廣州的辦事處和兄弟圖書公司之後，6月29日進一步釘封了《正報》、《華商報》和農工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報》、民主促進會辦的《現代雜志》、由蔡廷锴發起的《現代日報》籌備處等在廣州的報業機構，以及兄弟圖書公司、民生出版社、廣州書報雜志供應社、南中文化企業公司、民主與文化社、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粵分會等出版機關或文化團體。
總計在6月份，廣州有13處文化機關被封閉，30多種雜志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
11月30日，廣州國民黨社會局下令不準銷售《華商報》和一切進步小報。
1947年6月1日，國民黨廣州保安司令部憲警查封了由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愛國歸僑、大學教授等進步人士聯合經辦的《每日論壇報》，并逮捕報社人員60餘人。
1948年12月1日，國民黨廣州社會局下令查禁《觀察》、《世界知識》等350種書報；1949年3月21日，廣州綏靖公署以“造謠惑衆”罪名，禁止香港《星島日報》進口廣州等地；4月28日，因為《天地新聞日報》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命令，勒令該報停刊，逮捕其發行人和總編輯；29日，廣州警備司令部又以《當代日報》譴責國民黨政府拒絕與中共和平談判，強令該報停刊7天，等等。
雖然廣州的國民黨當局對廣州的思想文化界采取了嚴格的專制措施，但是所有這些中國共産黨的和其他進步的報刊書籍，隻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躍在廣州人民中間。
廣州文化人以對祖國和民族命運負責的精神，不分黨派和職業，一身正氣地為正義事業而團結奮鬥，使廣州和全國許多城市一樣，出現了反對國民黨内戰和獨裁、争取和平與民主的“第二條戰線”。
1946年春，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和廣東支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以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報》社等團體雲集廣州，通過各種渠道同中國共産黨的地下組織建立了一定的聯系，從而共同構成廣州要求停止内戰、取消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
他們先後利用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鬥争的機會，在廣州召集會議，發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組織中山大學學生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履行停戰協定、取消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停止新聞封鎖和把美軍趕出中國等，使廣州響起了“華南大地的第一聲春雷！”2月19日，又以“歡迎”孫科來穗為名，在李濟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再次舉行3000名大中學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請願遊行，迫使孫科面見學生，答應向國民黨最高當局轉交廣州學生的和平請願書。
兩次學生示威，在廣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但也正因為這樣，廣州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行動随之而來，使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廣州政局并沒有因為國民黨的高壓政策而安穩幾天。
時隔三個季度，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特别是12月24日北平美國士兵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