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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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心态，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
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殺了。
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态看得出來。
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
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于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于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
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别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
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
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
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别呢？我看區别很大。
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
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
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
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面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裡面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面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裡面。
表面上看起來是煩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
陳先生在１９２９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系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于北大曆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我看在這裡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别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
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面。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面有很多傳說。
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來也不會。
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确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
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并不奇怪，若在５０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４５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
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
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
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
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
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将”。
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
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讨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贊揚。
羨林案：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
中大曆史系的同志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緻謝。
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
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
他們的心态，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
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殺了。
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态看得出來。
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
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于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于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
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别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
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
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
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别呢？我看區别很大。
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
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
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
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面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裡面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面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裡面。
表面上看起來是煩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
陳先生在１９２９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系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于北大曆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我看在這裡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别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
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面。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面有很多傳說。
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來也不會。
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确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
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并不奇怪，若在５０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４５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
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
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
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
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
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将”。
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
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讨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贊揚。
羨林案：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
中大曆史系的同志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緻謝。
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
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