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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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準備向國民黨警察局長與他的助手交代監牢的事。
監牢原是張作霖時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鋼筋水泥的建築，經得起轟炸或重炮轟擊。
警察局長在這個優質的監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裡想這個地方當監獄未免大材小用，應當做軍事據點。
他和助手一前一後回到辦公室，陽光鋪了一房間。
俄國軍官已走到門口，被助手引了進來，兩人客套地握手。
警察局長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經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搶劫犯之類。
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顔色都不同，是純黑的。
“這個是俄奸，你們怎麼不帶走？要判刑，得你們判。
” 俄國軍官哈哈大笑。
他說中國話不流利，不過一清二楚：“這個人，隻有中國名字，算什麼俄奸？他是個漢奸，由你們處理。
”大概是房内氣溫高，就脫了呢大衣，裡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
他的呢大衣順手搭在椅背上。
“這裡不是寫着是俄奸？”中國軍官說。
“案卷全是俄文。
” 但是俄國軍官已經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車已經向這幢辦公樓駛來。
他轉身握手，走出門又回來，原來他忘了他的呢大衣。
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過過道，推門，那吉普車正好停在門外，他跳上去，車就開走了。
中國軍官朝窗外望望那輛吉普車，厭惡地把案卷丢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麼辦？”他的助手走進來，規矩地站在他背後問。
“監牢再好，現在不是養犯人的時候。
這個地方應當做兵營――你先把案卷清理成兩批。
能放的都放，本來判了死刑的，盡快執行，俄國佬不想沾手，算是讓我們立威，我們代為執行，延續法紀。
” “政治犯呢？” “他們的政治犯，不就是我們的同志？哪怕漢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
你問明情況，留下問題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隻有那個俄奸不能放。
誰弄得清那是怎麼一回事？萬一俄國人改了主意，回過頭來跟我們要犯人，我們交不出人，不成了影響邦交的事。
” 他放下茶杯，準備離開，又回過頭來，到桌前翻開案卷，看看照片，一個俊氣的少年，卷曲的黑頭發，看不出是哪國人。
他對助手說：“誰知道他是俄國人還是中國人？這年頭，小心為是，看緊點沒有錯。
單人監禁，不準探監！” 他搖搖頭，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個月之後，少年才走出監牢。
他樣子不像一個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國際罪犯”，多少得到寬待，幾乎可以說養尊處優，他現在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瘦成一條的少年。
一年三個月之後的他，長得健壯得多，很有些男子氣概了。
但是最近監牢夥食越來越差，肚子都吃不飽，釋放他或許不是事出偶然。
也許因為他“地位特殊”，出獄時，管監獄的班長，找了一套舊軍裝給他。
他覺得軍服不方便，但是班長告訴他，這不是國軍的軍服，國軍服裝給他是犯法的。
這是倉庫裡剩下的不知什麼倒黴鬼的軍服，沒有徽号，已經弄不清屬于哪個來占領過此地的軍隊。
少年知道他沒有什麼可挑選的，原主人也許被槍決了，但是已經輪不到他來忌諱這種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錯了。
他憂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個人望着長春的天空，他在牢裡天天在牆上用筆劃着數，盼着早點出獄。
這個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經沒有什麼居民。
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滿映宿舍，那裡住着國民黨的軍隊，原住戶統統都不見了。
後花園雜草半人高，一群蜂繞着牆根黃黃的野花飛。
從這兒看不到玉子的窗，那窗挂着亂七八糟的曬洗的衣服。
他收回視線，好陌生。
這一切，他在監獄裡他覺得是一場青春孤獨的想入非非，現在看來果真如此，什麼痕迹都沒留下：原本就該知道是個夢。
兩棵銀杏樹皆在，而且樹樁下生出新枝。
少年幾乎不用考慮，便直接朝這兒走。
他的房子還在，而且一切如舊。
他走近，覺察出房門虛掩着。
他記得他是鎖了門，那最後一天，他離開這兒時。
小心地推開門，他走了進去。
這個貧民區破地方，沒有什麼人光顧。
隻是他的破爛家具都被砸碎，大塊的都被拿走生火了。
他在破爛的家具中翻到鏡框，早碎了，照片上男人被人踩得已經模糊不清，隻有那女子還是依舊笑着。
他取下照片，仔細對折，塞到襯衫口袋裡。
那天上午，他因為來拿這張父母的照片，才回到這兒。
結果鄰居告訴他，滿映廠今天要決定每個員工的去向，他很着急，如飛似地趕回玉子的房間報信，打開門，玉子不在。
他想也未想就去了廠裡。
他在門口打聽那些受審查的人，知道要查中國人的漢奸，邊忙奔回玉子家去，翻找到那個令他讨厭的山崎修治留給玉子的黑夾子。
那個黑夾子竟然救了她，但也讓他從此失去了玉子。
這麼前後一回想，好象度過了半生。
少年閉了閉眼，這一瞬間，他突然想回到自己兒時在冰上轉圈的時候，，快樂的笑聲曾經穿越滿洲幾百裡的冰天雪地，他好想那種日子，淚水濕了他的臉。
監牢原是張作霖時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鋼筋水泥的建築，經得起轟炸或重炮轟擊。
警察局長在這個優質的監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裡想這個地方當監獄未免大材小用，應當做軍事據點。
他和助手一前一後回到辦公室，陽光鋪了一房間。
俄國軍官已走到門口，被助手引了進來，兩人客套地握手。
警察局長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經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搶劫犯之類。
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顔色都不同，是純黑的。
“這個是俄奸，你們怎麼不帶走？要判刑，得你們判。
” 俄國軍官哈哈大笑。
他說中國話不流利，不過一清二楚：“這個人，隻有中國名字，算什麼俄奸？他是個漢奸，由你們處理。
”大概是房内氣溫高，就脫了呢大衣，裡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
他的呢大衣順手搭在椅背上。
“這裡不是寫着是俄奸？”中國軍官說。
“案卷全是俄文。
” 但是俄國軍官已經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車已經向這幢辦公樓駛來。
他轉身握手，走出門又回來，原來他忘了他的呢大衣。
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過過道，推門，那吉普車正好停在門外，他跳上去，車就開走了。
中國軍官朝窗外望望那輛吉普車，厭惡地把案卷丢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麼辦？”他的助手走進來，規矩地站在他背後問。
“監牢再好，現在不是養犯人的時候。
這個地方應當做兵營――你先把案卷清理成兩批。
能放的都放，本來判了死刑的，盡快執行，俄國佬不想沾手，算是讓我們立威，我們代為執行，延續法紀。
” “政治犯呢？” “他們的政治犯，不就是我們的同志？哪怕漢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
你問明情況，留下問題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隻有那個俄奸不能放。
誰弄得清那是怎麼一回事？萬一俄國人改了主意，回過頭來跟我們要犯人，我們交不出人，不成了影響邦交的事。
” 他放下茶杯，準備離開，又回過頭來，到桌前翻開案卷，看看照片，一個俊氣的少年，卷曲的黑頭發，看不出是哪國人。
他對助手說：“誰知道他是俄國人還是中國人？這年頭，小心為是，看緊點沒有錯。
單人監禁，不準探監！” 他搖搖頭，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個月之後，少年才走出監牢。
他樣子不像一個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國際罪犯”，多少得到寬待，幾乎可以說養尊處優，他現在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瘦成一條的少年。
一年三個月之後的他，長得健壯得多，很有些男子氣概了。
但是最近監牢夥食越來越差，肚子都吃不飽，釋放他或許不是事出偶然。
也許因為他“地位特殊”，出獄時，管監獄的班長，找了一套舊軍裝給他。
他覺得軍服不方便，但是班長告訴他，這不是國軍的軍服，國軍服裝給他是犯法的。
這是倉庫裡剩下的不知什麼倒黴鬼的軍服，沒有徽号，已經弄不清屬于哪個來占領過此地的軍隊。
少年知道他沒有什麼可挑選的，原主人也許被槍決了，但是已經輪不到他來忌諱這種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錯了。
他憂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個人望着長春的天空，他在牢裡天天在牆上用筆劃着數，盼着早點出獄。
這個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經沒有什麼居民。
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滿映宿舍，那裡住着國民黨的軍隊，原住戶統統都不見了。
後花園雜草半人高，一群蜂繞着牆根黃黃的野花飛。
從這兒看不到玉子的窗，那窗挂着亂七八糟的曬洗的衣服。
他收回視線，好陌生。
這一切，他在監獄裡他覺得是一場青春孤獨的想入非非，現在看來果真如此，什麼痕迹都沒留下：原本就該知道是個夢。
兩棵銀杏樹皆在，而且樹樁下生出新枝。
少年幾乎不用考慮，便直接朝這兒走。
他的房子還在，而且一切如舊。
他走近，覺察出房門虛掩着。
他記得他是鎖了門，那最後一天，他離開這兒時。
小心地推開門，他走了進去。
這個貧民區破地方，沒有什麼人光顧。
隻是他的破爛家具都被砸碎，大塊的都被拿走生火了。
他在破爛的家具中翻到鏡框，早碎了，照片上男人被人踩得已經模糊不清，隻有那女子還是依舊笑着。
他取下照片，仔細對折，塞到襯衫口袋裡。
那天上午，他因為來拿這張父母的照片，才回到這兒。
結果鄰居告訴他，滿映廠今天要決定每個員工的去向，他很着急，如飛似地趕回玉子的房間報信，打開門，玉子不在。
他想也未想就去了廠裡。
他在門口打聽那些受審查的人，知道要查中國人的漢奸，邊忙奔回玉子家去，翻找到那個令他讨厭的山崎修治留給玉子的黑夾子。
那個黑夾子竟然救了她，但也讓他從此失去了玉子。
這麼前後一回想，好象度過了半生。
少年閉了閉眼，這一瞬間，他突然想回到自己兒時在冰上轉圈的時候，，快樂的笑聲曾經穿越滿洲幾百裡的冰天雪地，他好想那種日子，淚水濕了他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