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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忠心。
對後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聖母一樣。
我水平低，對于這一點完全贊同。
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消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時間的推移，由于我這個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裡才痛快，我對于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
兩派的信徒，特别是學生，采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
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麼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确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
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後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
不客氣的就直接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
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
我有點不耐煩了。
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
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
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争，我決心幹脆下海。
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
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
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
這個舉動有雙重性。
好處是，它給我的内心帶來了甯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
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
派性我本來就有的。
但過去必需加以隐蔽。
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閃閃了。
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幸心理。
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産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曆史是清白的。
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隻是我的想法的一面。
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
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
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
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幹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
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裡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櫃裡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
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
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
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餘裕。
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幸心理并不可靠。
我懷着這種僥幸心理，在走鋼絲，随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
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
我心裡像揣着十五隻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此時，流言極多。
一會兒說要揪我了；一會兒又說要抄我的家了。
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
在我的日記裡，我幾乎每一周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
”這暴風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
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老。
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
對後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聖母一樣。
我水平低，對于這一點完全贊同。
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消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時間的推移，由于我這個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裡才痛快，我對于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
兩派的信徒，特别是學生，采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
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麼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确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
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後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
不客氣的就直接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
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
我有點不耐煩了。
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
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
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争，我決心幹脆下海。
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
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
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
這個舉動有雙重性。
好處是，它給我的内心帶來了甯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
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
派性我本來就有的。
但過去必需加以隐蔽。
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閃閃了。
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幸心理。
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産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曆史是清白的。
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隻是我的想法的一面。
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
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
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
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幹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
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裡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櫃裡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
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
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
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餘裕。
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幸心理并不可靠。
我懷着這種僥幸心理，在走鋼絲，随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
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
我心裡像揣着十五隻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此時，流言極多。
一會兒說要揪我了；一會兒又說要抄我的家了。
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
在我的日記裡，我幾乎每一周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
”這暴風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
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老。
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
