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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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隻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
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面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
在雜志上題目的下面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面，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
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
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面上隻印着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裡，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裡面一個角落裡去躲避。
在雜志的封面上或裡面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隻印着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面一個括弧裡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
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譯者就害怕讀者隻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裡，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隻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拼命往陰影裡擠了。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态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裡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
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
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
現在被谥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裡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
上面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
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
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贊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裡畫一個記号，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
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
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号，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裡一抹了。
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
至于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面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
但這裡正像别處也并不缺少有勇氣的人。
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
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裡面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
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
書的序裡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
但丁先生卻絕對否認是“譯”，隻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
我又有點糊塗起來。
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隻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
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無可取，裡面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
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
但我終于恍然大悟。
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于沒有機會，隻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裡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緻謝。
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
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
真是功德莫大。
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麼？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
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于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
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
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别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隻是随便舉出兩個例子。
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
隻是在我們國内耍這一套，關系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丢人。
我上面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面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
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
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裡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制裁這一群“英雄”！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面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
在雜志上題目的下面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面，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
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
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面上隻印着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裡，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裡面一個角落裡去躲避。
在雜志的封面上或裡面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隻印着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面一個括弧裡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
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譯者就害怕讀者隻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裡，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隻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拼命往陰影裡擠了。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态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裡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
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
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
現在被谥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裡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
上面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
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
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贊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裡畫一個記号，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
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
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号，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裡一抹了。
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
至于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面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
但這裡正像别處也并不缺少有勇氣的人。
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
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裡面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
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
書的序裡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
但丁先生卻絕對否認是“譯”，隻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
我又有點糊塗起來。
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隻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
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無可取，裡面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
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
但我終于恍然大悟。
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于沒有機會，隻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裡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緻謝。
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
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
真是功德莫大。
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麼？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
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于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
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
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别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隻是随便舉出兩個例子。
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
隻是在我們國内耍這一套，關系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丢人。
我上面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面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
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
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裡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制裁這一群“英雄”！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