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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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完晚自習出來，我發現曆史老師辦公室的燈光還亮着，就走上那幢尖頂大樓。
他在看書，但我覺得他在等我。
看見我進來，他就笑了。
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說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這刻沒病，向毛主席保證。
我沒去拿茶杯，站在辦公桌前。
窗外飄起了小雨，辦公室燈光柔和，我心裡有種找到家的感覺。
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眼睛裡閃着光澤。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裡，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
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曆，隻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制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工職。
到底什麼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曆史老師也說不清。
母親先是在銀行作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
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桷樹枝桠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隻有一間，就以黃桷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曆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
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
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竄長，枝蔓四處勾延，纏着黃桷樹，貼着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
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瑩晶，蠕動着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裡，後門外面有怪叫和哭鬧聲。
“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
”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沖沖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說他看見的。
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闆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隻看不勸。
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突發病昏厥的人。
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
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曆史老師說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
“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
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裡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
他們都是一群有同等經曆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讨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
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象這裡的一般居民，隻有收香港電台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别的節目，收别的台：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
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台”，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麼嚴了，幹擾音也不那麼強了，但一提起這二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面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鐘。
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長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戶的木家俱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闆的街面全是泥漿，滑溜溜的，沒一處幹淨。
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
冬季下雨天特别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隻能穿夏天的涼鞋。
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顫。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這麼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象一踩就會滑動。
我戴了頂舊鬥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須，鬥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緻于灑在身上。
曆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
據他說，鄰居是不去他家的。
不去怕是有什麼禁忌，而禁忌就是對我的誘惑。
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裡裝滿誘惑，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
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在書櫥上，她的頭發雖說是全中國一樣的挂面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園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
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
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
和他象極了，她的神色象有話要對我說。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
有一台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
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
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梁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面，在這細雨中耐心地陰幹。
屋子裡許多地方，椅子，床頭，櫃子都擱着書，還有報紙。
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
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說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麼在夢裡去曆史老師家。
然後象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哪個角落裡坐下來，手裡捧着一本書，聽他們說話，整段整段背誦書裡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
他在看書，但我覺得他在等我。
看見我進來，他就笑了。
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說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這刻沒病，向毛主席保證。
我沒去拿茶杯，站在辦公桌前。
窗外飄起了小雨，辦公室燈光柔和，我心裡有種找到家的感覺。
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眼睛裡閃着光澤。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裡，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
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曆，隻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制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工職。
到底什麼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曆史老師也說不清。
母親先是在銀行作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
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桷樹枝桠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隻有一間，就以黃桷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曆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
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
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竄長，枝蔓四處勾延，纏着黃桷樹，貼着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
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瑩晶，蠕動着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裡，後門外面有怪叫和哭鬧聲。
“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
”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沖沖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說他看見的。
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闆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隻看不勸。
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突發病昏厥的人。
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
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曆史老師說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
“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
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裡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
他們都是一群有同等經曆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讨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
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象這裡的一般居民，隻有收香港電台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别的節目，收别的台：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
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台”，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麼嚴了，幹擾音也不那麼強了，但一提起這二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面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鐘。
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長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戶的木家俱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闆的街面全是泥漿，滑溜溜的，沒一處幹淨。
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
冬季下雨天特别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隻能穿夏天的涼鞋。
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顫。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這麼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象一踩就會滑動。
我戴了頂舊鬥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須，鬥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緻于灑在身上。
曆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
據他說，鄰居是不去他家的。
不去怕是有什麼禁忌，而禁忌就是對我的誘惑。
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裡裝滿誘惑，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
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在書櫥上，她的頭發雖說是全中國一樣的挂面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園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
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
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
和他象極了，她的神色象有話要對我說。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
有一台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
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
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梁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面，在這細雨中耐心地陰幹。
屋子裡許多地方，椅子，床頭，櫃子都擱着書，還有報紙。
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
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說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麼在夢裡去曆史老師家。
然後象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哪個角落裡坐下來，手裡捧着一本書，聽他們說話，整段整段背誦書裡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