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絕于人民”的邊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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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有恩無怨的老師，至少還應該有那麼一點敬意吧！
總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實際上，完全陷入一條深溝之内，左右無路，後退不能，向前進又是刀山火海。
我何去何從呢？ 一年多以來，我看夠了鬥争走資派的場面：語錄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腳踢，耳光相間；謾罵淩辱，背曲腰彎；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台，汗流滿面。
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
我作為旁觀者，膽戰心顫。
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
現在豈但辱而已哉！早已超過了這個界限。
我們中華古國，禮義之邦，竟有一些人淪落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原來我還可以逍遙旁觀，而今自己已成甕中之鼈，阱中之獸，任人宰割，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了！何況還有别人都沒有的裝滿半焚信件的籃子、一把菜刀和蔣介石的照片。
我就是長出一萬張嘴，也是說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惡極，罪在不赦”。
但是要我承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
血淋淋的鬥争場面，擺在我眼前。
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從呢？ 我必須做出抉擇。
抉擇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
第一條我是絕對辦不到的；看來隻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
這是一個萬分難做的決定。
人們常說：蝼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倘有萬分之一的生機，一個人是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的。
況且還有一個緊箍咒：誰要走這一條路，不管出于什麼原因，都是“自絕于人民”。
一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手中還剩下惟一的一點權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
如果這是“自絕于人民”的話，我就自絕于人民一下吧。
一個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還怕什麼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我眼睛一閉，讓世人去說三道四吧。
決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靜下來了，而且異常地平靜，異常地清醒。
我平靜地、清醒地、科學地考慮實現這個決定的手段和步驟。
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細緻，很具體，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
第一個就是曆史系教授汪某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幹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
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
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
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
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時“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
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
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
“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
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
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
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
我實在不理解。
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某某。
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
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
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
然
我何去何從呢？ 一年多以來，我看夠了鬥争走資派的場面：語錄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腳踢，耳光相間；謾罵淩辱，背曲腰彎；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台，汗流滿面。
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
我作為旁觀者，膽戰心顫。
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
現在豈但辱而已哉！早已超過了這個界限。
我們中華古國，禮義之邦，竟有一些人淪落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原來我還可以逍遙旁觀，而今自己已成甕中之鼈，阱中之獸，任人宰割，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了！何況還有别人都沒有的裝滿半焚信件的籃子、一把菜刀和蔣介石的照片。
我就是長出一萬張嘴，也是說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惡極，罪在不赦”。
但是要我承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
血淋淋的鬥争場面，擺在我眼前。
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從呢？ 我必須做出抉擇。
抉擇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
第一條我是絕對辦不到的；看來隻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
這是一個萬分難做的決定。
人們常說：蝼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倘有萬分之一的生機，一個人是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的。
況且還有一個緊箍咒：誰要走這一條路，不管出于什麼原因，都是“自絕于人民”。
一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手中還剩下惟一的一點權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
如果這是“自絕于人民”的話，我就自絕于人民一下吧。
一個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還怕什麼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我眼睛一閉，讓世人去說三道四吧。
決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靜下來了，而且異常地平靜，異常地清醒。
我平靜地、清醒地、科學地考慮實現這個決定的手段和步驟。
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細緻，很具體，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
第一個就是曆史系教授汪某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幹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
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
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
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
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時“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
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
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
“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
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
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
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
我實在不理解。
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某某。
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
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
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