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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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
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幹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
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
我照此辦理。
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
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
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夢。
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着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
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
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号，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号，笑着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别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
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着通過，學位拿到了手。
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
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
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
現在再在短期内，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
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隻有硬着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
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
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
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
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
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标點符号都包括在裡面。
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别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于他們的“笨”。
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
在這裡有幾種情況。
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豔稱。
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
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
寫文章時，用不着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
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
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
這是出上乘的錯。
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于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
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
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
隻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
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
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
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９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
我不去争辯。
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１９９１年５月５月寫于北京大學
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幹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
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
我照此辦理。
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
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
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夢。
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着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
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
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号，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号，笑着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别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
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着通過，學位拿到了手。
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
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
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
現在再在短期内，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
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隻有硬着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
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
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
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
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
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标點符号都包括在裡面。
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别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于他們的“笨”。
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
在這裡有幾種情況。
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豔稱。
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
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
寫文章時，用不着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
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
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
這是出上乘的錯。
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于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
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
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
隻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
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
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
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９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
我不去争辯。
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１９９１年５月５月寫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