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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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家起五更、打黃昏，啃幹糧、喝河水，三天就搞成了一條近四公裡長的大河堤。
有了這條河堤，在最後确定項目時，我就多次去請那些“死毬犟”的水利專家來灌河實地考察，通過現場辦公、酒桌辦公、物資辦公和經濟辦公，讓他們一個個臣服，終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
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關于灌河大橋的定位，我們經過力争，簡直是鬥争，最後迫使他們不得不同意變更設計，把橋修在街道正對的中心處。
多年以後，人們都說，這座橋，使灌河鎮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當時就見效，給下任書記留下了炒作地皮的機遇，讓他在解決經濟困擾的燃眉之急時，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
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經找不到了圖紙上設計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須按我們自己修築的成坯工程進行加固。
項目更改以後，投資金額也有了重大變化，由原來的二百五十多萬元，一下子增加到近五百萬元，差不多翻了一倍。
這一喜訊，叫灌河人民整整高興了兩年時間。
春天的季節，一般都是各級幹部開會最多的季節。
縣以下這一塊兒，沒有很長時間的“兩會”，主要是開一些工作型的會議。
先是各種總結表彰會，後是一些業務工作會，或者是二合一會議。
這些陸續召開的會議，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餘的，有些是加壓的，有些則是輕松的。
作為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最喜歡開的是一些總結表彰會，大多數都是縣裡職能部門召開的，往往有一定數額的獎金。
不管鄉鎮書記、鎮長參加與否，隻要獎到了你這個鄉鎮頭上，黨委書記、鄉鎮長肯定有份，因為“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各級黨委、政府領導的結果”嘛，所謂“黨委、政府領導”，得看誰在領導黨委、政府，結出的果子，黨委、政府的頭頭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
所以，一個春季，從表彰會上，就可以撈到不少零花錢。
不管上邊如何開會，鄉鎮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規律。
“鄉鎮幹部兩台戲，計劃生育宅基地。
”尤其是這計劃生育工作，屬于“一票否決”的項目，搞不好就有摘掉烏紗帽的可能。
所以，各級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唯恐出亂子。
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們國家最厲害的政策，之所以厲害，實際上是因為矯枉過正。
記得小時候，我們讀介紹偉大祖國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而自豪。
那時候，國家采取的是獎勵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還要補貼布票、紅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為英雄母親。
剛解放時，我們國家号稱“四萬萬五千萬”人口。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從“六億神州”很快要增長到九億人口的時候，有一個叫馬寅初的中國學者，借一個叫“馬爾薩斯”的外國學者的人口理論，建議國家施行計劃生育政策。
此言一出，不合時宜，本土的老馬因為“理論反動”被整得死去活來，西洋的老馬因為“反動理論”遭到口誅筆伐。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後，人口增長過快過猛的狀況，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對人口生産開始進行嚴厲的控制。
對于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說，最難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窮”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如此循環往複。
因此，治亂世必用重典。
改革開放以後，唯有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上下最具有威懾力。
各級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麼“男人戴套，女人戴環，領導帶頭”，什麼“撒下計劃生育的天羅地網”，什麼“甯可抓錯一千，決不放走一個”，什麼“一戶超生，十戶聯保”，什麼“要把超生戶罰得傾家蕩産”等等，層層下達“抓大肚、刮宮引産”的硬指标，動不動就抓人質、擡東西、挖糧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質，往往不抓婆婆，隻抓娘家媽，更顯得生女兒太窩囊。
随着處罰的不斷升級，成效才逐步明顯起來。
鄉鎮一級一直處在計劃生育工作的前沿陣地，計劃生育工作不僅成了鄉鎮工作的硬仗，也是鄉鎮政權可靠的财政支柱。
大家浴血奮戰，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許多抓得不深不透的問題。
于是，上級對下級的檢查就成了衡量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徑。
搞得好的，很少有什麼表揚，搞不好的，先是“黃牌警告”，接着“
有了這條河堤，在最後确定項目時，我就多次去請那些“死毬犟”的水利專家來灌河實地考察，通過現場辦公、酒桌辦公、物資辦公和經濟辦公，讓他們一個個臣服，終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
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關于灌河大橋的定位，我們經過力争，簡直是鬥争，最後迫使他們不得不同意變更設計，把橋修在街道正對的中心處。
多年以後，人們都說，這座橋，使灌河鎮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當時就見效，給下任書記留下了炒作地皮的機遇，讓他在解決經濟困擾的燃眉之急時，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
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經找不到了圖紙上設計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須按我們自己修築的成坯工程進行加固。
項目更改以後，投資金額也有了重大變化，由原來的二百五十多萬元，一下子增加到近五百萬元，差不多翻了一倍。
這一喜訊，叫灌河人民整整高興了兩年時間。
春天的季節，一般都是各級幹部開會最多的季節。
縣以下這一塊兒，沒有很長時間的“兩會”，主要是開一些工作型的會議。
先是各種總結表彰會，後是一些業務工作會，或者是二合一會議。
這些陸續召開的會議，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餘的，有些是加壓的，有些則是輕松的。
作為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最喜歡開的是一些總結表彰會，大多數都是縣裡職能部門召開的，往往有一定數額的獎金。
不管鄉鎮書記、鎮長參加與否，隻要獎到了你這個鄉鎮頭上，黨委書記、鄉鎮長肯定有份，因為“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各級黨委、政府領導的結果”嘛，所謂“黨委、政府領導”，得看誰在領導黨委、政府，結出的果子，黨委、政府的頭頭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
所以，一個春季，從表彰會上，就可以撈到不少零花錢。
不管上邊如何開會，鄉鎮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規律。
“鄉鎮幹部兩台戲，計劃生育宅基地。
”尤其是這計劃生育工作，屬于“一票否決”的項目，搞不好就有摘掉烏紗帽的可能。
所以，各級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唯恐出亂子。
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們國家最厲害的政策，之所以厲害，實際上是因為矯枉過正。
記得小時候，我們讀介紹偉大祖國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而自豪。
那時候，國家采取的是獎勵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還要補貼布票、紅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為英雄母親。
剛解放時，我們國家号稱“四萬萬五千萬”人口。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從“六億神州”很快要增長到九億人口的時候，有一個叫馬寅初的中國學者，借一個叫“馬爾薩斯”的外國學者的人口理論，建議國家施行計劃生育政策。
此言一出，不合時宜，本土的老馬因為“理論反動”被整得死去活來，西洋的老馬因為“反動理論”遭到口誅筆伐。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後，人口增長過快過猛的狀況，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對人口生産開始進行嚴厲的控制。
對于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說，最難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窮”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如此循環往複。
因此，治亂世必用重典。
改革開放以後，唯有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上下最具有威懾力。
各級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麼“男人戴套，女人戴環，領導帶頭”，什麼“撒下計劃生育的天羅地網”，什麼“甯可抓錯一千，決不放走一個”，什麼“一戶超生，十戶聯保”，什麼“要把超生戶罰得傾家蕩産”等等，層層下達“抓大肚、刮宮引産”的硬指标，動不動就抓人質、擡東西、挖糧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質，往往不抓婆婆，隻抓娘家媽，更顯得生女兒太窩囊。
随着處罰的不斷升級，成效才逐步明顯起來。
鄉鎮一級一直處在計劃生育工作的前沿陣地，計劃生育工作不僅成了鄉鎮工作的硬仗，也是鄉鎮政權可靠的财政支柱。
大家浴血奮戰，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許多抓得不深不透的問題。
于是，上級對下級的檢查就成了衡量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徑。
搞得好的，很少有什麼表揚，搞不好的，先是“黃牌警告”，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