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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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出怪事傳風涼閑話
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糾葛
翌日大早，我們幾個住在機關的書記、鎮長就起來察看院牆是怎麼塌下來的，很快院内的幹部們和一些起得早的群衆也都聚了過來，一下子，站滿了一院子人。
我想，這院牆幸虧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傷人可不得了。
因為院牆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來人往，這道牆東西長又有六七十米，人們即使看得見也跑不及。
我們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來這院牆是從地面上直接壘起來的，根本沒有紮根腳。
院内地勢高，院外地勢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堅持到現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迹。
我很生氣，問大家這是誰幹的好事，連個根腳都不下？同志們面面相觑，沒有人肯說出原委。
見大家都不吭聲，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們留下來的茬子，大家怎麼好意思說出來？也就不再窮追猛問。
我緩口氣對大家說，這院牆塌了實際是個好事兒，就這号糊弄人的壘法，遲早也是禍害。
正好，我們好好設計一下，搞堅固一些，同時把車庫也蓋起來，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我叫人去把建築隊的頭頭“精英”安雙辰喊來，帶他看前邊的院牆，盡快拿出重建的方案。
私下裡，老安給我說明了沒有紮根腳的原因。
他說，這個地方原來是一溜低矮的門面房，曲廣遠書記來了以後，覺得随着事業逐步擴大，車輛增多，人員增加，咱們這個機關院本來就小，再留下門面房沒有多大意義，也很不雅觀，就把我們找來，讓我們把門面給扒了，隻修一道院牆。
這樣一來，就傷了包用這幾間房子的一些機關幹部的感情，他們明裡不說什麼，暗地裡卻唆使鎮裡姓江的幾戶群衆出面幹涉。
原來這個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從山西過來做絲綢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産業，一度非常紅火。
可是，沒臨到解放，咱們的南下部隊路過這裡，就把它占了。
當時，中原省政府的省長就在這裡辦過公，以後又當過鄂北縣政府。
再後來就一直駐紮的是領導機關。
五十多年來，領導們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這一處若是農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給沒收了，可人家屬于個體工商企業，政策界限不一樣，1954年城鎮工商業改造時就确過權，有證據是人家的。
由于這裡已經成為政府機關所在地，這一家人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他家的老人已經謝世，幾個兒子還是搬出政策，找來依據，不依不饒，想把房産要回去，說他們的爹爹臨死時還念念不忘這件事兒。
在任的黨委、政府領導沒有一個不覺得這樣給他們太丢面子，就一直沒有答應。
因為“遷都”是一件大事，咱這灌河街範圍内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好地氣的地方，盡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況搬一次要花上大筆的錢？于是産權之争就由不斷上訪演變成了馬拉松官司。
眼看政府要敗訴，當時的領導不得已就和江家達成了妥協，答應賠人家一部分錢，法院就按時價，給他們判了一萬多塊錢，可到現在也沒有給人家一分錢，一直拖到了現在。
上次壘院牆時，廣遠書記一有動作，人家就找上門來，也不知他們是咋協商的，反正安排我們不紮根腳就壘了院牆。
領導定了，我們隻得照辦。
聽了這些曲曲折折的經曆，我心裡好笑，我們有些幹部，動不動就說群衆是“刁民”，其實，政府機關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衆耍賴皮。
但我還是安排安雙辰，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個一勞永逸的。
我想，這院牆幸虧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傷人可不得了。
因為院牆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來人往，這道牆東西長又有六七十米，人們即使看得見也跑不及。
我們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來這院牆是從地面上直接壘起來的，根本沒有紮根腳。
院内地勢高，院外地勢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堅持到現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迹。
我很生氣，問大家這是誰幹的好事，連個根腳都不下？同志們面面相觑，沒有人肯說出原委。
見大家都不吭聲，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們留下來的茬子，大家怎麼好意思說出來？也就不再窮追猛問。
我緩口氣對大家說，這院牆塌了實際是個好事兒，就這号糊弄人的壘法，遲早也是禍害。
正好，我們好好設計一下，搞堅固一些，同時把車庫也蓋起來，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我叫人去把建築隊的頭頭“精英”安雙辰喊來，帶他看前邊的院牆，盡快拿出重建的方案。
私下裡，老安給我說明了沒有紮根腳的原因。
他說，這個地方原來是一溜低矮的門面房，曲廣遠書記來了以後，覺得随着事業逐步擴大，車輛增多，人員增加，咱們這個機關院本來就小，再留下門面房沒有多大意義，也很不雅觀，就把我們找來，讓我們把門面給扒了，隻修一道院牆。
這樣一來，就傷了包用這幾間房子的一些機關幹部的感情，他們明裡不說什麼，暗地裡卻唆使鎮裡姓江的幾戶群衆出面幹涉。
原來這個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從山西過來做絲綢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産業，一度非常紅火。
可是，沒臨到解放，咱們的南下部隊路過這裡，就把它占了。
當時，中原省政府的省長就在這裡辦過公，以後又當過鄂北縣政府。
再後來就一直駐紮的是領導機關。
五十多年來，領導們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這一處若是農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給沒收了，可人家屬于個體工商企業，政策界限不一樣，1954年城鎮工商業改造時就确過權，有證據是人家的。
由于這裡已經成為政府機關所在地，這一家人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他家的老人已經謝世，幾個兒子還是搬出政策，找來依據，不依不饒，想把房産要回去，說他們的爹爹臨死時還念念不忘這件事兒。
在任的黨委、政府領導沒有一個不覺得這樣給他們太丢面子，就一直沒有答應。
因為“遷都”是一件大事，咱這灌河街範圍内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好地氣的地方，盡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況搬一次要花上大筆的錢？于是産權之争就由不斷上訪演變成了馬拉松官司。
眼看政府要敗訴，當時的領導不得已就和江家達成了妥協，答應賠人家一部分錢，法院就按時價，給他們判了一萬多塊錢，可到現在也沒有給人家一分錢，一直拖到了現在。
上次壘院牆時，廣遠書記一有動作，人家就找上門來，也不知他們是咋協商的，反正安排我們不紮根腳就壘了院牆。
領導定了，我們隻得照辦。
聽了這些曲曲折折的經曆，我心裡好笑，我們有些幹部，動不動就說群衆是“刁民”，其實，政府機關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衆耍賴皮。
但我還是安排安雙辰，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個一勞永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