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創作與翻譯并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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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是對我自己的總結,因為這樣幹的人極少。

     我這樣做,完全是環境造成的。

    研究學問是我畢生興趣之所在,我的幾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面。

    但是,在濟南高中讀書時期,我受到了胡也頻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響和鼓勵;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又受到了葉公超先生、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铎先生的獎勵,就寫起文章來。

    我寫過一兩首詩,現在全已逸失。

    我不願意寫小說,因為我厭惡虛構的東西。

    因此,我隻寫散文,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

    人都是愛虛榮的,我更不能例外。

    我寫的散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上述諸先生的垂青,後來又逐漸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鼓勵。

    我寫散文不間斷的原因,說穿了,就在這裡。

    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闆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

    就像是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沓來,亦人生一樂也。

    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卻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

    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對象,我哪裡敢魚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于無奈。

    我于1946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于國内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

    當時内心極度痛苦。

    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

    寫散文,我沒有那麼多真情實感要抒發。

    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裡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于那樣做。

    想來想去,眼前隻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

    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

    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

    這一部翻譯的産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

    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衆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裡。

    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着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

    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閑得無聊。

    心裡琢磨着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于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

    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别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

    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隻有一個編譯本。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