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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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她是在6年前，那時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學校學習。
我任她的教官。
” “她剛在喬治敦讀完了心理學碩士。
”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說了什麼他認為我不知道的事，然後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
” “在布拉格堡時你們就在一起嗎？” “我在學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訓練隊。
” “後來呢？” “後來就去了德國。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那兒的。
再後來我們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種軍事學校，在那兒當了一陣教官。
之後我們被派到海灣去執行同樣的任務，之後又去五角大樓。
簡單說來，兩年前我們又一起來到了哈德雷堡。
怎麼，難道這些都有必要講嗎？”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麼，上校？” “這是保密的。
” “噢。
”我邊記邊點了點頭。
兩個人能這麼久在一起執行任務确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戰争心理學這一特殊領域。
就我所知，在部隊裡，即使夫妻倆也沒有他們這樣的好運氣。
比如說可憐的辛西娅吧，她當時雖然沒和特種部隊的那個家夥結婚，但已經和他訂了婚。
辛西娅被派到布魯塞爾，他卻被派往巴拿馬運河區。
我對穆爾上校說：“你們的工作關系很不錯嘛。
” “是的。
坎貝爾上尉非常聰明能幹，有追求，能言善辯，而且值得信賴。
” 聽起來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總結上寫的評語。
顯然，他們很合得來。
我問他：“她算是你的‘被保護人’嗎？”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這個法語詞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情婦”或者其他更肮髒的外來詞。
他回答說：“她是我的下級。
” “對。
”我把他的話歸在我早已拟好的“廢話欄”中。
“您認識她的父親嗎？” “是的，不過不太熟悉。
” “來哈德雷堡之前您見過他嗎？” “是的，偶爾能見到。
我們在海灣時見過他幾次。
” “我們？” “安和我。
” “哦。
”我也把這記了下來。
我又問了他幾個問題。
顯然我們兩人都覺得這些沒什麼意思。
其實我這次和他談話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前，先對他有個準确的印象。
一旦人們知道談話對象是警察就會采取對策。
另外，《軍隊時報》的記者是不能問“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這類問題的，但警察可以問。
于是我問他：“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 他站了起來：“這是他媽的什麼問題？我要控告你。
” 我把證件亮了出來：“我是犯罪調查處的。
上校，請坐下。
” 他先是盯着我的證件看了一會兒，繼而又轉向我，兩眼頓時射出咄咄逼人的紅色死亡之光，像恐怖電影裡的一樣十分可怕。
我又說：“請坐，上校。
” 他鬼鬼祟祟地朝這個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間看了看，好像擔心自己有被包圍或其他什麼危險。
最後，他坐了下來。
上校跟上校不同。
從理論上講，官銜比擁有這個官銜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這個人也要尊重這個人的官銜。
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
比如說，福勒上校擁有上校的權力和尊嚴，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
而穆爾上校就我所知卻與任何權力機構都沒有聯系。
我對他說：“我正在調查安-坎貝爾上尉被殺一案。
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讀你的權利，請你如實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好嗎？” “你無權冒充——” “那就讓我自己為我的雙重性格煩惱吧，好嗎？第一個問題——” “沒有律師在場我拒絕回答。
” “我想你是因為看了太多的非軍事電影。
你沒有權利找律師，也沒有權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
如果你不主動合作的話，我就把你列為嫌疑犯，宣讀你的權利，把你帶到憲兵司令部大樓，宣布我有了一個嫌疑犯，他要請律師。
那你就陷入了軍法約束之中。
怎麼樣？”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根本沒有什麼可隐瞞的，可我抗議你把我弄到這樣一個被動的地位。
” “好吧。
第一個問題：你最後看到坎貝爾上尉是什麼時候？” 他清了清嗓子，調整了一下态度，說：“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約4點半時，她說她要去俱樂部弄點吃的，然後再去要求值勤。
” “昨晚她為什麼自願值勤？” “不清楚。
” “晚上她從基地總部給你打過電話嗎？還是你給她打
我任她的教官。
” “她剛在喬治敦讀完了心理學碩士。
”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說了什麼他認為我不知道的事，然後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
” “在布拉格堡時你們就在一起嗎？” “我在學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訓練隊。
” “後來呢？” “後來就去了德國。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那兒的。
再後來我們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種軍事學校，在那兒當了一陣教官。
之後我們被派到海灣去執行同樣的任務，之後又去五角大樓。
簡單說來，兩年前我們又一起來到了哈德雷堡。
怎麼，難道這些都有必要講嗎？”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麼，上校？” “這是保密的。
” “噢。
”我邊記邊點了點頭。
兩個人能這麼久在一起執行任務确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戰争心理學這一特殊領域。
就我所知，在部隊裡，即使夫妻倆也沒有他們這樣的好運氣。
比如說可憐的辛西娅吧，她當時雖然沒和特種部隊的那個家夥結婚，但已經和他訂了婚。
辛西娅被派到布魯塞爾，他卻被派往巴拿馬運河區。
我對穆爾上校說：“你們的工作關系很不錯嘛。
” “是的。
坎貝爾上尉非常聰明能幹，有追求，能言善辯，而且值得信賴。
” 聽起來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總結上寫的評語。
顯然，他們很合得來。
我問他：“她算是你的‘被保護人’嗎？”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這個法語詞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情婦”或者其他更肮髒的外來詞。
他回答說：“她是我的下級。
” “對。
”我把他的話歸在我早已拟好的“廢話欄”中。
“您認識她的父親嗎？” “是的，不過不太熟悉。
” “來哈德雷堡之前您見過他嗎？” “是的，偶爾能見到。
我們在海灣時見過他幾次。
” “我們？” “安和我。
” “哦。
”我也把這記了下來。
我又問了他幾個問題。
顯然我們兩人都覺得這些沒什麼意思。
其實我這次和他談話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前，先對他有個準确的印象。
一旦人們知道談話對象是警察就會采取對策。
另外，《軍隊時報》的記者是不能問“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這類問題的，但警察可以問。
于是我問他：“你和她有過兩性關系嗎？” 他站了起來：“這是他媽的什麼問題？我要控告你。
” 我把證件亮了出來：“我是犯罪調查處的。
上校，請坐下。
” 他先是盯着我的證件看了一會兒，繼而又轉向我，兩眼頓時射出咄咄逼人的紅色死亡之光，像恐怖電影裡的一樣十分可怕。
我又說：“請坐，上校。
” 他鬼鬼祟祟地朝這個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間看了看，好像擔心自己有被包圍或其他什麼危險。
最後，他坐了下來。
上校跟上校不同。
從理論上講，官銜比擁有這個官銜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這個人也要尊重這個人的官銜。
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
比如說，福勒上校擁有上校的權力和尊嚴，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
而穆爾上校就我所知卻與任何權力機構都沒有聯系。
我對他說：“我正在調查安-坎貝爾上尉被殺一案。
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讀你的權利，請你如實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好嗎？” “你無權冒充——” “那就讓我自己為我的雙重性格煩惱吧，好嗎？第一個問題——” “沒有律師在場我拒絕回答。
” “我想你是因為看了太多的非軍事電影。
你沒有權利找律師，也沒有權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
如果你不主動合作的話，我就把你列為嫌疑犯，宣讀你的權利，把你帶到憲兵司令部大樓，宣布我有了一個嫌疑犯，他要請律師。
那你就陷入了軍法約束之中。
怎麼樣？”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根本沒有什麼可隐瞞的，可我抗議你把我弄到這樣一個被動的地位。
” “好吧。
第一個問題：你最後看到坎貝爾上尉是什麼時候？” 他清了清嗓子，調整了一下态度，說：“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約4點半時，她說她要去俱樂部弄點吃的，然後再去要求值勤。
” “昨晚她為什麼自願值勤？” “不清楚。
” “晚上她從基地總部給你打過電話嗎？還是你給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