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上輩子

1

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裡曼特。

    曾經是建築承包業界的大人物。

    那是在明尼蘇達州，在我的上輩子裡。

    我是從懷爾曼那兒學到“上輩子”之說的。

    我很想把懷爾曼的事兒告訴你，但還是讓我們先了解明尼蘇達州的那部分吧。

     要說的是：我的光輝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國男子漢之路。

    先進了一家公司站穩了腳跟，等到節節攀升到了頭，我就辭職了，開始自己創業。

    離開那家公司時，老闆嘲笑我，說我不出一年就會破産。

    我猜想，每當有精明強幹的年輕員工自立門戶時，大多數老闆都會這麼說。

     我呢，卓有成效。

    當明尼阿波利斯的聖保羅一帶繁榮起來時，弗裡曼特公司也興旺發達了。

    時局蕭條時，我從不逞強，一向謹慎從事。

    但我确實會在直覺上押寶，大多數時候，直覺都會幫到我。

    到了五十歲時，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萬美元。

    而且，我倆感情甚笃，多年不渝。

    我們有兩個女兒，等我們的黃金歲月到頭時，伊瑟在布朗大學，梅琳達在法國教書，那是她身為外國交換生的一個兼職。

    要是事情有什麼不對勁，我和太太就會飛過去看看她。

     我在某處施工現場遭遇了意外。

    事情倒是很簡單：敞篷小貨車和十二層樓高的起重機親密接觸時，輸的永遠是小貨車，哪怕是會鈴聲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沒轍。

    我的右側顱骨僅是開裂之傷。

    左側狠狠撞上公羊的車門支柱，導緻三處骨折。

    也可能是五處。

    我的記憶力比傷後好多了，但相比于受傷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醫生說，我受到的腦損傷叫做“對沖傷”，通常會比沖擊傷帶來更深遠的傷害。

    我的肋骨斷了。

    右臀粉碎性骨折。

    雖說右眼的七成視力保住了(要是天氣好，還能看得更清楚)，卻永遠失去了右臂。

     我本會送命的，但我活了下來。

    理論上，對沖傷會引發精神性損傷症狀，一開始确實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

    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轉時，太太卻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

    我們結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說：天有不測風雲。

    我想，那也不要緊；走了就走了吧。

    了結就了結吧。

    有時候，完結是好事情。

     我所說的精神性損傷是指一開始認不出别人是誰——甚至不認得我太太——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是弄不明白，為什麼我會那麼疼。

    現在，四年後的我已記不得那種疼痛的實感了。

    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現在說來好像隻需動動口舌。

    當時的痛可不是口頭說說的。

    當時就像身處地獄，卻不明白自己怎麼會下了地獄。

     你先是怕死，然後怕自己死不掉。

    這是懷爾曼說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處地獄的他很有發言權。

     每時每刻，每一處都在疼。

    腦袋裡好像總有鐘在敲，敲得我頭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鐘表行好像開在我的腦殼裡，并永遠關在漆黑深夜裡。

    由于我的右眼被撞傷了，隻能透過一層血膜看世界，而我幾乎不知道身在陰陽何界。

    所有東西都沒了名字。

    我記得有那麼一天，帕姆在房間裡——我還在病房裡——她站在我的床邊。

    我氣急敗壞，因為她本該站在另一邊，另一邊有個像闆條的東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個朋友來，”我說，“坐在朋友上。

    ” “埃德加，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朋友啊，就是夥計呗！”我大喊，“把他媽的夥計拿過來，你臭婊子！”頭痛得能直接把我幹掉，而她哭了起來。

    我讨厭她哭哭啼啼的。

    她根本沒理由哭，她又不是在籠子裡的倒黴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紅色看世界。

    籠子裡的猴子不是她。

    接着，我的火氣蹿上來了。

    “把小夥子拿過來，病倒！”我在亂成一團的腦瓜裡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個詞兒了。

     我無時無刻不在發火。

    照顧我的有兩個老護士，我稱其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們都是色情片《蘇斯大夫》裡的角色。

    還有個志願者擔當護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叫，但這昵稱同樣有性聯想。

    至少，我有。

    等我有點兒力氣了，就開始攻擊别人。

    有兩次，我企圖刺傷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盡管用的隻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還是要縫幾針。

    還有好幾次，他們必須把我捆牢在床上。

     關于我的上輩子，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貴的康複病房裡都快待足一個月時，有天下午很燥熱，昂貴的空調機壞掉了，我被捆在床上，電視裡在放肥皂劇，腦袋裡有成千上萬隻午夜大鐘在敲，右側身體疼得火燒火燎，消失不見的右臂癢得很，消失不見的右手手指在抽搐，複方羟氫可待因止痛劑隔一陣子要停用—會兒(我不知道是多久，計算時間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一個護士從血紅視野裡浮上來，又一個湊到籠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說：“你想現在見你太太嗎？”我答：“除非她帶把槍來崩了我。

    ” 你不會相信那種蝕骨的痛會消退，但它真的會。

    接着，他們把你運送回家，再用肌體複原的那套把戲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

    血紅色開始從我的視野淡化。

    有個專攻催眠療法的心理學家向我露了兩手，教我如何處置幻覺中的疼痛、癢死人的失去的右臂。

    那就是卡曼。

    也是卡曼給我帶來了瑞芭。

    當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輩子、走進我現在居住的杜馬島時，我隻帶了寥寥可數的家當，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醫生說：“在制怒心理療程中，這是不允許的。

    ”其實，我懷疑他在此事上說了謊，隻是為了讓瑞芭對我更有吸引力。

    他告訴我，我必須給她一個充滿恨意的名字，于是，雖然她長得酷似露西·裡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時候隻要看到我沒把胡蘿蔔吃光就擰我手指頭的瑞芭姑媽。

    擁有她還不到兩天工夫，我就把這名字忘了。

    我隻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個都會讓我更憤怒：蘭道爾，羅素，魯道夫，該死的鳳凰河。

     那時候我已經回家住了。

    帕姆端着早餐進來時，準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為我聽得出她克制的語氣，她不想讓自己爆發。

    不過，就算我記不起心理醫生給我的紅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麼名字，我還能記得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使用它。

     “帕姆，”我說，“給我五分鐘，控制情緒。

    我辦得到。

    ” “你肯定——” “是，就現在，帶着火腿出去，用它補補你的妝。

    我辦得到。

    ”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緒，但理論上我就該那麼說。

    我記不起該死的娃娃叫什麼，可“我辦得到”這話還記得清清楚楚。

    明知辦不到，明知自己被毀了，被加倍地毀了，就像傾盆大雨中的倒黴鬼，可我還口口聲聲不停地說我行、我可以，很明顯，那段生活就算走到頭了。

     “我行的。

    ”我說這話時的表情隻有天知道，因為她一聲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盤還在她手裡，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響動。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舉到面前，死死看進它愚蠢的藍眼睛裡，與此同時，深深掐進那愚不可及的軟綿綿軀體裡，大拇指幾乎都看不見了。

    “你叫什麼，蝙蝠臉的小婊子？”我沖着它大吼一聲。

    我從沒想過，帕姆和日班護士就在廚房裡用内部電話收聽我的一言一行。

    跟你這麼說吧：就算内部電話不管用，她們隔着門闆也照樣聽得到。

    那天，我嗓子不錯。

     我把玩偶前前後後搖個不停。

    它的腦袋怦然落下，《我愛露西》劇集裡經久不衰的發式、也就是人造頭發飛起來。

    大大的藍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說，“哦哦哦，你個死男人！”活像古老動畫片裡的貝蒂娃娃，你至今還能時不時在有線電視裡看到呢。

     “你叫什麼，婊子！叫什麼啊，賤貨！爛布頭騷貨！你到底叫什麼？快說出你的名字！跟我說你叫什麼？再不說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剝掉你的——” 就在那時，混亂如麻的神智交錯碰撞，直到現在——四年後，我在墨西哥山路易斯州坦馬祖卡勒小鎮過着埃德加·弗裡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戲時——還會時常這麼跳接思路。

    就在那個瞬間，我好像又坐在了貨車裡，硬夾寫字闆和放在副駕座腳墊上的鐵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響，(我懷疑自己是惟一帶午飯盒去上班的美國千萬富翁，但你說不定能數出一打來)蘋果電腦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

    收音機裡有個女人帶着傳福音者般的激情尖聲高唱，“……紅色的！”隻有三個字，但足夠了。

    那首歌唱的是，有個可憐的女人發現漂亮的女兒當了妓女。

    歌名叫《異想天開》，演唱者：瑞芭·麥克英泰爾。

     “瑞芭，”喃喃自語的我将玩偶攬在懷裡。

    “你叫瑞芭。

    瑞芭一瑞芭一瑞芭。

    我再也不會忘了。

    ”結果還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變得如此暴躁。

    不。

    我抱着她就像抱着親愛的愛人，閉起眼睛，在車禍中毀于一旦的小貨車也在幻想中重現。

    我在幻象中看到鐵皮午餐盒和寫字闆上的鐵夾子磕磕碰碰，也聽到收音機裡再次傳出那歌聲，以同樣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紅色的！” 卡曼醫生稱其為突破性進展。

    他興奮極了。

    我太太看起來就沒那麼興奮了，落在我臉頰上的吻僅僅出于義務。

    兩個月後，她就跟我說想離婚。

    

2

兩個月後，要麼是疼痛減弱了，要麼就是我的心智在處理劇痛時有了長足的進步。

    頭還會痛，但沒那麼頻繁了，極度的銳痛也少了；天字第一号鐘表行的午夜狂響也不會一天到晚震蕩在我兩耳之間了。

    五點鐘，我渴望吞下維柯丁止痛藥；八點輪到複方羟氫可待因，我總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隻有吞下那些神藥，我才不用撐在亮紅色的加拿大産拐杖上，連蹒跚的力氣都沒有，但不管怎麼說，右臀粉碎的骨頭開始愈合了。

     每周一三五，素有“康複中心女王”之稱的卡迪·格林會到位于夢多塔高地的弗裡曼特豪宅來幫我。

    療程開始前，他們允許我多吃一顆維柯丁，可等療程結束時，我的凄慘喊聲還是響徹大屋上下。

    我們家地下室裡的娛樂室已被改裝成康複中心，全套設備一應俱全，還包括無障礙熱水按摩浴池。

    經過兩個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樓去了，利用晚上的時間加倍鍛煉腿部，并開始嘗試一些腹部康複運動。

    卡迪說，睡前運動個把小時會催生大腦釋放内啡肽，那樣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着睡前運動——埃德加在搜尋狡猾的内啡肽呢，我那結發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太太走下樓來，對我說，她想要離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兒——仰卧起坐，盯着她看。

    當時我坐在一塊瑜伽墊上。

    她站在樓梯最低的台階上，然後，萬分慎重地走過地下室。

    我本可以問她是不是當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燈下明亮得很，我沒必要再問了。

    畢竟，随便哪個女人的丈夫大難不死，熬了痛苦的六個月，她都不會拿這事兒開玩笑的。

    我也可以問問她究竟為什麼，但我很清楚答案。

    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細長的白色刀疤，是我用醫院餐盤裡的塑料刀劃的，但那隻是最不起眼的一條理由。

    我也想起來，就在不久前，我讓她把火腿端出去，順便用它補補她臉上的妝。

    我考慮了一下，是否該請她三思而後行？可怒火又騰然而起。

    那幾個月裡，卡曼醫生稱之為“不合時宜的憤怒”就是我最醜陋不堪的好夥計。

    不過，哼，當時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時宜。

     襯衫早就脫了。

    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

    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動。

    “瞧這兒，”我說，“送給你的中指。

    從這兒滾出去，要是你真那麼想就快點滾蛋吧，甩手不幹的臭八子。

    ” 眼淚順着她的臉頰滑落，可她還試着要笑。

    那麼努力，那麼讓人毛骨悚然。

    “婊子，埃德加，”她說，“你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