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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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語系不知道哪一位黨組織幹部居然敢收下,而沒有向“黑幫大院”通報。

    否則我一定會多挨上一頓打。

    我至今感激不盡。

    我嬸母還告訴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對她沒有奚落,而且還偷偷地小聲對她說:“把錢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談到這種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溫暖,也總是感激不盡。

     但是,到了四十樓以後,應該我自己交黨費了。

    我這種非人非鬼的處境,卻使我不敢厚着臉皮去交黨費。

    此時黨組織好像已經不再活動。

    我也不知道向誰交。

    如此就耽誤了一些時間。

    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按時交黨費?”我十分坦誠地告訴他:“等到支部決定開除我出黨的時候,我一定會把所有拖欠的黨費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後離開。

    ”由此可見,我認為,留在黨内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黨費問題,我在四十樓頗有一些小小的無關大局的感慨。

    這一座樓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太熟悉了。

    我在東語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經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

    東語系的男學生在四十樓也住了極長的時間了。

    我必然要經常到這裡來的。

    我在這裡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

    我受到過熱烈的歡迎,也遭受過無情的淩辱。

    我不想發那些什麼“世态炎涼,人情如紙”一類的牢騷。

    因為世态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不這樣的人與事,隻能算是例外。

    因此這種事情已經不值得再發牢騷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異常脆弱的。

    我不能成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

    我從來也不想成為英雄。

    英雄是用特種材料造成的,而我實非其俦。

    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小小的個人悲歡,經常來打擾我。

    何況“十年浩劫”決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決非小事。

    以我這個脆弱的心靈來承受這空前的災難,來承受這一件極大極大的事,其艱難程度完全可以想見了。

    到了四十樓以後,我的處境應該說是已經有所改變。

    但是前途仍然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

    觸景生情,心裡就難免有所波動了。

     遠的不必講了。

    專就“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兩年多來說,四十樓就能喚起我很多不同的回憶,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從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的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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