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敞開秘密 輪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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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聯席會議及其下屬軍官們用了一個周末的時間，對麥克阿瑟的證詞進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
他們一緻認為的質疑要點是，麥克阿瑟反複斷言他們曾經“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點行動計劃，即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實行海上封鎖、取消對在“滿洲”進行空中偵察的限制、取消對中國國民黨部隊行動的限制。
麥克阿瑟曾強調，他感到這些步驟就是既定的政策。
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當勞頓·柯林斯将軍在東京向他概述這些選擇方案時産生了誤解？不，柯林斯将軍回答說，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麥克阿瑟宣讀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參謀人員做出錯誤解釋的可能性。
如果麥克阿瑟沒有認識到這一備忘錄是“選擇方案”，那則是他的過錯，而不是華盛頓的過錯。
這樣，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别無選擇了：他們必須來完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任務，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錯了。
5月7日星期一，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為軍方打頭陣。
他開始說，他竟不得不“幾乎是直接針對麥克阿瑟将軍的許許多多見解和行動”來作證，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需要”。
他把将軍稱作是“陸軍軍官弟兄，我極為尊敬的人”。
接着，他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對麥克阿瑟進行了駁斥。
首先是麥克阿瑟所聲稱的，馬歇爾曾經壓制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于把台灣交給中共、給予中共以聯合國席位之事的反對意見。
麥克阿瑟是在評論杜魯門總統打算在3月底發布的和平宣言時，說了這番話。
馬歇爾作證說，政府實際上提出的是，美國将“不反對讨論這些問題”。
他接着說，美國的長遠政策是“抵制把台灣交給中共，并反對給予中共在聯合國的席位”，不存在“對于這一政策的任何背離”，美國要把這兩個問題排除在停戰條件之外的決定也沒有動搖。
把這些問題列入讨論日程是一種現實的決定，因為其他各方肯定也會提出來的。
但是對其進行讨論，并不就等于同意。
關于1月12日選擇方案，馬歇爾對于1951年初嚴重的軍事形勢，以及當時美國“面臨着不得不把我們的部隊從朝鮮撤出這種非常現實的可能性”，做了冗長的說明。
麥克阿瑟所援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方針是作為權宜之計提出來的，“一旦這一可能性日益臨近現實時”才能考慮付諸實施。
差不多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備忘錄送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審閱的同一時間，軍事局勢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動而有了急劇的改觀，這樣就沒有必要把這些方案的任何一條付諸實現。
“這些拟議中的行動方針中，沒有一條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級權威否定過或是不贊成，”馬歇爾肯定地說，“在參謀長們看來，就這些選擇方案做出最後決定，這在當時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不明智的。
” 在接着的幾天中，其他各位參謀長對馬歇爾關于1月12日文件的說法也加以響應。
最詳盡的講話來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将軍。
他說，參謀長們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領導着參謀部的一個委員會研究一旦美國和中國卷入全面戰争時可能采取的行動。
委員會的結論報告序言中闡述了這種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最後的備忘錄中，不知為何這些限制性語言被删去了，隻剩下一個說明，說所列行動方針已被“暫時同意”（着重号為引者所加）。
但是在布雷德利看來（還有他的同事們後來說），有一點是絕對清楚的，即這份備忘錄僅僅是一份“研究報告”，而不是給麥克阿瑟的一項命令或全套指示。
備忘錄裡沒有一處說過這些決定是最後的決定。
馬歇爾從本質上不同意麥克阿瑟關于如何進行戰争的幾乎每一個論點，他也不苟同麥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軍提議的針對中國的行動将不會導緻擴大戰争： 他（麥克阿瑟）想讓我們接受的風險不僅涉及擴大同紅色中國的戰争，而且涉及同蘇聯進行一場全面戰争。
他想讓我們這樣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們盟友和損壞全世界自由人民聯盟的代價。
他想讓我們這樣做，而不顧這種行動的後果将會把西歐暴露給蘇聯的攻擊，他們的數百萬大軍已在中歐和東歐待命而動。
馬歇爾接着說，一位使命有限的戰區司令官同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後三者“必須把我們在地球一個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個地區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總體平衡”。
馬歇爾認為，“一個戰區司令官竟會變得對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貫注”，以緻他從上級機關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東西”，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軍事史上充滿了這樣的例子。
但是麥克阿瑟這件事中的新奇之處，是那種“絕無先例的局面，即一個戰區司令官對美國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公開表示不滿和不贊成”。
馬歇爾接着說明了杜魯門總統把麥克阿瑟解職的根本原因： 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麥克阿瑟将軍已經發展到了不贊同美
他們一緻認為的質疑要點是，麥克阿瑟反複斷言他們曾經“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點行動計劃，即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實行海上封鎖、取消對在“滿洲”進行空中偵察的限制、取消對中國國民黨部隊行動的限制。
麥克阿瑟曾強調，他感到這些步驟就是既定的政策。
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當勞頓·柯林斯将軍在東京向他概述這些選擇方案時産生了誤解？不，柯林斯将軍回答說，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麥克阿瑟宣讀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參謀人員做出錯誤解釋的可能性。
如果麥克阿瑟沒有認識到這一備忘錄是“選擇方案”，那則是他的過錯，而不是華盛頓的過錯。
這樣，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别無選擇了：他們必須來完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任務，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錯了。
5月7日星期一，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為軍方打頭陣。
他開始說，他竟不得不“幾乎是直接針對麥克阿瑟将軍的許許多多見解和行動”來作證，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需要”。
他把将軍稱作是“陸軍軍官弟兄，我極為尊敬的人”。
接着，他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對麥克阿瑟進行了駁斥。
首先是麥克阿瑟所聲稱的，馬歇爾曾經壓制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于把台灣交給中共、給予中共以聯合國席位之事的反對意見。
麥克阿瑟是在評論杜魯門總統打算在3月底發布的和平宣言時，說了這番話。
馬歇爾作證說，政府實際上提出的是，美國将“不反對讨論這些問題”。
他接着說，美國的長遠政策是“抵制把台灣交給中共，并反對給予中共在聯合國的席位”，不存在“對于這一政策的任何背離”，美國要把這兩個問題排除在停戰條件之外的決定也沒有動搖。
把這些問題列入讨論日程是一種現實的決定，因為其他各方肯定也會提出來的。
但是對其進行讨論，并不就等于同意。
關于1月12日選擇方案，馬歇爾對于1951年初嚴重的軍事形勢，以及當時美國“面臨着不得不把我們的部隊從朝鮮撤出這種非常現實的可能性”，做了冗長的說明。
麥克阿瑟所援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方針是作為權宜之計提出來的，“一旦這一可能性日益臨近現實時”才能考慮付諸實施。
差不多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備忘錄送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審閱的同一時間，軍事局勢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動而有了急劇的改觀，這樣就沒有必要把這些方案的任何一條付諸實現。
“這些拟議中的行動方針中，沒有一條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級權威否定過或是不贊成，”馬歇爾肯定地說，“在參謀長們看來，就這些選擇方案做出最後決定，這在當時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不明智的。
” 在接着的幾天中，其他各位參謀長對馬歇爾關于1月12日文件的說法也加以響應。
最詳盡的講話來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将軍。
他說，參謀長們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領導着參謀部的一個委員會研究一旦美國和中國卷入全面戰争時可能采取的行動。
委員會的結論報告序言中闡述了這種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最後的備忘錄中，不知為何這些限制性語言被删去了，隻剩下一個說明，說所列行動方針已被“暫時同意”（着重号為引者所加）。
但是在布雷德利看來（還有他的同事們後來說），有一點是絕對清楚的，即這份備忘錄僅僅是一份“研究報告”，而不是給麥克阿瑟的一項命令或全套指示。
備忘錄裡沒有一處說過這些決定是最後的決定。
馬歇爾從本質上不同意麥克阿瑟關于如何進行戰争的幾乎每一個論點，他也不苟同麥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軍提議的針對中國的行動将不會導緻擴大戰争： 他（麥克阿瑟）想讓我們接受的風險不僅涉及擴大同紅色中國的戰争，而且涉及同蘇聯進行一場全面戰争。
他想讓我們這樣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們盟友和損壞全世界自由人民聯盟的代價。
他想讓我們這樣做，而不顧這種行動的後果将會把西歐暴露給蘇聯的攻擊，他們的數百萬大軍已在中歐和東歐待命而動。
馬歇爾接着說，一位使命有限的戰區司令官同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後三者“必須把我們在地球一個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個地區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總體平衡”。
馬歇爾認為，“一個戰區司令官竟會變得對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貫注”，以緻他從上級機關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東西”，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軍事史上充滿了這樣的例子。
但是麥克阿瑟這件事中的新奇之處，是那種“絕無先例的局面，即一個戰區司令官對美國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公開表示不滿和不贊成”。
馬歇爾接着說明了杜魯門總統把麥克阿瑟解職的根本原因： 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麥克阿瑟将軍已經發展到了不贊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