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陳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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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
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争還沒有開始。
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
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
我雖然沒有明确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
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不願意厚着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
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
現在時過境遷，在４０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于１９６９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将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
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５年，算是壽登耄耋了。
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
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獲。
我明确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
哲人其萎，空餘著述。
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
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
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号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
我身曆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
現在隻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
我并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确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
我的悲劇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裡”，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萬裡”。
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纭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
這裡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
清夜扪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１００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内，難以回馬。
”此中滋味，隻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
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身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
我隻舉一個小例子。
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裡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
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
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于今為烈。
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
在這裡也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
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
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麼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
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内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
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
”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
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
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
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
在國内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
一個是胡适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
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
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
至于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
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隻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曆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讨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内，群賢畢至。
中大還特别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
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
國内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
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
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
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
擲筆長歎，不禁老淚縱橫矣。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
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争還沒有開始。
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
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
我雖然沒有明确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
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不願意厚着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
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
現在時過境遷，在４０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于１９６９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将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
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５年，算是壽登耄耋了。
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
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獲。
我明确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
哲人其萎，空餘著述。
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
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
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号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
我身曆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
現在隻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
我并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确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
我的悲劇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裡”，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萬裡”。
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纭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
這裡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
清夜扪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１００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内，難以回馬。
”此中滋味，隻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
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身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
我隻舉一個小例子。
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裡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
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
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于今為烈。
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
在這裡也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
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
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麼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
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内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
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
”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
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
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
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
在國内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
一個是胡适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
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
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
至于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
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隻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曆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讨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内，群賢畢至。
中大還特别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
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
國内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
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
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
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
擲筆長歎，不禁老淚縱橫矣。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