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臨危受命 中央情報局羽翼已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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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地越過海面，每艘船上都裝載着相當于英國一個月空投量的作戰物資。
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後來的南斯拉夫總統）十分感激地接到了這批武器，他的遊擊隊鉗制住了數以萬計的德國部隊。
美國向托夫特授予了榮譽軍團勳章。
大戰結束後，托夫特被邀請留在美國情報界。
戰略情報局雖然在戰争結束幾個月之後就已告解散，但是情報界老手們都知道最後還是會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取而代之。
托夫特不願意在一個準軍事組織裡度過一生，他拒絕了邀請，回到哥本哈根，擔任一家美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經理。
他仍然同丹麥情報局的頭頭保持着接觸，偶爾也帶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國。
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國婦女結婚，并遷至愛荷華州梅森城去經營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時，中央情報局已經存在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機構，不為軍界和國務院的官僚們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卻雄心勃勃。
1949年聖誕節，托夫特訪問了華盛頓，他的兩位戰時老友——中央情報局負責計劃（亦即秘密行動）的副局長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和遠東行動負責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賢若渴，急切地邀請他加盟中情局。
在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禮貌而又堅決地拒絕了加入中央情報局。
他在愛荷華過着舒适的美國中産階級生活——“扶輪”國際地方分社、主教派教會、一位童子軍地方長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為和平時期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但他同意和弗蘭克·威斯納進行晤談，此人也是他戰時的一名同事，現在在中央情報局搞秘密工作。
談話的環境頗能體現中央情報局孤立無助的地位：這是鄰近華盛頓倒影池的一群東倒西歪的木闆“臨時”建築。
“我們肯定需要你。
”威斯納說。
托夫特再次拒絕。
“但是，要是還有一場戰争的話，你可以找我。
”他說。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薩斯州賴利堡，作為陸軍後備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為期兩周的現役訓練。
星期天早晨他聽到了戰争的消息，他想道：“戰争來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賴利堡穿着軍裝！”第二天一早，威斯納那邊傳來了期待之中的召喚。
“這一緊急情況對你是否已經足夠了？”威斯納冷冰冰地問道。
托夫特說道，“是的。
”“你能馬上來這兒嗎？”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經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總部了。
他意識到，由于他在東方的背景和他的語言能力（他能講六種語言），派他去朝鮮是順理成章的。
史迪威和威斯納安排了情況介紹會，但是他們也沒有給托夫特什麼命令。
“現在是無章可循，”他說，“這是中央情報局第一次在一場熱戰中行動。
” 作為總的指導方針，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2号訓令第五部分所闡明的中央情報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這一間諜機關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動、秘密心理戰、秘密輔助軍事行動、秘密破壞活動以及經濟戰，還有在敵軍戰線後方被擊落的飛行員的躲避和逃遁計劃，一旦共産黨打到日本或朝鮮之後特務人員“潛伏後方”的組織活動，等等。
“總的說來，他們讓我挑選一個地點，在東京以外建立起一個行動基地。
這個基地要能接納1000人，有我們自己的通信設備。
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都是獨立行事。
” 托夫特給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電話，請她在他由東京首途飛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暫停留時前來同他相會。
她給他帶來了兩箱衣服。
“我根本就沒有回過家。
” 托夫特在接受朝鮮之行前，隻在一件事上對中情局有所堅持。
他多少聽說了一些麥克阿瑟司令部裡的工作方式和查爾斯·威洛比少将極為苛刻的性格。
威洛比是該戰區情報處的人，托夫特必須同他緊密合作。
因此托夫特拒絕繼續用後備役中校的軍銜，而要求以相當于少将的情報局官階前往東京，以便與威洛比平起平坐。
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見之明是正确的。
中情局在麥克阿瑟轄區裡立足未穩。
隻是到了當年5月，史迪威将軍才從麥克阿瑟那裡獲準，允許中央情報局在他的亞洲地區内活動。
麥克阿瑟對于獨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報活動非常反感，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他斷然拒絕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戰區活動。
作為軍界的一名傳統主義者，他對獨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員自由散漫的氣質嗤之以鼻，隻是來自華盛頓的巨大壓力，迫使他在戰争爆發前幾個星期頗為勉強地同史迪威達成了協議。
托夫特抵達東京之後，發現中央情報局在那裡的存在不過是“六個可憐的喪魂落魄之士”，他們在一間旅館房間裡工作。
這個在喬治斯·奧裡爾領導下的小組，同托夫特所說的麥克阿瑟司令部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保持着頗為艱難的聯系。
在橫濱港附近的橫須賀海軍基地，中情局的工作還稍有一些實際内容。
威廉·達根在一個中央情報局分支機構的贊助下進行情報活動，這個機構的名稱毫無意義，叫作“特别行動局”。
托夫特開始着手組織他自己的秘密行動單位，叫作“政策協調局”。
然而，他首先必須讓桀骜不馴的威洛比與他保持一緻。
托夫特自視甚高且鋒芒畢露，他與威洛比的第一次沖突，是因為他堅持要住宿在東京鬧市區最高級的帝國飯店套間裡。
威洛比怒氣沖沖地說，不行，帝國飯店隻能給将軍、艦隊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級軍官們”安排。
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軍銜”，并且得到了套間。
他還要求軍方為他的汽車提供一面兩顆星的旗。
當沒有現成旗子時，他自己訂做了一面。
“我看準了，對付威洛比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機會來踢他的屁股，讓他曉得我和他一樣強硬，甚至比他更硬。
”托夫特叙述說。
因此，當威洛比進行他的“每月威脅”，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攆出日本時，托夫特則正告威洛比：“閉嘴，你是為我工作。
我是美國公民和納稅者，你不能對我發号施令。
”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語天賦卻不相上下，這也使他們逐步緩解了彼此間的敵意，“盡管這一敵意并未完全中止”。
托夫特說：“某一天我用俄語與他通電話，第二天我們就說中文，這就像是一種體育運動，他有時會大笑，但我對他直言不諱：‘我絕不與你說你那個混賬的德語。
’”他顯然想起當年參加挪威地下組織的日子。
托夫特在東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
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後來的南斯拉夫總統）十分感激地接到了這批武器，他的遊擊隊鉗制住了數以萬計的德國部隊。
美國向托夫特授予了榮譽軍團勳章。
大戰結束後，托夫特被邀請留在美國情報界。
戰略情報局雖然在戰争結束幾個月之後就已告解散，但是情報界老手們都知道最後還是會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取而代之。
托夫特不願意在一個準軍事組織裡度過一生，他拒絕了邀請，回到哥本哈根，擔任一家美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經理。
他仍然同丹麥情報局的頭頭保持着接觸，偶爾也帶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國。
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國婦女結婚，并遷至愛荷華州梅森城去經營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時，中央情報局已經存在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機構，不為軍界和國務院的官僚們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卻雄心勃勃。
1949年聖誕節，托夫特訪問了華盛頓，他的兩位戰時老友——中央情報局負責計劃（亦即秘密行動）的副局長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和遠東行動負責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賢若渴，急切地邀請他加盟中情局。
在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禮貌而又堅決地拒絕了加入中央情報局。
他在愛荷華過着舒适的美國中産階級生活——“扶輪”國際地方分社、主教派教會、一位童子軍地方長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為和平時期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但他同意和弗蘭克·威斯納進行晤談，此人也是他戰時的一名同事，現在在中央情報局搞秘密工作。
談話的環境頗能體現中央情報局孤立無助的地位：這是鄰近華盛頓倒影池的一群東倒西歪的木闆“臨時”建築。
“我們肯定需要你。
”威斯納說。
托夫特再次拒絕。
“但是，要是還有一場戰争的話，你可以找我。
”他說。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薩斯州賴利堡，作為陸軍後備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為期兩周的現役訓練。
星期天早晨他聽到了戰争的消息，他想道：“戰争來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賴利堡穿着軍裝！”第二天一早，威斯納那邊傳來了期待之中的召喚。
“這一緊急情況對你是否已經足夠了？”威斯納冷冰冰地問道。
托夫特說道，“是的。
”“你能馬上來這兒嗎？”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經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總部了。
他意識到，由于他在東方的背景和他的語言能力（他能講六種語言），派他去朝鮮是順理成章的。
史迪威和威斯納安排了情況介紹會，但是他們也沒有給托夫特什麼命令。
“現在是無章可循，”他說，“這是中央情報局第一次在一場熱戰中行動。
” 作為總的指導方針，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2号訓令第五部分所闡明的中央情報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這一間諜機關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動、秘密心理戰、秘密輔助軍事行動、秘密破壞活動以及經濟戰，還有在敵軍戰線後方被擊落的飛行員的躲避和逃遁計劃，一旦共産黨打到日本或朝鮮之後特務人員“潛伏後方”的組織活動，等等。
“總的說來，他們讓我挑選一個地點，在東京以外建立起一個行動基地。
這個基地要能接納1000人，有我們自己的通信設備。
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都是獨立行事。
” 托夫特給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電話，請她在他由東京首途飛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暫停留時前來同他相會。
她給他帶來了兩箱衣服。
“我根本就沒有回過家。
” 托夫特在接受朝鮮之行前，隻在一件事上對中情局有所堅持。
他多少聽說了一些麥克阿瑟司令部裡的工作方式和查爾斯·威洛比少将極為苛刻的性格。
威洛比是該戰區情報處的人，托夫特必須同他緊密合作。
因此托夫特拒絕繼續用後備役中校的軍銜，而要求以相當于少将的情報局官階前往東京，以便與威洛比平起平坐。
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見之明是正确的。
中情局在麥克阿瑟轄區裡立足未穩。
隻是到了當年5月，史迪威将軍才從麥克阿瑟那裡獲準，允許中央情報局在他的亞洲地區内活動。
麥克阿瑟對于獨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報活動非常反感，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他斷然拒絕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戰區活動。
作為軍界的一名傳統主義者，他對獨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員自由散漫的氣質嗤之以鼻，隻是來自華盛頓的巨大壓力，迫使他在戰争爆發前幾個星期頗為勉強地同史迪威達成了協議。
托夫特抵達東京之後，發現中央情報局在那裡的存在不過是“六個可憐的喪魂落魄之士”，他們在一間旅館房間裡工作。
這個在喬治斯·奧裡爾領導下的小組，同托夫特所說的麥克阿瑟司令部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保持着頗為艱難的聯系。
在橫濱港附近的橫須賀海軍基地，中情局的工作還稍有一些實際内容。
威廉·達根在一個中央情報局分支機構的贊助下進行情報活動，這個機構的名稱毫無意義，叫作“特别行動局”。
托夫特開始着手組織他自己的秘密行動單位，叫作“政策協調局”。
然而，他首先必須讓桀骜不馴的威洛比與他保持一緻。
托夫特自視甚高且鋒芒畢露，他與威洛比的第一次沖突，是因為他堅持要住宿在東京鬧市區最高級的帝國飯店套間裡。
威洛比怒氣沖沖地說，不行，帝國飯店隻能給将軍、艦隊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級軍官們”安排。
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軍銜”，并且得到了套間。
他還要求軍方為他的汽車提供一面兩顆星的旗。
當沒有現成旗子時，他自己訂做了一面。
“我看準了，對付威洛比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機會來踢他的屁股，讓他曉得我和他一樣強硬，甚至比他更硬。
”托夫特叙述說。
因此，當威洛比進行他的“每月威脅”，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攆出日本時，托夫特則正告威洛比：“閉嘴，你是為我工作。
我是美國公民和納稅者，你不能對我發号施令。
”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語天賦卻不相上下，這也使他們逐步緩解了彼此間的敵意，“盡管這一敵意并未完全中止”。
托夫特說：“某一天我用俄語與他通電話，第二天我們就說中文，這就像是一種體育運動，他有時會大笑，但我對他直言不諱：‘我絕不與你說你那個混賬的德語。
’”他顯然想起當年參加挪威地下組織的日子。
托夫特在東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