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首都備戰 3、陶德曼大使的調停
關燈
小
中
大
事變前已在談判的開發礦産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滿足日本的要求。
上海非武裝地區須擴大，設立國際警察隊管制。
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政策。
這些條件事實上和1935年南京談判時要求相同，所謂共同防共、降低日本貨進口稅、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等不平等條件自然無法使得中國政府接受。
就在次日，狄克遜大使将日本的條件電告德國政府，同時在電文中稱：“如果南京政府現在不接受那些條件，日本決心無情地繼續戰争，直至中國最後崩潰為止。
”同時，狄克遜還向德國政府建議：“我們現在似可對南京施加壓力，使它接受這些條件。
請考慮可否令軍事顧問們在向蔣報告戰局時鼓吹和平談判。
” 11月5日，駐華陶德曼大使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蔣介石會晤，在聽完了陶德曼轉達的日本政府開出的條件後，蔣介石表示：“如果願意恢複戰前狀态，日本的條件可以讨論，否則對日本方面的條件是難以考慮的。
”同時這位中華民國的最高軍事長官還向陶德曼解釋說：“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
” 對于蔣介石的回複，陶德曼認為要求日本恢複戰前狀态是不現實的，而如繼續對日作戰，共産黨就會在中國得勢，這對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無異于是自殺。
故而他希望“中國政府接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教訓，同時應該接受日本的條件，不要等到已經無法改變的時候，才來考慮和平”。
陪同會晤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向在座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表示：“淞滬戰局嚴重……如果戰争拖延下去，中國經濟崩潰，共産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
”對于德國人的這些建議，蔣介石明确表示拒絕接受。
之所以蔣介石會拒絕，一來是他不想背負上“割土棄疆”的千古罵名，二來也與國民政府的軍事方略有關。
早在8月7日，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議全面抗戰之時，便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标、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
之後又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确立了“以時間争取空間”的戰略原則，即全面抗戰重在赢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滅亡中國”的狂夢，促成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而之前，最高軍事委員會将國軍一部集中華北，于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日軍于華北的兵力；又将精銳主力集中于華東，采取攻勢，造成在上海戰場進行決戰的态勢，誘使并逼迫日軍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以武漢為中心
上海非武裝地區須擴大，設立國際警察隊管制。
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政策。
這些條件事實上和1935年南京談判時要求相同，所謂共同防共、降低日本貨進口稅、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等不平等條件自然無法使得中國政府接受。
就在次日，狄克遜大使将日本的條件電告德國政府，同時在電文中稱：“如果南京政府現在不接受那些條件，日本決心無情地繼續戰争，直至中國最後崩潰為止。
”同時，狄克遜還向德國政府建議：“我們現在似可對南京施加壓力，使它接受這些條件。
請考慮可否令軍事顧問們在向蔣報告戰局時鼓吹和平談判。
” 11月5日，駐華陶德曼大使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蔣介石會晤，在聽完了陶德曼轉達的日本政府開出的條件後，蔣介石表示：“如果願意恢複戰前狀态，日本的條件可以讨論，否則對日本方面的條件是難以考慮的。
”同時這位中華民國的最高軍事長官還向陶德曼解釋說：“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
” 對于蔣介石的回複，陶德曼認為要求日本恢複戰前狀态是不現實的，而如繼續對日作戰，共産黨就會在中國得勢，這對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無異于是自殺。
故而他希望“中國政府接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教訓，同時應該接受日本的條件，不要等到已經無法改變的時候，才來考慮和平”。
陪同會晤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向在座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表示：“淞滬戰局嚴重……如果戰争拖延下去，中國經濟崩潰，共産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
”對于德國人的這些建議，蔣介石明确表示拒絕接受。
之所以蔣介石會拒絕，一來是他不想背負上“割土棄疆”的千古罵名，二來也與國民政府的軍事方略有關。
早在8月7日，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議全面抗戰之時，便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标、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
之後又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确立了“以時間争取空間”的戰略原則，即全面抗戰重在赢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滅亡中國”的狂夢，促成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而之前，最高軍事委員會将國軍一部集中華北，于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日軍于華北的兵力；又将精銳主力集中于華東，采取攻勢，造成在上海戰場進行決戰的态勢，誘使并逼迫日軍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以武漢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