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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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實事求是。
上報方案是給上級領導看的，實施方案是自己做的。
其實，隻要一個真實的實施方案就行，可是不行，倘若這麼弄就太傻帽了，因為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弄出兩個方案。
這種弄法表現在計生問題上就更突出了。
做了市長的東啟聰清楚，下邊鄉（鎮）報到市裡的新出生的嬰兒是一個數字，實際新出生的嬰兒則是另一個數字，這不是向上級申要資金，報的比實際需要的越多越好，對一個領導人物，超生超育是一票否決，全盤否定的，就是吃了豹子膽的人，也不敢對這事實事求是。
那就是什麼樣的數字合乎上級要求，就寫什麼樣的數字上報，至于下邊的真實情況，隻能說那才是假的，無非多些黑孩兒而已。
由于這種假是從“根”部造起，即使上級來查都無從查起，更難找出破綻。
東啟聰不相信上級大人物不知道計生中的實情，隻是處于無奈，佯裝一種糊塗吧。
東啟聰甚至這樣想，也許這是一種最合乎國情、縣情、鄉情、村情的手段，對于計生問題，“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須大打，打得越響越好”，也許正是這種有限的糊塗，使許多不該出生的黑孩兒出生了，但是也限制了許多黑孩兒出生，誰能說這不是領導人物的一種高明呢？看到這種深度，東啟聰對造假就見怪不怪了，甚至覺得造得有理，造得應該，有些事不能把弓拉得硬撅撅的，那樣的拉法要使弓崩斷的。
也是這種緣故嗎？像春節前夕的送禮現象，不得了啊，東啟聰心裡算了筆賬，哪個有權力的人物收受的禮金不超過自己的薪金，那就出了鬼啦。
隻是權力愈大，禮金愈高，禮金的分量是與權力大小成正比的。
其中不乏有權力和有大權力的人物，卻拒收禮金，但是這樣的人确實很少。
盡管每年春節前夕，上級機關都要出台有關制止國家幹部收受禮金之類的紅頭文件，但是每年的禮金都照收不誤，且有年年行情看漲趨勢。
俨然這事不比計生那事，那事應對的策略是“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須大打”。
這事運用的方略是“雷一定大打，雨可以不下”。
既然是幹打雷，不下雨，誰還怕地濕滑倒人哩，一個個?大膽往前走啦，沒事。
東啟聰學過政治，當過記者，又做政府官員，啥事能糊弄住他？啥事他看不明白？再看看反腐機關懲處貪官的政策，凡接受賄賂或貪污達兩千元人民币的公職人員，均已構成職務犯罪，當受到法律懲處。
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即可批準逮捕法辦這類犯罪者。
不知這條政策是何時制定的，東啟聰隻明白，在他當上政府官員的九十年代，貪污受賄達兩千元人民币的公務員，當被立案查處。
倘若依照這種标準嚴格懲治下去，東啟聰算了算，在國家幹部帶“長”字的人物中，大約能整掉過半數的“長”們，這隻是保守的數字。
真的如此整治腐敗，懲罰一個索賄或貪污幾千元人民币的幹部，往往這人很不服氣，會發出怪論，質問何以将矛頭對準了他？旁觀者也要發出一種論調，何以不整大的，去弄那小的幹啥？反貪鬥士則對答如流，“民不告，官不究矣，誰讓他被人告了，或者說，誰讓他撞到槍口上了。
”東啟聰悄悄地發問，難道反腐是靠“民”去告嗎？“民”能知曉多少事情，“民”掌握的東西太少太局限了，難道民不告的貪官，就可無法無天了嗎？不過
上報方案是給上級領導看的，實施方案是自己做的。
其實，隻要一個真實的實施方案就行，可是不行，倘若這麼弄就太傻帽了，因為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弄出兩個方案。
這種弄法表現在計生問題上就更突出了。
做了市長的東啟聰清楚，下邊鄉（鎮）報到市裡的新出生的嬰兒是一個數字，實際新出生的嬰兒則是另一個數字，這不是向上級申要資金，報的比實際需要的越多越好，對一個領導人物，超生超育是一票否決，全盤否定的，就是吃了豹子膽的人，也不敢對這事實事求是。
那就是什麼樣的數字合乎上級要求，就寫什麼樣的數字上報，至于下邊的真實情況，隻能說那才是假的，無非多些黑孩兒而已。
由于這種假是從“根”部造起，即使上級來查都無從查起，更難找出破綻。
東啟聰不相信上級大人物不知道計生中的實情，隻是處于無奈，佯裝一種糊塗吧。
東啟聰甚至這樣想，也許這是一種最合乎國情、縣情、鄉情、村情的手段，對于計生問題，“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須大打，打得越響越好”，也許正是這種有限的糊塗，使許多不該出生的黑孩兒出生了，但是也限制了許多黑孩兒出生，誰能說這不是領導人物的一種高明呢？看到這種深度，東啟聰對造假就見怪不怪了，甚至覺得造得有理，造得應該，有些事不能把弓拉得硬撅撅的，那樣的拉法要使弓崩斷的。
也是這種緣故嗎？像春節前夕的送禮現象，不得了啊，東啟聰心裡算了筆賬，哪個有權力的人物收受的禮金不超過自己的薪金，那就出了鬼啦。
隻是權力愈大，禮金愈高，禮金的分量是與權力大小成正比的。
其中不乏有權力和有大權力的人物，卻拒收禮金，但是這樣的人确實很少。
盡管每年春節前夕，上級機關都要出台有關制止國家幹部收受禮金之類的紅頭文件，但是每年的禮金都照收不誤，且有年年行情看漲趨勢。
俨然這事不比計生那事，那事應對的策略是“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須大打”。
這事運用的方略是“雷一定大打，雨可以不下”。
既然是幹打雷，不下雨，誰還怕地濕滑倒人哩，一個個?大膽往前走啦，沒事。
東啟聰學過政治，當過記者，又做政府官員，啥事能糊弄住他？啥事他看不明白？再看看反腐機關懲處貪官的政策，凡接受賄賂或貪污達兩千元人民币的公職人員，均已構成職務犯罪，當受到法律懲處。
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即可批準逮捕法辦這類犯罪者。
不知這條政策是何時制定的，東啟聰隻明白，在他當上政府官員的九十年代，貪污受賄達兩千元人民币的公務員，當被立案查處。
倘若依照這種标準嚴格懲治下去，東啟聰算了算，在國家幹部帶“長”字的人物中，大約能整掉過半數的“長”們，這隻是保守的數字。
真的如此整治腐敗，懲罰一個索賄或貪污幾千元人民币的幹部，往往這人很不服氣，會發出怪論，質問何以将矛頭對準了他？旁觀者也要發出一種論調，何以不整大的，去弄那小的幹啥？反貪鬥士則對答如流，“民不告，官不究矣，誰讓他被人告了，或者說，誰讓他撞到槍口上了。
”東啟聰悄悄地發問，難道反腐是靠“民”去告嗎？“民”能知曉多少事情，“民”掌握的東西太少太局限了，難道民不告的貪官，就可無法無天了嗎？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