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臨危受命 中央情報局羽翼已豐
關燈
小
中
大
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視大員向北京報告說，中國的赴朝軍隊饑寒交迫，病痛纏身，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掙紮度日，每日隻靠幾個凍土豆得以生存。
“當戰士們在雪地裡露營時，他們的手腳和襪子都凍成了冰坨子，他們擰不開手榴彈蓋，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擊炮彈和炮筒上。
……”由于沒有避寒之處，中國人疾病叢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數千人失去戰鬥力。
雖然中國人在1950年12月的勝利之後已放慢了戰鬥節奏，但是馬修·李奇微将軍知道這種平靜隻是短暫的。
中國人在他們前兩次攻勢之後，被迫暫停幾個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補充給養，這些給養是由人力通過雪積冰封的北朝鮮山峰背馱而來的。
李奇微所能做的，隻是試圖使他的士兵們重新恢複戰鬥能力（兩個陸軍師已在12月幾乎被徹底摧毀），并希望能夠擊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敵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隊即将從一些不可思議的來源得到至關重要的幫助。
他們是：一位美籍丹麥間諜大王、一支中國國民黨人的海岸警衛隊、印度政府内一個匿名的美國間諜。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報局駐東方各站站長收到了從華盛頓總部發來的一份急電。
這份電報傳達了從隐藏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的印度政府中一個特務機構那裡收到的“過硬”情報。
印度政府雖然公開聲稱對朝鮮戰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時時給中國以宣傳上和外交上的支持。
現在，尼赫魯的支持又要變成物質上的支持了。
據那名特務報告，中國人已包租了一條挪威貨船并派往印度孟買，前去裝載由印度政府提供的醫療供應品。
裝船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戰醫院設備，加之各種藥品（據一名美國情報人員說，“足夠給三八線以北的每名敵軍士兵注射起碼三針青黴素”）、外科醫生、内科醫生、護士以及其他醫務人員和用具。
華盛頓給各地特務機關的電報是直截了當的：“不惜任何代價”務使該船和所載貨物不得到達敵方。
電報沒有細論這一貨運的人道主義一面。
一旦這些醫療供給到了戰場上的中國軍隊那裡，将使他們能夠發動一場新的攻勢，造成美國和韓國數以千計的生命損失。
但是截擊這艘輪船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外交問題。
挪威雖然是聯合國成員，然而它不顧美國和其他有部隊參戰的聯合國成員國的外交抗議，仍然允許它龐大的航運界繼續和敵方進行貿易。
美國曾經避免宣布對中國實行封鎖，這是因為怕冒犯英國人，他們同樣在和中國繼續進行貿易，以此保護它的直轄殖民地香港。
這樣，就出了一個難題：美國如何才能阻止這次貨運而又不掀起一場外交上的軒然大波，使已經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來電并未論及這一問題，它隻是指示各地特務執行任務，而且要悄悄地幹，不惜任何花費。
不過該電報的确含有一項明白無誤而又未加聲言的警告：勿使美國政府為難。
這樣，就開始了“TP-披巾”行動，這是一次無視國際法、在公海上襲擊别國船隻且毫不掩飾的（成功的）海盜行為。
中央情報局已經參加了朝鮮戰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腳交加。
命令最後來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漢斯·托夫特的辦公室上。
這位美籍丹麥人相貌堂堂，金發稀疏，說話略帶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口音。
在自成一體的情報界之外，實際上他鮮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紀最傑出的特工之一的名聲。
而且，他在看到關于挪威船的電報之前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為什麼他對于這一使命而言極為合适。
托夫特在亞洲的經曆始于20世紀30年代初，他19歲那年，丹麥的一家輪船公司“東亞公司”把這個丹麥船長的兒子送到北京去學習漢語，作為培養他海外經曆的第一步。
“東亞公司”好比是英國人在印度長期作為其殖民代理人的“東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國從南到北的沿海地區都設有辦事處。
“當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時，”托夫特叙述說，“你就知道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頭10年不準結婚。
”托夫特在北京學了2年中文之後，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鮮北半部到處活動。
他同住在這一地區、逃避共産主義革命的白俄貴族們關系甚密，而且逐步對這裡的每一條鐵路、公路的拐彎和路口幾乎都了如指掌。
（後來，托夫特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圖上标出中國部隊在他年輕時旅行過的那些鐵道線上的運動情況，并為他的遊擊隊精确地指示出橋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
在這些地方，交通運輸特别容易受到破壞者炸彈的襲擊。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托夫特回到丹麥，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
但是他承認這樣一個現實：納粹是不能從一個被占領國的内部來擊敗的。
他使用假證件設法逃到了西班牙（膽戰心驚地搭乘一架德國飛機），又從那裡到了美國。
他在紐約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負責英國在美國的情報活動，後來以“無畏勇士”而著稱一時。
托夫特竭誠服務，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裡組織當地人士通過滇緬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國人提供物資。
他組織起部族人的遊擊隊，進行勇猛然而最終是徒勞無益的牽制日軍行動。
新加坡陷落後，托夫特回到美國，他放棄了印度陸軍少校的軍銜，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國陸軍。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詳情被報知戰略情報局，這是負責戰時情報和間諜工作的機構，最終演化為中央情報局。
托夫特開啟了他在二戰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亂的卓著功績。
在同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野比爾”·多諾萬少将一起工作時，托夫特幫助策劃了一項計劃，迫使德國人将其戰略部隊從意大利戰役中轉移到了南斯拉夫。
英國人一直向在山區要塞進行抗擊德國的麻雀戰的南斯拉夫愛國者空投武器、彈藥和其他供應品。
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認為這種做法太慢、影響太有限了。
根據他海上生涯的經驗，他組織起一支由陳舊和廢棄船隻組成的近海船隊，配備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條海上供給運輸線，它從意大利的巴裡港，橫越亞得裡亞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線外的維斯島。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獨具一格的小小海軍包括了44條船隻，其中有陳舊的縱帆船、拖網漁船和鏽迹斑斑的蒸汽貨船。
這些船隻在夜裡急匆
“當戰士們在雪地裡露營時，他們的手腳和襪子都凍成了冰坨子，他們擰不開手榴彈蓋，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擊炮彈和炮筒上。
……”由于沒有避寒之處，中國人疾病叢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數千人失去戰鬥力。
雖然中國人在1950年12月的勝利之後已放慢了戰鬥節奏，但是馬修·李奇微将軍知道這種平靜隻是短暫的。
中國人在他們前兩次攻勢之後，被迫暫停幾個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補充給養，這些給養是由人力通過雪積冰封的北朝鮮山峰背馱而來的。
李奇微所能做的，隻是試圖使他的士兵們重新恢複戰鬥能力（兩個陸軍師已在12月幾乎被徹底摧毀），并希望能夠擊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敵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隊即将從一些不可思議的來源得到至關重要的幫助。
他們是：一位美籍丹麥間諜大王、一支中國國民黨人的海岸警衛隊、印度政府内一個匿名的美國間諜。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報局駐東方各站站長收到了從華盛頓總部發來的一份急電。
這份電報傳達了從隐藏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的印度政府中一個特務機構那裡收到的“過硬”情報。
印度政府雖然公開聲稱對朝鮮戰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時時給中國以宣傳上和外交上的支持。
現在，尼赫魯的支持又要變成物質上的支持了。
據那名特務報告，中國人已包租了一條挪威貨船并派往印度孟買，前去裝載由印度政府提供的醫療供應品。
裝船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戰醫院設備，加之各種藥品（據一名美國情報人員說，“足夠給三八線以北的每名敵軍士兵注射起碼三針青黴素”）、外科醫生、内科醫生、護士以及其他醫務人員和用具。
華盛頓給各地特務機關的電報是直截了當的：“不惜任何代價”務使該船和所載貨物不得到達敵方。
電報沒有細論這一貨運的人道主義一面。
一旦這些醫療供給到了戰場上的中國軍隊那裡，将使他們能夠發動一場新的攻勢，造成美國和韓國數以千計的生命損失。
但是截擊這艘輪船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外交問題。
挪威雖然是聯合國成員，然而它不顧美國和其他有部隊參戰的聯合國成員國的外交抗議，仍然允許它龐大的航運界繼續和敵方進行貿易。
美國曾經避免宣布對中國實行封鎖，這是因為怕冒犯英國人，他們同樣在和中國繼續進行貿易，以此保護它的直轄殖民地香港。
這樣，就出了一個難題：美國如何才能阻止這次貨運而又不掀起一場外交上的軒然大波，使已經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來電并未論及這一問題，它隻是指示各地特務執行任務，而且要悄悄地幹，不惜任何花費。
不過該電報的确含有一項明白無誤而又未加聲言的警告：勿使美國政府為難。
這樣，就開始了“TP-披巾”行動，這是一次無視國際法、在公海上襲擊别國船隻且毫不掩飾的（成功的）海盜行為。
中央情報局已經參加了朝鮮戰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腳交加。
命令最後來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漢斯·托夫特的辦公室上。
這位美籍丹麥人相貌堂堂，金發稀疏，說話略帶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口音。
在自成一體的情報界之外，實際上他鮮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紀最傑出的特工之一的名聲。
而且，他在看到關于挪威船的電報之前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為什麼他對于這一使命而言極為合适。
托夫特在亞洲的經曆始于20世紀30年代初，他19歲那年，丹麥的一家輪船公司“東亞公司”把這個丹麥船長的兒子送到北京去學習漢語，作為培養他海外經曆的第一步。
“東亞公司”好比是英國人在印度長期作為其殖民代理人的“東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國從南到北的沿海地區都設有辦事處。
“當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時，”托夫特叙述說，“你就知道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頭10年不準結婚。
”托夫特在北京學了2年中文之後，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鮮北半部到處活動。
他同住在這一地區、逃避共産主義革命的白俄貴族們關系甚密，而且逐步對這裡的每一條鐵路、公路的拐彎和路口幾乎都了如指掌。
（後來，托夫特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圖上标出中國部隊在他年輕時旅行過的那些鐵道線上的運動情況，并為他的遊擊隊精确地指示出橋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
在這些地方，交通運輸特别容易受到破壞者炸彈的襲擊。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托夫特回到丹麥，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
但是他承認這樣一個現實：納粹是不能從一個被占領國的内部來擊敗的。
他使用假證件設法逃到了西班牙（膽戰心驚地搭乘一架德國飛機），又從那裡到了美國。
他在紐約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負責英國在美國的情報活動，後來以“無畏勇士”而著稱一時。
托夫特竭誠服務，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裡組織當地人士通過滇緬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國人提供物資。
他組織起部族人的遊擊隊，進行勇猛然而最終是徒勞無益的牽制日軍行動。
新加坡陷落後，托夫特回到美國，他放棄了印度陸軍少校的軍銜，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國陸軍。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詳情被報知戰略情報局，這是負責戰時情報和間諜工作的機構，最終演化為中央情報局。
托夫特開啟了他在二戰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亂的卓著功績。
在同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野比爾”·多諾萬少将一起工作時，托夫特幫助策劃了一項計劃，迫使德國人将其戰略部隊從意大利戰役中轉移到了南斯拉夫。
英國人一直向在山區要塞進行抗擊德國的麻雀戰的南斯拉夫愛國者空投武器、彈藥和其他供應品。
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認為這種做法太慢、影響太有限了。
根據他海上生涯的經驗，他組織起一支由陳舊和廢棄船隻組成的近海船隊，配備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條海上供給運輸線，它從意大利的巴裡港，橫越亞得裡亞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線外的維斯島。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獨具一格的小小海軍包括了44條船隻，其中有陳舊的縱帆船、拖網漁船和鏽迹斑斑的蒸汽貨船。
這些船隻在夜裡急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