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再順江水回來。

     但是，父親的願，我必須還。

    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讀書，我學得不夠地道的上海口音，讓我在上海商販手裡吃了不少苦頭，連坐公共汽車都被指錯方向，售票員厭煩地說：“外地人，拎勿清。

    ” 近年我到上海做過幾次簽名售書之類的事，上海記者卻驚喜我能學上幾句甯波腔。

     最終我與上海還是“隔”。

     但是，作為小說家，我卻有一個多年修煉得來的移魂術：我能讓我的主人公替我還父親的願：在上海長大——冒險上海，征服上海，敗績上海。

     冥冥之中，我覺得父親會喜歡這個故事，讓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從重慶到上海，與所有的外地人一樣，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樣的鄉下人。

    這沒有什麼錯，并非每個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衆生苦。

     我想問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現代性是怎樣出現的？這成了我的一個懸疑。

    我不得不想像“如果我與上海一起長大”。

     而我母親的第一個丈夫是個袍哥頭子，他在舊重慶的西餐館，或是兩江一帶碼頭呼風喚雨，對女人卻很有流氓本色。

    母親還是逃離了他。

     我開始設計這本小說時，本想寫一個革命者怎麼一步步成為一個黑道人物，後來發現最可寫的是一個女人，如我的母親，她那雙大腳，如何從鄉下踏入摩登世界。

    怎麼遭遇奇迹，陷入地獄；又從地獄返回，曆遍人間。

     這才出現這本“虛拟自傳”。

     寫完這本小說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開，又一次花落。

    我很想讓父親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時間，為他還了一個願。

     我今年回重慶，去上墳的那天夜裡，夢見父親，背景是一片爛漫的桃花，他還是一口天台話：“客舍如家家如寄，誰問花開尚如昔？”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語，把我驚醒了，難道父親的靈魂陪我當了文人？ 我看拂曉的窗外，果然如父親托夢所言，夢中的那片桃樹，長到了夢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