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陳寅恪先生
關燈
小
中
大
佳話。
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鹞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适幽居。
”講的就是這一件事。
現在卻輪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
适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
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
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
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
陳先生隻收２０００美元。
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
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
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
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内，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
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
不意竟得到他的贊賞。
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
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
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
差幸我的結論并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贊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
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談但極少。
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
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
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
就連那一位由于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
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世滄桑，轉眼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年底。
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
胡适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
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
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産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并不反對共産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産主義。
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于他對國民黨的态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态度上。
１９４０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
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
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态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
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
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裡沒有動。
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台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
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
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
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庠，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
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郁之感。
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郁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
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隻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１９５１年，我奉命随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
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将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
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
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
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
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
陳師是極富于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
解放後不久，正當衆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
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
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鬥，
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鹞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适幽居。
”講的就是這一件事。
現在卻輪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
适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
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
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
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
陳先生隻收２０００美元。
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
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
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
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内，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
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
不意竟得到他的贊賞。
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
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
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
差幸我的結論并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贊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
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談但極少。
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
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
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
就連那一位由于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
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世滄桑，轉眼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年底。
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
胡适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
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
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産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并不反對共産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産主義。
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于他對國民黨的态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态度上。
１９４０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
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
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态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
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
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裡沒有動。
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台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
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
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
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庠，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
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郁之感。
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郁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
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隻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１９５１年，我奉命随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
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将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
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
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
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
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
陳師是極富于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
解放後不久，正當衆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
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
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