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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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鄧一群現在可以說是安居樂業了。
一個農村出身的青年幹部，在城裡結了婚，算是真正紮了根。
回想起當時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機關裡人發現後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來還是值得的。
他是明智的。
也可以說，是機關裡人的嘲弄，及時地喚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時間裡和肖如玉親和。
斷開和葛素芹的聯系，對他并沒有什麼大的痛苦。
因為，他内心裡事實上早已經感覺到現實差距的存在，他沒有第二個可能的選擇。
新婚時的鄧一群感到相當的幸福，知足了，與他的那些同學相比，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剩下還有什麼好想的？那就是事業。
你要是一個演員，追求的就是演藝事業是否達到了高峰；你要是個科學家，就看你一輩子有沒有重大發明；你要是個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輩子是否寫出了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在機關裡工作，所謂“事業”，說穿了，就是仕途。
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順利，最終能到達一個什麼位置。
你要是能做到省長，那當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廳長，證明你的努力也是相當成功的，至少，你要成為一名處長。
如果你在機關裡幹了一輩子，卻還隻是一個科長，那麼可以說，你這一輩子就是白幹了。
能否當官，跟很多實際利益是相關的，比如工資、房子，甚至車子。
到了廳一級，你上班時就不用總是蹬自行車了。
機關行政科的老孫，才剛剛五十出頭，可那長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還要蒼老，臉上全是橫一道豎一道的溝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會拍馬，家裡負擔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
他的妻子是在郊縣上班，于是老孫的家也就住得遠。
他就這樣每天騎車上下班，風裡來雨裡去，光單程在路上的時間就要花一個半小時。
特别是夏天，有兩次鄧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頭花白的頭發，随風飄着，一件很舊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緊緊地貼在後背上。
鄧一群不想這樣，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樹。
有建樹，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
誰不希望自己過上一種更好的生活？幾年的機關生活，鄧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為了上去，暗地裡都在用功。
科級幹部想到處級，處級想到廳級，廳級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奮鬥。
當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卻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機關的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好方式。
現在，鄧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現實基礎，年齡上又是很大的優勢，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麼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結了婚後的鄧一群比原來更熱愛工作了，他對三科的工作格外認真。
鄧一群心裡清楚，要提拔，必須有一定的工作實績，一個人到了什麼位置，絕不是浪得虛名。
另外，他好好地表現對提拔他的領導們也是一個很好的交待。
劉志新副廳長和龔副廳長之間有些矛盾，鄧一群感覺到了。
計劃處這一塊工作從前年開始由劉副廳長分管，鄧一群和劉副廳長也時有接觸。
劉志新可以說是個非常稱職的領導，他對計劃處的工作了如指掌。
什麼工作該做，什麼工作要緩一緩，劉副廳長比幾個處長更清楚。
他就像個高明的棋手，知道什麼棋子放在什麼樣的位置最合适。
可以說，這兩年多來，計劃處在機關裡越發地醒目，與劉志新的領導有很大的關系。
鄧一群對劉志新是懷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處分的事，如果不是劉副廳長的一句話，也許他的檔案裡真的就會有一份處分。
那樣的後果真是不可想象。
自從劉志新分管計劃處以來，鄧一群總是努力表現自己，他想要讓他明白：他當年沒有看錯這個年輕人。
而劉廳長對鄧一群的工作也是滿意的，誇獎之餘，時不時地要同鄧一群開一兩句玩笑。
有時，兩人偶爾還會談談人生。
鄧一群感覺他心裡還是有一種辛酸的東西。
嚴格地說，劉副廳長并不适合從政。
在機關裡，劉志新是最沒有威嚴的領導，因為他從不會闆起臉來訓人。
誰要是做錯了什麼，他也絕不用大道理去批評，隻是讓那做錯事的同志主動承擔下來就算完。
也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廳也就終結了，所以，他有時候表現得就像一個小孩。
有時候他常有驚人之語，說什麼一等人才做學問，二等人才做教師，三等人才去當官。
計劃處的處長和下屬們聽了就笑，一起批評他是站着說話不腰疼。
他說：“你們不知道當官的累，要不我跟你們換換。
”下面一起喊“要不得”。
中午，他在食堂裡排隊買飯，有時開飯時間延長，他也像一般機關人員一樣表示不滿，使勁敲打飯盒，隻是他敲打出來的是音樂的聲音，而且還是西洋音樂，前後的人聽不懂，他就介紹說，這是什麼圓舞曲，這是什麼詠歎調，等等。
吃了飯就網羅人打牌。
他打牌時特别容易激動，常常為了一張牌而争得滿臉通紅，全然沒有廳長的架子。
有時，眼看輸了牌，就作弊，偷牌，沒有被發現，得意得不得了；被對手發現，先是千方百計地抵賴、狡辯，一旦關鍵被揭穿，立即樂得前俯後仰。
那笑聲，整條走廊上都能聽見。
作為機關裡的一般群衆，最願意接觸的也就是劉志新了。
鄧一群也喜歡劉志新，不僅因為過去劉志新對他有恩，關鍵是後來他們還成了一對牌友。
在機關裡，鄧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認的，他頭腦靈活，而且記性很好，一局牌下來，他能清楚地記得整個牌路過程。
省級機關有時舉辦打牌比賽，鄧一群常常能得個什麼獎回來，運氣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獎，絕無落空的時候。
有時出差，劉副廳長也喜歡帶上鄧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鄧一群很能理解領導的意圖，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聯成對手。
劉志新不會跳舞，所以，有時下到市裡，晚上隻能搞點打牌活動。
鄧一群很喜歡陪着劉志新。
在周潤南沒退之前，龔長庚和劉志新之間應該說并沒有什麼矛盾。
那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潤南和龔長庚之間。
但當龔長庚一旦成了主要負責人後，他們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覺中增大了。
這裡面的原因，外人平時是很難看得出來的。
鄧一群知道這一隐情是因為那個下午周潤南打電話問他關于機械廳上報省計劃經濟委員會的材料情況，鄧一群回說劉廳長還沒最後簽字，龔長庚聽了
一個農村出身的青年幹部，在城裡結了婚，算是真正紮了根。
回想起當時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機關裡人發現後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來還是值得的。
他是明智的。
也可以說，是機關裡人的嘲弄，及時地喚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時間裡和肖如玉親和。
斷開和葛素芹的聯系，對他并沒有什麼大的痛苦。
因為，他内心裡事實上早已經感覺到現實差距的存在，他沒有第二個可能的選擇。
新婚時的鄧一群感到相當的幸福，知足了，與他的那些同學相比，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剩下還有什麼好想的？那就是事業。
你要是一個演員，追求的就是演藝事業是否達到了高峰；你要是個科學家，就看你一輩子有沒有重大發明；你要是個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輩子是否寫出了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在機關裡工作，所謂“事業”，說穿了，就是仕途。
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順利，最終能到達一個什麼位置。
你要是能做到省長，那當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廳長，證明你的努力也是相當成功的，至少，你要成為一名處長。
如果你在機關裡幹了一輩子，卻還隻是一個科長，那麼可以說，你這一輩子就是白幹了。
能否當官，跟很多實際利益是相關的，比如工資、房子，甚至車子。
到了廳一級，你上班時就不用總是蹬自行車了。
機關行政科的老孫，才剛剛五十出頭，可那長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還要蒼老，臉上全是橫一道豎一道的溝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會拍馬，家裡負擔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
他的妻子是在郊縣上班，于是老孫的家也就住得遠。
他就這樣每天騎車上下班，風裡來雨裡去，光單程在路上的時間就要花一個半小時。
特别是夏天，有兩次鄧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頭花白的頭發，随風飄着，一件很舊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緊緊地貼在後背上。
鄧一群不想這樣，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樹。
有建樹，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
誰不希望自己過上一種更好的生活？幾年的機關生活，鄧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為了上去，暗地裡都在用功。
科級幹部想到處級，處級想到廳級，廳級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奮鬥。
當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卻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機關的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好方式。
現在，鄧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現實基礎，年齡上又是很大的優勢，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麼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結了婚後的鄧一群比原來更熱愛工作了，他對三科的工作格外認真。
鄧一群心裡清楚，要提拔，必須有一定的工作實績，一個人到了什麼位置，絕不是浪得虛名。
另外，他好好地表現對提拔他的領導們也是一個很好的交待。
劉志新副廳長和龔副廳長之間有些矛盾，鄧一群感覺到了。
計劃處這一塊工作從前年開始由劉副廳長分管，鄧一群和劉副廳長也時有接觸。
劉志新可以說是個非常稱職的領導，他對計劃處的工作了如指掌。
什麼工作該做，什麼工作要緩一緩，劉副廳長比幾個處長更清楚。
他就像個高明的棋手，知道什麼棋子放在什麼樣的位置最合适。
可以說，這兩年多來，計劃處在機關裡越發地醒目，與劉志新的領導有很大的關系。
鄧一群對劉志新是懷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處分的事，如果不是劉副廳長的一句話，也許他的檔案裡真的就會有一份處分。
那樣的後果真是不可想象。
自從劉志新分管計劃處以來，鄧一群總是努力表現自己，他想要讓他明白：他當年沒有看錯這個年輕人。
而劉廳長對鄧一群的工作也是滿意的，誇獎之餘，時不時地要同鄧一群開一兩句玩笑。
有時，兩人偶爾還會談談人生。
鄧一群感覺他心裡還是有一種辛酸的東西。
嚴格地說，劉副廳長并不适合從政。
在機關裡，劉志新是最沒有威嚴的領導，因為他從不會闆起臉來訓人。
誰要是做錯了什麼，他也絕不用大道理去批評，隻是讓那做錯事的同志主動承擔下來就算完。
也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廳也就終結了，所以，他有時候表現得就像一個小孩。
有時候他常有驚人之語，說什麼一等人才做學問，二等人才做教師，三等人才去當官。
計劃處的處長和下屬們聽了就笑，一起批評他是站着說話不腰疼。
他說：“你們不知道當官的累，要不我跟你們換換。
”下面一起喊“要不得”。
中午，他在食堂裡排隊買飯，有時開飯時間延長，他也像一般機關人員一樣表示不滿，使勁敲打飯盒，隻是他敲打出來的是音樂的聲音，而且還是西洋音樂，前後的人聽不懂，他就介紹說，這是什麼圓舞曲，這是什麼詠歎調，等等。
吃了飯就網羅人打牌。
他打牌時特别容易激動，常常為了一張牌而争得滿臉通紅，全然沒有廳長的架子。
有時，眼看輸了牌，就作弊，偷牌，沒有被發現，得意得不得了；被對手發現，先是千方百計地抵賴、狡辯，一旦關鍵被揭穿，立即樂得前俯後仰。
那笑聲，整條走廊上都能聽見。
作為機關裡的一般群衆，最願意接觸的也就是劉志新了。
鄧一群也喜歡劉志新，不僅因為過去劉志新對他有恩，關鍵是後來他們還成了一對牌友。
在機關裡，鄧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認的，他頭腦靈活，而且記性很好，一局牌下來，他能清楚地記得整個牌路過程。
省級機關有時舉辦打牌比賽，鄧一群常常能得個什麼獎回來，運氣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獎，絕無落空的時候。
有時出差，劉副廳長也喜歡帶上鄧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鄧一群很能理解領導的意圖，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聯成對手。
劉志新不會跳舞，所以，有時下到市裡，晚上隻能搞點打牌活動。
鄧一群很喜歡陪着劉志新。
在周潤南沒退之前，龔長庚和劉志新之間應該說并沒有什麼矛盾。
那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潤南和龔長庚之間。
但當龔長庚一旦成了主要負責人後，他們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覺中增大了。
這裡面的原因，外人平時是很難看得出來的。
鄧一群知道這一隐情是因為那個下午周潤南打電話問他關于機械廳上報省計劃經濟委員會的材料情況，鄧一群回說劉廳長還沒最後簽字，龔長庚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