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分兵入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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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在受苦，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盤踞在那裡，要把西南當成卷土重來的反攻基地。
“你們留在家鄉能安居樂業嗎？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鄉在湖南桑植。
我就是吃大米長大的。
為了革命，為了抗日，我們許多南方人參加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到了晉綏，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
難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幾年大米飯嗎？ “同二野會師以後，要虛心向他們學習，主動搞好團結。
不要一開口就是‘我們吃了好幾年黑豆’。
難道隻有我們才艱苦？兄弟部隊就不艱苦嗎？其實我們晉綏背靠陝甘甯邊區，比他們在大行山的條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陸上的最後一仗。
我希望每個同志都不要錯過這個立功的機會。
” 賀龍的話打動了許多人的心。
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從晉綏南下的幹部賈丕基回憶說：“我當時就是不大願意到西南來的，怕不适應環境。
聽了賀老總這一席發自肺腑的話，我為之感動。
事過30多年，其他的話我都記不準了，唯獨難道你們‘就不能為革命到西南吃幾年大米嗎’這句話，我銘記至今。
我就是聽了這句話以後下決心參加南下隊伍的，至今也不後悔。
” 11月6日賀龍向中共中央建議：“在未與西南局會合前，得有統一的黨委組織及指揮機構實施領導較為适宜。
”7日，中共中央回電，确定成立川西北軍政委員會，以賀龍為主任，統一領導軍事、政治、黨務、民運等項工作。
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團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王新亭到達西安。
賀龍、李井泉和他們在這裡組織了西南軍區司令部前線指揮所，作為人川作戰的指揮機構。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針是：以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而再打。
具體部署是：第二野戰軍主力待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戰役之時，以大迂回動作從東南直出貴州，進至叙府、滬州、重慶之線，切斷朗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退往雲南的道路；十八兵團積極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團于秦嶺地區，待二野将川敵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斷後，迅速占領川北及成都地區，爾後協同二野聚殲胡宗南集團。
按照這一部署，賀龍、李井泉、周士第指揮十八兵團佯攻扼守秦嶺一帶的胡宗南部隊，但卻“攻而不破”，不使他過早南撤。
賀龍指揮第十八兵團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當時機結束秦嶺戰役，轉入休整。
這一下，胡宗南高興了。
他向在重慶的蔣介石報告說：“共軍多次猛攻秦嶺，無一處突破”，并吹牛說，他的兩個兵團固守秦嶺防線萬無一失。
蔣介石甚為滿意，任命胡宗南為川陝甘邊綏靖公署主任，裴昌會為副主任。
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團李文部、第十八兵團李振部、裴昌會的第七兵團七個軍構築第二道防線，要堅守秦嶺。
賀龍見胡宗南已上當，乘我第十八兵團體整時進行深入動員和山地戰訓練，待機而發。
11月1日，劉、鄧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在南起貴州天柱，北至湖北巴東的500公裡的地段上向國民黨實施多路攻擊，勢如破竹。
胡宗南這時才知道上當，急令所屬各兵團從11月13日起陸續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劉伯承、鄧小平電告賀龍：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經渡江，十軍已到合江，十六軍即到滬州南岸，十八兵團可加速前進，形成南北鉗形攻勢。
賀龍知道了二野将切斷胡宗南集團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團和七軍分三路猛追逃敵，十九軍從東進入漢中盆地。
11日，大雪飄飄，寒風凜冽，賀龍率前線指揮所由寶雞出發，沿川陝公路，直奔秦嶺山區。
12月9日，雲南的盧漢，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部分别宣布起義。
雲南、西康和平解放。
14日，十八兵團解放廣元，17日占領著名古 關隘劍門關，打開了越過巴山通向成都的門戶。
20日，二野部隊進到簡陽、仁壽、新津、雙流，十八兵團進抵巴中、綿陽、江油一線，将胡宗南集團及其他國民黨軍數十萬人包圍在成都及其附近。
胡宗南見突圍無望，求援無門，23日，乘飛機逃往海南島。
這一天，賀龍和周士第、王維舟、張經武登上七曲山山崗，望着成都方向興奮地說：“離1950年元旦還有最後一個星期，無論是武力解決，還是和平解決，我們都可以到成都過年了！” 敵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見大勢所趨，決定起義，在德陽，賀龍接見了裴昌會。
裴昌會後來回憶說：賀司令派人來把我們引到縣署東北面一家别墅裡。
在距離四五十米處，已見到賀司令員仁立在門外等候我。
他一見到我，就走下台階來和我親切握手說：“老朋友，有幸又在這裡重逢了。
”（抗戰時期我在洛陽會見過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紹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維舟同志。
入座後，賀龍同志爽朗地說：“先把話說清楚，在戰場上打死人不算血債。
”接着，便問胡宗南逃跑的情況和部隊西撤的意圖。
我說，胡宗南僅帶幾個親信乘機逃走，去向不明。
他的企圖是把部隊撤到西昌，再轉移到雲南邊境，然後退到緬甸，從海上轉去台灣。
但他倉皇出走前，對部隊沒有下達過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命令。
賀龍同志聽後哈哈大笑，問我：“你在川陝公路兩側還有這麼多部隊，你對他們有把握沒有？”我說：“絕對把握也很難說，不過目前士無鬥志，官氣不揚，想不緻有什麼異動。
”他說：“我的主力部隊明天才能到達德陽，我還要回去處理一些事情，等後續部隊來了，我再來”。
28日，賀司令回到德陽，先到了我這裡，說：“準備好，元旦前我們到成都去，還要舉行入城式。
你就跟我一塊兒去吧。
”那種寬宏大度的胸懷和坦率誠摯的語言，很令人佩服。
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對我是那樣誠懇熱情，一見如故，談笑風生，令人銘感無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軍的政治争取下，從21日至25日，國民黨川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團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也分别宣布起義；第五兵團司令李文率殘部在鄧崃地區被圍後，向人民解放軍投誠；27日，敵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在成都以東宣布起義。
當天，成都解放。
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軍解放西昌地區，殲滅殘敵萬餘人。
至此，川、雲、貴、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中國大陸（除西藏外）的解放戰争基本結束。
12月28日，賀龍到達新都，30日舉行了隆重的進入成都的入城式。
賀龍、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團一部經北門入城，受到了30餘萬人的夾道歡迎。
1950年1月1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緻各戰略區的感謝支援電中，正确評價了賀龍在解放大西南戰役中的貢獻。
他們說：“西南戰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敵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殲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團在賀龍同志率領下前進的神速。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領的部隊仍面臨着艱巨的任務。
解放後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嚴重危害着新生政權的鞏固和人民生命财産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極其貧困，上百萬人掙紮在死亡線上；城鄉反動勢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進行醫治戰争創傷和收給國民黨反動統治所留下的“爛攤子”，已經責無旁貸地落在了西北黨政軍民的身上。
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彭德懷，正以極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醫治戰争創傷，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産等問題。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部隊冬訓、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問題，作出了《關于若幹問題的決議》，對加強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11月30日，中央軍委決定，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合并，稱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統一領導和指揮西北的軍事工作。
彭德懷兼司令員，習仲勳任政委，張宗遜、趙壽山任副司令員，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閻接要任參謀長。
下轄四個兵團（第一兵團、第二兵團、第十九兵團、第二十二兵團）；三個二級軍區（陝西軍區由第十九兵團兼，甘肅軍區由第二兵團兼，新疆軍區由第一兵團兼）；七個三級軍區（陝北軍區、陝南軍區由第十九軍兼，青海軍區由第一軍兼，甯夏軍區由第六十五軍兼，喀什軍區由第二軍兼，伊甯軍區由第五軍兼，迪化軍區由第六軍兼）；32個軍分區和一所軍事政治大學。
12月31日，毛澤東主席在祝賀新年告前線将士和全國同胞書中，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提出了新的戰鬥任務：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
随着戰争的勝利結束，中國人民已經可能并必須把主力精力逐步轉入和平建設工作。
中國人民在一九五零年需要弓治戰争創傷，克服戰後的财政經濟困難，恢複工農業生産和交通事業。
1950年1月7日，彭德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關于西北工作情況的報告》，提出西北地區黨政軍民的任務，“應是消滅土匪，肅清特務，實行民主改革，動員一切力量，節衣縮食，克服困難，恢複和發展生産，為建設新西北而奮鬥。
”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區實行軍事管制的代表機關，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職權，統一領導西北五省的軍政工作。
彭德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為習仲勳、張治中，秘書長為常黎夫，副秘書長為談維煦。
委員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西安舉行，會議通過了彭德懷所作的題為《關于目前西北地區工作任務》的報告，提出了七項工作任務。
彭德懷最後說：“我們一定能團結，一定能克服困難，一定能辦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毛澤東
“你們留在家鄉能安居樂業嗎？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鄉在湖南桑植。
我就是吃大米長大的。
為了革命，為了抗日，我們許多南方人參加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到了晉綏，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
難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幾年大米飯嗎？ “同二野會師以後，要虛心向他們學習，主動搞好團結。
不要一開口就是‘我們吃了好幾年黑豆’。
難道隻有我們才艱苦？兄弟部隊就不艱苦嗎？其實我們晉綏背靠陝甘甯邊區，比他們在大行山的條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陸上的最後一仗。
我希望每個同志都不要錯過這個立功的機會。
” 賀龍的話打動了許多人的心。
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從晉綏南下的幹部賈丕基回憶說：“我當時就是不大願意到西南來的，怕不适應環境。
聽了賀老總這一席發自肺腑的話，我為之感動。
事過30多年，其他的話我都記不準了，唯獨難道你們‘就不能為革命到西南吃幾年大米嗎’這句話，我銘記至今。
我就是聽了這句話以後下決心參加南下隊伍的，至今也不後悔。
” 11月6日賀龍向中共中央建議：“在未與西南局會合前，得有統一的黨委組織及指揮機構實施領導較為适宜。
”7日，中共中央回電，确定成立川西北軍政委員會，以賀龍為主任，統一領導軍事、政治、黨務、民運等項工作。
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團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王新亭到達西安。
賀龍、李井泉和他們在這裡組織了西南軍區司令部前線指揮所，作為人川作戰的指揮機構。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針是：以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而再打。
具體部署是：第二野戰軍主力待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戰役之時，以大迂回動作從東南直出貴州，進至叙府、滬州、重慶之線，切斷朗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退往雲南的道路；十八兵團積極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團于秦嶺地區，待二野将川敵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斷後，迅速占領川北及成都地區，爾後協同二野聚殲胡宗南集團。
按照這一部署，賀龍、李井泉、周士第指揮十八兵團佯攻扼守秦嶺一帶的胡宗南部隊，但卻“攻而不破”，不使他過早南撤。
賀龍指揮第十八兵團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當時機結束秦嶺戰役，轉入休整。
這一下，胡宗南高興了。
他向在重慶的蔣介石報告說：“共軍多次猛攻秦嶺，無一處突破”，并吹牛說，他的兩個兵團固守秦嶺防線萬無一失。
蔣介石甚為滿意，任命胡宗南為川陝甘邊綏靖公署主任，裴昌會為副主任。
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團李文部、第十八兵團李振部、裴昌會的第七兵團七個軍構築第二道防線，要堅守秦嶺。
賀龍見胡宗南已上當，乘我第十八兵團體整時進行深入動員和山地戰訓練，待機而發。
11月1日，劉、鄧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在南起貴州天柱，北至湖北巴東的500公裡的地段上向國民黨實施多路攻擊，勢如破竹。
胡宗南這時才知道上當，急令所屬各兵團從11月13日起陸續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劉伯承、鄧小平電告賀龍：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經渡江，十軍已到合江，十六軍即到滬州南岸，十八兵團可加速前進，形成南北鉗形攻勢。
賀龍知道了二野将切斷胡宗南集團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團和七軍分三路猛追逃敵，十九軍從東進入漢中盆地。
11日，大雪飄飄，寒風凜冽，賀龍率前線指揮所由寶雞出發，沿川陝公路，直奔秦嶺山區。
12月9日，雲南的盧漢，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部分别宣布起義。
雲南、西康和平解放。
14日，十八兵團解放廣元，17日占領著名古 關隘劍門關，打開了越過巴山通向成都的門戶。
20日，二野部隊進到簡陽、仁壽、新津、雙流，十八兵團進抵巴中、綿陽、江油一線，将胡宗南集團及其他國民黨軍數十萬人包圍在成都及其附近。
胡宗南見突圍無望，求援無門，23日，乘飛機逃往海南島。
這一天，賀龍和周士第、王維舟、張經武登上七曲山山崗，望着成都方向興奮地說：“離1950年元旦還有最後一個星期，無論是武力解決，還是和平解決，我們都可以到成都過年了！” 敵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見大勢所趨，決定起義，在德陽，賀龍接見了裴昌會。
裴昌會後來回憶說：賀司令派人來把我們引到縣署東北面一家别墅裡。
在距離四五十米處，已見到賀司令員仁立在門外等候我。
他一見到我，就走下台階來和我親切握手說：“老朋友，有幸又在這裡重逢了。
”（抗戰時期我在洛陽會見過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紹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維舟同志。
入座後，賀龍同志爽朗地說：“先把話說清楚，在戰場上打死人不算血債。
”接着，便問胡宗南逃跑的情況和部隊西撤的意圖。
我說，胡宗南僅帶幾個親信乘機逃走，去向不明。
他的企圖是把部隊撤到西昌，再轉移到雲南邊境，然後退到緬甸，從海上轉去台灣。
但他倉皇出走前，對部隊沒有下達過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命令。
賀龍同志聽後哈哈大笑，問我：“你在川陝公路兩側還有這麼多部隊，你對他們有把握沒有？”我說：“絕對把握也很難說，不過目前士無鬥志，官氣不揚，想不緻有什麼異動。
”他說：“我的主力部隊明天才能到達德陽，我還要回去處理一些事情，等後續部隊來了，我再來”。
28日，賀司令回到德陽，先到了我這裡，說：“準備好，元旦前我們到成都去，還要舉行入城式。
你就跟我一塊兒去吧。
”那種寬宏大度的胸懷和坦率誠摯的語言，很令人佩服。
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對我是那樣誠懇熱情，一見如故，談笑風生，令人銘感無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軍的政治争取下，從21日至25日，國民黨川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團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也分别宣布起義；第五兵團司令李文率殘部在鄧崃地區被圍後，向人民解放軍投誠；27日，敵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在成都以東宣布起義。
當天，成都解放。
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軍解放西昌地區，殲滅殘敵萬餘人。
至此，川、雲、貴、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中國大陸（除西藏外）的解放戰争基本結束。
12月28日，賀龍到達新都，30日舉行了隆重的進入成都的入城式。
賀龍、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團一部經北門入城，受到了30餘萬人的夾道歡迎。
1950年1月1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緻各戰略區的感謝支援電中，正确評價了賀龍在解放大西南戰役中的貢獻。
他們說：“西南戰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敵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殲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團在賀龍同志率領下前進的神速。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領的部隊仍面臨着艱巨的任務。
解放後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嚴重危害着新生政權的鞏固和人民生命财産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極其貧困，上百萬人掙紮在死亡線上；城鄉反動勢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進行醫治戰争創傷和收給國民黨反動統治所留下的“爛攤子”，已經責無旁貸地落在了西北黨政軍民的身上。
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彭德懷，正以極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醫治戰争創傷，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産等問題。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部隊冬訓、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問題，作出了《關于若幹問題的決議》，對加強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11月30日，中央軍委決定，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合并，稱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統一領導和指揮西北的軍事工作。
彭德懷兼司令員，習仲勳任政委，張宗遜、趙壽山任副司令員，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閻接要任參謀長。
下轄四個兵團（第一兵團、第二兵團、第十九兵團、第二十二兵團）；三個二級軍區（陝西軍區由第十九兵團兼，甘肅軍區由第二兵團兼，新疆軍區由第一兵團兼）；七個三級軍區（陝北軍區、陝南軍區由第十九軍兼，青海軍區由第一軍兼，甯夏軍區由第六十五軍兼，喀什軍區由第二軍兼，伊甯軍區由第五軍兼，迪化軍區由第六軍兼）；32個軍分區和一所軍事政治大學。
12月31日，毛澤東主席在祝賀新年告前線将士和全國同胞書中，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提出了新的戰鬥任務：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
随着戰争的勝利結束，中國人民已經可能并必須把主力精力逐步轉入和平建設工作。
中國人民在一九五零年需要弓治戰争創傷，克服戰後的财政經濟困難，恢複工農業生産和交通事業。
1950年1月7日，彭德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關于西北工作情況的報告》，提出西北地區黨政軍民的任務，“應是消滅土匪，肅清特務，實行民主改革，動員一切力量，節衣縮食，克服困難，恢複和發展生産，為建設新西北而奮鬥。
”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區實行軍事管制的代表機關，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職權，統一領導西北五省的軍政工作。
彭德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為習仲勳、張治中，秘書長為常黎夫，副秘書長為談維煦。
委員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西安舉行，會議通過了彭德懷所作的題為《關于目前西北地區工作任務》的報告，提出了七項工作任務。
彭德懷最後說：“我們一定能團結，一定能克服困難，一定能辦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