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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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有過幾次“輸液”或者甚至“換血”的過程。
印度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是第一次“輸液”。
明清之際西方思想傳入，是第二次“輸液”。
五四運動可以算是第三次“輸液”。
有這樣幾次“輸液”的過程，中國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
這樣的“輸液”西方文化是不明顯的。
工業革命以後的繁榮階段，更是根本沒有。
這是東西方文化最顯著的區别之一。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見。
（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上面（二）實際上已經解決。
但是，慎之在《後記》裡十分強調說：“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我最不能同意的。
”因此，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唠叨上幾句。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理論（慎之的“論”），毋甯說它是一個曆史事實。
既然在人類曆史上有過許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滅滅，變動不已，從廣義上來看，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把範圍縮小一點，縮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情況稍有不同。
在這裡，曆史上曾有過“三十年河東”，現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個“三十年河東”，這就有點理論味道了，因為曆史還沒有證明其“是”與“否”。
我認為是“是”，理由上面（二）已經陳述過了。
至于究竟如何，那就有待于曆史的證明。
黑格爾用正—反—合這個公式說明事物發展規律。
我覺得，在東西文化的關系上應該是正—反—正。
但是我對于理論不是内行，提出來求教于通人。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古老的笑話，是關于兩個近視眼看匾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
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讨論的問題，等于還沒拿出來的那一塊匾。
這樣的問題隻有曆史的發展能最終解決，理論不管多麼完美，多麼奇妙，在沒有被事實證明以前，都隻能說是空想。
因此，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就到此為止，今後不想再寫２１世紀“暢想曲”了。
這個問題留給文學家，留給詩人去處理吧。
下面介紹第二篇文章：鄭敏教授的《詩歌與科學：世紀末重讀雪萊〈詩辨〉的震動與困惑》。
①雪萊（１７９２～１８２２年）的這一篇文章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真正閃耀着“天才的火花”。
西人有言：“詩人是預言家”，這話極有見地。
詩人大概比我在上面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視眼要高明得多多了。
鄭敏先生又以自己詩人的敏感寫出了重讀這篇文章的震動與困惑，極具有啟發性，這與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幾乎完全符合。
我不禁有點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面就鄭敏教授的文章談幾點意見。
（一）雪萊預言工業發展的惡果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以驚人的詩人的敏感，在西方工業發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時候，預先看到了它能産生的惡果。
因為我自己沒有讀《詩辨》，我隻能依靠鄭敏先生的介紹。
我還是抄一點她的文章吧： 在他的感受裡，１９世紀上半期的英國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謂病入膏肓。
人們醉心于利用新興的科學占領财富，一味放縱鑽營的才能，而忽視心靈的培養。
人們以機械的生産壓制真正的創造性，而隻有創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識的源。
在《詩辨》中雪萊指控工業革命将人們引上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
② 鄭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寫道： 從１７世紀到１９世紀，西方文明在強大富裕的路上疾馳，價值觀念經受強大的沖擊，科技的驚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學黯然失色。
為積累财富所需的知識和理性活動成為文教界所重視的，而詩和想象力由于其無助于直接換取市場上的優勢而受到忽視，前者雪萊稱之為鑽營的本領，詩人意識到物質的豐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發展。
① 這些話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借鑒的意義。
我并不主張，一切的财富積累都必須反對。
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條，為我所不取。
但在積累财富的同時不應該進行點精神文明方面的教育嗎？ 接下去，鄭敏教授根據雪萊的預言列舉了一些随着高科技在２０世紀的發展而産生出來的“罪惡”：原子彈、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戰火、森林的被破壞、海洋受污染、動物種類不斷減少、臭氧層遭破壞、吸毒的蔓延、國際販毒活動猖狂、黑手黨的暴力活動、滅絕種族的納粹大屠殺、恐怖的夜間失蹤、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
這同我在一些文章中列舉的“弊端”，大同而小異。
真是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栗。
（二）雪萊開出的藥方 上面列舉的那一些現象，不管稱之為什麼，反正都是确确實實存在的，必須有解救的辦法，必須有治這些病的藥方。
根據鄭先生的介紹，雪萊開出來的藥方是詩與想象力，再加上一個愛。
根據鄭先生的解釋，“詩”，在很多情況下指的是詩的功能。
雪萊認為，詩是神聖的，它具有一種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惡。
“想象力”，雪萊在《詩辨》中提出了它作為對物質崇拜和金錢專政相對抗的解毒劑。
這種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圖的理念，康德的先驗主義，以及大量帶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義。
在《詩辨》看來，那在富與高尚之間遺失的環節，就是想象力和詩。
雪萊醫治人類創傷的另一劑良藥就是“愛”。
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地下兇神德漠高更說愛這雙有醫療功能的翅膀擁抱滿目瘡痍的世界。
總之，雪萊的浪漫主義想以愛來醫治人的創傷，以想象力來開拓人的崇高，以詩來滋潤久旱的大地。
他的這一些想法，我們不見得都能接受。
但是，這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啟發性，則是必須肯定的。
（三）人與大自然的關系 一講到愛，就會同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挂上了鈎。
在這個問題上，鄭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論述。
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話： 譬如當一部分人為了發财而瘋狂地破壞自然時，詩心使得一些人抗議濫殺野生動物，破壞原始森林，破壞臭氧層。
愈來愈多的人走出以“人”為中心的狹隘、愚昧的宇宙觀，認識到自然并不是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護自然。
盲目破壞自然環境，最終是要受到自然的懲罰。
在工業的初期，人類興奮于一些科技的發明而以為人類萬能，自我膨脹。
……使人類在愚蠢的謀财過程中大量傷害了自然，今天我們已看到人和自然間的文本的關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傷也面臨危機。
① 這些意見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見完全一緻。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意見的正确。
中國和東方一些國家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的正是這種思想和感情。
拯救全人類滅亡的金丹靈藥，雪萊提出來的是想象力、詩和愛，我們東方人提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歸，不必硬加軒轾。
（四）西方向東方學習 寫到這裡，已經接近西方必須向東方學習的問題了。
關于這個問題，鄭敏先生介紹了一些情況。
她說，随着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化時代，西方思潮中發展了一股向東方文化尋找清熱解毒的良藥的潛流。
她舉出了一些例子，比如２０世紀初的費諾羅薩（Ｆ
印度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是第一次“輸液”。
明清之際西方思想傳入，是第二次“輸液”。
五四運動可以算是第三次“輸液”。
有這樣幾次“輸液”的過程，中國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
這樣的“輸液”西方文化是不明顯的。
工業革命以後的繁榮階段，更是根本沒有。
這是東西方文化最顯著的區别之一。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見。
（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上面（二）實際上已經解決。
但是，慎之在《後記》裡十分強調說：“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我最不能同意的。
”因此，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唠叨上幾句。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理論（慎之的“論”），毋甯說它是一個曆史事實。
既然在人類曆史上有過許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滅滅，變動不已，從廣義上來看，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把範圍縮小一點，縮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情況稍有不同。
在這裡，曆史上曾有過“三十年河東”，現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個“三十年河東”，這就有點理論味道了，因為曆史還沒有證明其“是”與“否”。
我認為是“是”，理由上面（二）已經陳述過了。
至于究竟如何，那就有待于曆史的證明。
黑格爾用正—反—合這個公式說明事物發展規律。
我覺得，在東西文化的關系上應該是正—反—正。
但是我對于理論不是内行，提出來求教于通人。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古老的笑話，是關于兩個近視眼看匾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
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讨論的問題，等于還沒拿出來的那一塊匾。
這樣的問題隻有曆史的發展能最終解決，理論不管多麼完美，多麼奇妙，在沒有被事實證明以前，都隻能說是空想。
因此，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就到此為止，今後不想再寫２１世紀“暢想曲”了。
這個問題留給文學家，留給詩人去處理吧。
下面介紹第二篇文章：鄭敏教授的《詩歌與科學：世紀末重讀雪萊〈詩辨〉的震動與困惑》。
①雪萊（１７９２～１８２２年）的這一篇文章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真正閃耀着“天才的火花”。
西人有言：“詩人是預言家”，這話極有見地。
詩人大概比我在上面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視眼要高明得多多了。
鄭敏先生又以自己詩人的敏感寫出了重讀這篇文章的震動與困惑，極具有啟發性，這與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幾乎完全符合。
我不禁有點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面就鄭敏教授的文章談幾點意見。
（一）雪萊預言工業發展的惡果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以驚人的詩人的敏感，在西方工業發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時候，預先看到了它能産生的惡果。
因為我自己沒有讀《詩辨》，我隻能依靠鄭敏先生的介紹。
我還是抄一點她的文章吧： 在他的感受裡，１９世紀上半期的英國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謂病入膏肓。
人們醉心于利用新興的科學占領财富，一味放縱鑽營的才能，而忽視心靈的培養。
人們以機械的生産壓制真正的創造性，而隻有創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識的源。
在《詩辨》中雪萊指控工業革命将人們引上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
② 鄭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寫道： 從１７世紀到１９世紀，西方文明在強大富裕的路上疾馳，價值觀念經受強大的沖擊，科技的驚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學黯然失色。
為積累财富所需的知識和理性活動成為文教界所重視的，而詩和想象力由于其無助于直接換取市場上的優勢而受到忽視，前者雪萊稱之為鑽營的本領，詩人意識到物質的豐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發展。
① 這些話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借鑒的意義。
我并不主張，一切的财富積累都必須反對。
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條，為我所不取。
但在積累财富的同時不應該進行點精神文明方面的教育嗎？ 接下去，鄭敏教授根據雪萊的預言列舉了一些随着高科技在２０世紀的發展而産生出來的“罪惡”：原子彈、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戰火、森林的被破壞、海洋受污染、動物種類不斷減少、臭氧層遭破壞、吸毒的蔓延、國際販毒活動猖狂、黑手黨的暴力活動、滅絕種族的納粹大屠殺、恐怖的夜間失蹤、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
這同我在一些文章中列舉的“弊端”，大同而小異。
真是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栗。
（二）雪萊開出的藥方 上面列舉的那一些現象，不管稱之為什麼，反正都是确确實實存在的，必須有解救的辦法，必須有治這些病的藥方。
根據鄭先生的介紹，雪萊開出來的藥方是詩與想象力，再加上一個愛。
根據鄭先生的解釋，“詩”，在很多情況下指的是詩的功能。
雪萊認為，詩是神聖的，它具有一種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惡。
“想象力”，雪萊在《詩辨》中提出了它作為對物質崇拜和金錢專政相對抗的解毒劑。
這種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圖的理念，康德的先驗主義，以及大量帶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義。
在《詩辨》看來，那在富與高尚之間遺失的環節，就是想象力和詩。
雪萊醫治人類創傷的另一劑良藥就是“愛”。
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地下兇神德漠高更說愛這雙有醫療功能的翅膀擁抱滿目瘡痍的世界。
總之，雪萊的浪漫主義想以愛來醫治人的創傷，以想象力來開拓人的崇高，以詩來滋潤久旱的大地。
他的這一些想法，我們不見得都能接受。
但是，這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啟發性，則是必須肯定的。
（三）人與大自然的關系 一講到愛，就會同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挂上了鈎。
在這個問題上，鄭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論述。
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話： 譬如當一部分人為了發财而瘋狂地破壞自然時，詩心使得一些人抗議濫殺野生動物，破壞原始森林，破壞臭氧層。
愈來愈多的人走出以“人”為中心的狹隘、愚昧的宇宙觀，認識到自然并不是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護自然。
盲目破壞自然環境，最終是要受到自然的懲罰。
在工業的初期，人類興奮于一些科技的發明而以為人類萬能，自我膨脹。
……使人類在愚蠢的謀财過程中大量傷害了自然，今天我們已看到人和自然間的文本的關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傷也面臨危機。
① 這些意見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見完全一緻。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意見的正确。
中國和東方一些國家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的正是這種思想和感情。
拯救全人類滅亡的金丹靈藥，雪萊提出來的是想象力、詩和愛，我們東方人提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歸，不必硬加軒轾。
（四）西方向東方學習 寫到這裡，已經接近西方必須向東方學習的問題了。
關于這個問題，鄭敏先生介紹了一些情況。
她說，随着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化時代，西方思潮中發展了一股向東方文化尋找清熱解毒的良藥的潛流。
她舉出了一些例子，比如２０世紀初的費諾羅薩（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