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陳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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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
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
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
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
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聖的。
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
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系，應該從６５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
我于１９３０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
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
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
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
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铎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铎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
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
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
我們是慕名而去的。
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于是威儀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
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
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于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
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
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闆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xx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衆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斯（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üｄｅｒｓ），在國内隻有陳師一人。
他被海内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
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裡計。
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
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并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教授的教導和熏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于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獲，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
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
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裡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
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
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
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
關于後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并不太多。
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
有時候，在校内林蔭道上，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
身着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着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
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内外的大學者。
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别離。
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
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
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
我從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
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
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
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
有人說：“名師出高徒。
”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
忝列門牆，言之汗顔。
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
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
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
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
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聖的。
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
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系，應該從６５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
我于１９３０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
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
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
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
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铎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铎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
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
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
我們是慕名而去的。
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于是威儀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
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
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于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
參考書用的是《
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闆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xx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衆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斯（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üｄｅｒｓ），在國内隻有陳師一人。
他被海内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
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裡計。
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
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并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教授的教導和熏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于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獲，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
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
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裡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
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
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
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
關于後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并不太多。
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
有時候，在校内林蔭道上，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
身着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着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
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内外的大學者。
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别離。
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
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
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
我從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
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
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
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
有人說：“名師出高徒。
”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
忝列門牆，言之汗顔。
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